高科技军阀-第3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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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排除在外。双方再次陷入到了僵持之中。日本代表团见到谈判丝毫没有转机，便威胁要退出谈判。

　　　　由于对日本方面通信密码的破译，美国方面清楚地了解到了日本的底线，经过会议讨论之后，为了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方面同意了日本方面的要求。

　　　　12月15日，美英日三国代表就海军裁军问题达成临时协议，日本接受美国提出的10：10：7的主力舰比例；日本可以保留“纪伊”号而废弃“天城”号；作为交换，英国可以建造两艘装备16英寸舰炮的新战列舰；美国则可将“西弗吉尼亚”级中建造进度比较快的“科罗拉多”号和“马里兰”号继续建成，同时必须废弃“北达科它”号和“特拉华”号战列舰。

　　　　对于这一结果，以财部彪加藤友三郎为代表的对美温和派认为，要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而以海军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为代表的对美强硬派对此结果仍不满意，在日本接受美国提出的裁军比例的当晚，加藤宽治还挥泪狂呼：“对美国的战争开始于今日我们一定要报仇”

　　　　在商谈海军舰队比例的同时，日美两国就维持太平洋岛屿军事现状的问题达成一致，除夏威夷和日本本土外，所有正在进行、或计划进行的军事工程　立即停工，并加以冻结。但两国随即又对如何定义“日本本土”这一概念产生了纠葛。

　　　　按照日本的思路，所谓“本土”既包括日本列岛，又包括北方的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以及朝鲜南部。按照日本方面的理解，被认为不能修建新的海军基地的地区，只是一战中占领的德属太平洋岛屿，即后来的“南洋厅”。

　　　　美国则提出了与之大相径庭的意见，甚至拿出日本内务省在一战后公布的新行政区划细则，指出其中只有本州、九州和四国三岛的“三府四十三县”被称作“日本本土”，而南洋群岛既然与北海道、千岛并列为“三厅”，则其他三厅也不是日本本土，而是海外属地。至于被列为“二总督府”的朝鲜南部和西伯利亚东部地区这两处殖民地则更不能算日本本土了。美国以日本行政区划作为反击，一贯善于胡搅蛮缠的日本这次碰到了夹缠不清的美国，倒也有点因果轮回的味道。

　　　　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美日两国于1923年12月30日达成了限制防备区域的最终妥协，规定维持军事现状的地区如下：美国方面包括菲律宾、关岛、萨摩亚、阿留申群岛，但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大陆及近海岛屿、夏威夷和巴拿马运河区除外；日本方面包括小笠原群岛、南鸟岛　、以及全部太平洋日本委任统治领地，北海道和千岛群岛除外。

　　　　在随后美日与英国达成的协议中，东经110度以东的英属岛屿和香港、以及英澳新三国的委任统治岛屿也被包括在不许改变军事现状的地区之内。加拿大沿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本土及其领地　则被划除在外。这一协议没有对法属太平洋岛屿和荷属东印度做出任何限制，因为过于弱小的荷兰海军早已被排除在限制军备会议之外，法国海军也没有强大到在太平洋地区对日本或美国构成威胁的地步。；

　　　　美日双方好不容易达成了妥协，正当日本方面为外交方面取得的成绩而窃喜不已之际，美国人又适当的给日本人泼了些冷水，让日本人意识到，他们占的便宜，其实并不象看起来那么多。

