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第6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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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华军继续寻找苏军的弱点。8月11日，第8集团军集中5个师和2个重型坦克团（总计30辆“白虎”坦克）的重兵，企图从德国志愿军第5山地师手中夺取一个很小的桥头堡。依靠压倒优势，华军眼看就要获得胜利，却遭到德国志愿军第132步兵师的反击和重炮猛轰，险些功亏一篑。（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六百一十一）不一样的领袖，不一样的战斗
华军不肯放弃，作为预备队的第311步兵师和第503独立坦克营（14辆坦克）加入战斗。反复攻击之下，德第132步兵师也支撑不住了。
8月14至15日夜，苏德联军实施了撤退。8月16日，第1步兵师和第254步兵师替换下了残破不堪的第132步兵师。经过这次激战，华军重创了12至14个俄国营，消灭了34辆坦克。幸存的德国士兵虽然身心俱疲，却也感到中国人的攻势只能到此为止了。
事实上，华军在这一线的确已经元气大伤，炮弹也基本耗尽。8月17日，华军受命坚守占领地区。8月22日14时40分，傅孝安下令中止了战役。从7月22日至8月22日，华军纯减员20890人，伤59047人。总伤亡近8万。
苏军战时统计显示，从7月21日至8月20日，其第18集团军损失了26443人。但该数据的准确性值得怀疑：根据中国东线外军处的统计资料，从1943年7月2010月，苏军的野战师由43个增加为54个。兵力却从71万下降为50万1千。减少20万以上！而北方集团军群上报的7月21日至8月30日损失，却只有48649人！
以近20万人的损失。换取对方5万精兵的伤亡。对1944年的苏军来说，的确是上算的买卖。虽然拿人命来换算效率，显得很不道德，但斯大林显然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巨大的伤亡证明了苏联红军的英勇，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茹科夫、兹多罗夫采夫、哈里东诺夫“苏联英雄”称号，以表彰他们在空中撞击中国轰炸机的英勇行为的命令在报上发表后，斯大林给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打电话说：
“要更广泛地宣传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应当记住列宁的呼吁书：‘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要使人民相信，中国恶棍是可以击败，也应当击败的！”他不等回答就挂了电话。
是的。应当从精神上激励人们。报告和报刊每天都介绍千千万万的士兵、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不惜牺牲、为每一道防线而战斗的事迹……
除了纯粹的军事工作之外，斯大林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来处理经济问题和组织问题。最近几天，他同马林科夫和朱可夫一起研究了列宁格勒党组织提出的关于建立民兵师的问题。斯大林当时还不曾料到，这项倡议会变成一股强有力的潮流。到年底时竟然能组成将近60个民兵师、200个独立团，它们在以后的战争中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9月4日，沃兹涅先斯基和米高扬呈报了国防委员会“关于制定保证国防需要的军事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斯大林几乎看也不看就签了字，因为接待室里挤满了等候接见的军人。而他只能指望从各条战线传来越来越坏的消息。沃兹涅先斯基匆匆忙忙地报告说，8月30日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了总动员国民经济计划，规定在最短期限内将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在沃兹涅先斯基之前，撤退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晋见过斯大林，报告了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人员和贵重物资的撤运和安置顺序”决议的执行情况。按照计划，首先撤往西部的只是邻近国境线的企业。但是仅仅过了几天，军事上的失利就迫使他们彻底重新安排。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在极短的时间内能运走而且很快投产1523个工业企业，其中包括1360个国防工厂。对这个事实无论作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分。只是由于苏联人民发扬难以置信的、近似奇迹的自我牺牲精神，全力以赴，整个庞大的工业才得以向西迁移了几千公里，而且很快就开始恢复蒙受了损失的军用武器库。尽管进行了大迁移，而且常常遭到轰炸，国防工业在1944年仍然生产了6000架作战飞机、3500辆坦克、近8000门大炮和迫击炮。…；
……用一个半小时接见军人之后，斯大林又回过头来处理党和国家的事情，他签署了马林科夫提出的由中央任命的1170家重工业军用大厂的党委书记的名单。斯大林给马林科夫写了一张便笺：“我建议考虑一下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政治部中也建立这种制度。”
“今天我们通过了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建立几千个政治部的决定。由于大片国土沦陷及劳动力上前线，农业担负了保证军队和全国粮食供应的艰巨任务。”
把所有能够设想的最高职务集于一身的人几乎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战争进一步确立了他绝对独裁者的地位。