　　　　华盛顿会议召开之后，美国立即把拆毁“英日同盟”作为其追求的第一个目标，并把这一问题与裁军问题联系起来。休斯认为，只要“英日同盟”继续存在，“就不会有令人满意的裁军”，因为“如果同盟存在，英国和日本的海军就会以绝对的优势压倒美国……但如果同盟失败，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在理论上就会以10：3的绝对优势对日本海军构成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英国代表得知美国坚决要求废除同盟的决心之后，担心如果将日本从同盟关系中解除出去，那么日本也许会加强在远东的独立扩张，或者向德国和苏俄那里寻求理解和合作。英国在财政上有求于美国，但又不愿意得罪日本，因此不仅打算保住“英日同盟”，而且试图将其扩大，把美国也拉入这一同盟中。基于这一设想，贝尔福便向休斯建议，用一个新的“英美日同盟”来取代现有的“英日同盟”。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也同意英国的建议，而且进一步提议，拟议中的新同盟将不带有任何军事联盟的性质，而只是有关缔约国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领土权和其他至关重要的权益受到威胁时的相互商议机制。美国一开始只对废除“英日同盟”感兴趣，而对所谓“英日同盟的替代物”一点兴趣都没有，但面对英日两国的提议，美国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策。

　　　　1923年12月1日，在英美日三国代表的联合会议上，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正式抛出了新的英美日同盟方案，这个方案不但涉及太平洋诸岛，而且涉及中国；不但涉及外交同盟，而且涉及军事同盟。他们计划的三国同盟实际上是英日同盟的扩大，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美国认为这是在变相保留“英日同盟”，既不符合美国的传统政策，又有悖于本次大会的方针。美国主张缔约国不应有使用军队解决争端的义务，该条约的范围应限于太平洋区域。

　　　　休斯提出了签订新盟约的两个条件：一是正式废除“英日同盟”，二是邀请法国和中国参加。美国坚持邀请法国和中国参加这一协定，是因为美国觉得英法两国在争夺近东及德国问题上矛盾重重，特别是法国对美国负债累累，把法国拉进这个协定，可以增强美国同英日角逐的力量。休斯还认为，邀请中国参加这一同盟，将使中国方面感到他们仍是远东的重要力量，在新的联盟中需要投票表决时，将有五票而不是三票，这样“就没有人会说英国和日本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在英国原方案和美国主张的基础上，由日本代表币原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该修正案经休斯、贝尔福、财部彪三人会晤通过后，由休斯通知中国和法国，请两国加入。这样就形成了“五国同盟”。

　　　　1923年12月7日，英美日三国就邀请法国和中国参加同盟达成一致意见。12月9日，对同盟协议内容达成一致，12月10日，五国对外宣布了协议内容。

　　　　1923年12月13日，美、英、中、法、日五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即通常所说的《五强条约》。根据《五强条约》第四条的规定，在五国于华盛顿交存批准书时生效之日起，“英日盟约”即正式废止。条约另外三条规定五国“相互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的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如果上述权利“遭受任何国家侵略行为的威胁时”，则五国应该“全面而坦率地进行协商，以便达成协议，联合地或单独地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五强条约》的有效期为10年。为了防止日本人节外生枝，条约中还规定了“太平洋岛屿属地和领地”对日本来说仅限于日本委任统治岛屿，不包括日本本土列岛、千岛和已经独立的琉球。；

　　　　“英日同盟”的废除是美国遏制日本在远东太平洋地区扩张的主要步骤，也是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英日同盟”废弃后，尚有若干日本政客眷恋过去该同盟所畀予日本之大惠，奔走游说于英国政治家之间，不过徒劳耳。“英日同盟”解体时，一战后期曾任日本驻英大使馆武官的田中国重大佐当时刚刚卸任回到东京，他对英国驻日武官皮戈特上校说：“将来，甚至可能连双方互换配置在部队的翻译军官也不受欢迎了。”

　　　　对于英国来说，俄德灭亡后继续维持该同盟的意义已经不大，若与日本无特别利害冲突，则可暗中维持双方之合作关系，但在日本不断侵犯英国在远东利益的情况下，将其废除倒也无妨，但是也有人预见性的指出，英日同盟关系一经解除，此后英国将不免成为当年沙皇尼古拉二世所称的“黄皮猴崽子”的敌对目标之一，在未来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不可能完全免于战祸，废除“英日同盟”所留下的后患将在未来以最暴烈的形式爆发出来。而以后形势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一观点。

　　　　对于美国来说，这一胜利的意义也不象它自己所评价的那么高。英国这一日本的国际支柱早已不稳，这一点日本自己也很清楚。在华盛顿会议前日本政府给其全权代表的训令中，就要求在扩大或改订英日同盟时“以维持日本在亚洲的特殊权利为基本原则”，显然，《五强条约》没有触动日本在远东的任何利益，而只是“太平洋岛屿属地及领地”的一个互不侵犯条约。而且美国在条约中还作了进一步让步，承认了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取得的特殊利益。

　　　　是　由，

（三百四十五）走向法西斯化的日本

　　　　一位美国学者还称，《五强条约》的后果是“……日本得到了英国和美国的保证，它们将不会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反对日本，日本只可能受到美国所能承担的运用外交压力的限制。”

　　　　“英日同盟的解体是一件可悲的事。从长远看，它对美国的影响绝不亚于英国……美国迫使英国废止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之举是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错误……英日同盟的废止在日本人中间引起了震惊，这是日本转而采取单独行动的开端……此举在心理上为日本人沟通了与德国和苏俄合作的途径……”

　　　　英国海军元帅查特菲尔德爵士也评论说，英国已经“把心怀不满的日本变成了潜在的可怕敌人”，“同盟关系的废止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认为西方世界在把一个失去利用价值的亚洲国家一脚踢开。许多联系就此被切断，而这些联系很可能对后来的和平具有决定性的价值”。

　　　　当然，对于查特菲尔德爵士的观点，也有很多人表示异议，他们认为，日本“和中国不同，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和这样的国家结盟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这样的国家强大起来后就会将目光瞄向自己昔日的盟友”，因此“‘英日同盟’的破裂带有某种必然性”，而“并不是所有的亚洲国家都象日本一样感到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象中国就没有对海军的吨位以及自己的地位和权益表示出任何不满，因为中国并不打算象日本那样无限制的扩张下去。”

　　　　从华盛顿会议的成果来看，这次会议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对中国非常有利的会议，因为无论是限制海军军备也好、英日同盟的废除也好，作为其直接诱因的日美对立，其起因和最终目的都是围绕着中国的的。因为对日本来说，中国已经挣脱了日本的控制，成为和日本地位一样的大国，中国的市场虽然仍然对日本开放，但日本已经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的肆无忌惮的进行掠夺，因为美国资本在中国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而对美国来说，战后的远东市场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1920年正式通航的巴拿马运河大大缩短了美国重要港口同远东之间的航程，进一步刺激了美国争夺远东的**。争夺远东、特别是中国地区的市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提到了首要地位。虽然战后经济危机的出现以及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滋长，使美国夺取中国金融和商品市场的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但美国还是尽可能的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日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美国将在中国的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处心积虑的想要对此进行破坏。而由于美日双方矛盾激烈，中国政府的一些反日要求在华盛顿会议上都得到了美国的支持。1923年11月21日，美国前国务卿鲁特便提出了四条决议案，包括：1、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2、给予中国最完全和充分的机会，以发展并维持稳固而有效的政府；3、利用各国的影响，以期建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的商业、工业机会均等原则；4、不得趁中国经济困难之机“谋求在华损害其他友好国家公民或臣民的权利”，并且“不得奖许有害这类国家安全的活动”。

　　　　“鲁特四条”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旨在于建立一个统一而有效的亲美政权，同时对日本努力排挤别国在华势力作出了不点名的指责。针对日本此前多次背信食言的教训，美国国务卿休斯于1923年12月16日又特别提出“各国不得在中国任何特定区域里建立商业或经济发展的垄断优先地位”，“鲁特四条”和休斯的提案最终都写入了《华盛顿条约》。

　　　　1922年2月6日，美、英、中、法、日、意五国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德国、挪威、瑞典、丹麦也于1925年加入了该公约），条约包括以下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