铁道人民委员伊？弗？科瓦廖夫这样写道：“我记得。有一次让我去克里姆林宫开会，当时我是军运局长。我一看，来的人有铁路干部、军人，还有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加会的还有卡冈诺维奇和贝利亚，贝利亚有一段时期负责运输工作。斯大林进来了。大家都站起身来。他开门见山地说：国防委员会决定成立运输委员会。我建议选举斯大林同志担任委员会主席……他自己是这么说的。这次会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可是我记住了这次会上的一句话：‘运输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前方的事情掌握在运输手里。请大家记住：不执行国防委员会的指令就送交军事法庭。’他的嗓门不高，说话有口音。可是我背上直发麻……”
“战争期间。我有几十次、甚至是几百次向最高统帅报告向前线的某个地区发送了多少列车。关于个别列车（装运特别重要的物资）的情况，我有时按斯大林的指示，每两小时向他报告一次。有一次，我‘丢失’了一趟列车。我说，列车在某个站上……可是站上没有这趟列车……斯大林大发雷霆：‘将军，你要是找不到这趟列车，就降为列兵，派你上前线！’我知道这个威胁不是说说而已。莫斯克温少将就曾被斯大林下令革职，降为列兵而且被派往前线。”
“波斯克烈贝舍夫见我面色煞白，又补充了一句：‘小心点。别自讨苦吃。主人正在火气头上……’”
“我去向斯大林汇报的时候，在他那里的通常是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我当时暗自思量，这些人只能碍事。他们从来也不提什么问题。只是坐着听我报告，不时记下点东西。斯大林却一直不停。吩咐事情，打电话，签署文件，把波斯克烈贝舍夫叫来，让他去做什么事情……而他们却一直坐着。一会儿看看斯大林，一会儿看看进来的人……我见到这种情景总有几十次……看来斯大林需要有人在场。也许是为了执行可能交办的任务。也许是为了有个历史的见证人……卡冈诺维奇通常是不在场的：他一天要工作18个小时。又是骂人，又是高声吼叫，又是威胁。卡冈诺维奇既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别人。不过，我没有见过他像其余三个人那样。在斯大林那儿坐着。斯大林打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常常是三言两语就挂上电话。他自己说话很简练，要求报告人也简短明了。向他汇报要确凿，不能只说个大概齐；他会马上阴郁地压低了声音说：‘你不知道吧？那你是干什么的？’”
“每次我到斯大林那儿去都提心吊胆。总是碰上不知该怎样回答的问题。他老是干巴巴的，让人望而生畏。他从来不说‘您好’，只是轻轻地点点头。汇报完了，没有问题就赶快走，这才松了一口气。越快走越好！波斯克烈贝舍夫也老是这样嘱咐我。我发现，斯大林以他的权力、记忆力和智慧仿佛使每个人都感到压抑、诚惶诚恐……到他那儿去的人感到自己比本人的实际价值更渺小……”…；
斯大林的智力、感情和意志贯穿到了整个苏联国家机器当中。尽管是在战争时期，也只有为数极少的人胆敢同他争论。维护自己的观点。他确实用自己的权力压制了所有的人。幸好战争时期在斯大林身边有一些杰出的将领，他们有能力提出、而且是巧妙地提出往往为斯大林所采纳并得到他赞许的种种建议。
如果拿出战争爆发后的头半年中的任何一天来看一下最高统帅的工作时间，那么他在办公室里、在办公桌旁一天要度过16至18小时。不过，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军事问题。而波斯克烈贝舍夫居然还能找到“空档”，使斯大林不仅接见了负责国家事务的具体部门的各个政治局委员。而且接见了人民委员、设计师，甚至是大工厂的厂长。斯大林并不是很快就适应了最高统帅的角色的。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常常纠缠在一些名符其实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上：他插手地雷和步枪的分配问题，就派遣平民去挖反坦克壕沟发出指示，审查新闻局的消息稿。例如，大本营发给空军的一份文件送到译电科，在那里被搁置了8小时15分钟。斯大林得知后，下令立即草拟一份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宣布对伊万诺夫上校和克拉斯诺夫上尉加以惩处，他们俩被开除出总参谋部。斯大林在签署这份命令时，还写了一个批示：
“华西列夫斯基及日加列夫两同志：请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及空军司令员——各自就自己所属——整顿一下译电工作。约？斯大林。1944年8月25日。”
这件事发生在可怕而炎热的8月份，而当时各个战场上正在决定不知多么重要的问题！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在支配着斯大林：一切问题都要亲自抓、亲自解决。一个人代替大家来做决定。
斯大林逐渐卷进了战争的残酷节奏。不过暂时多半还只是作为批准或否决总参谋部建议的人。他始终试图找到能够影响局势的某些新杠杆。所以他签署了关于加强空军反坦克作战的指示。在听取了关于新兵得不到武器的报告之后。斯大林坚持由大本营就这个问题给各部队发出一份专门指示：“应向现役部队全体指挥员、政工人员及士兵讲清楚，在战场上丢失武器是最严重的违背军人誓词，犯这类过失的人应受战时法律惩处。应增加编制内的武器收集队的人数，并责成其负责收集战场上遗留的所有武器……”
战场上的现实本身很快就会校正苏维埃最高统帅的工作程序、风格和方法。
入夜时分，北京，居仁堂，华夏联邦大总统府。
“怎么还不休息……”黄韵芝看着杨朔铭还坐在灯下看着什么，不由得出言提醒道。
“我呆一会儿再睡。”杨朔铭冲她摆了摆手。
黄韵芝来到了他的身边，看到杨朔铭手中的文件似乎是一份判决书，不由得很是惊讶。当她看清了上面有东方白的名字时，脸色不由得一变。
“白儿他怎么了？”她问道。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犯了错。也是一样。”杨朔铭叹了口气，将手中的判决书交给了她，“虽然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功劳是功劳，不能这么抵消。”
黄韵芝不明白杨朔铭在说什么，她接过判决书，仔细的看了起来。…；
“以华夏联盟的名义，由集团军级军法官梅汝楠、师级军法官包世勋和黄德宾组成的华夏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在书记员、军法官马强参与下于1944年7月7日在北京市秘密审理了下列被告的案件：
1。东方白，1913年生。原任装甲教导师师长，陆军上将；
2。胡琏，1907年生，原装甲教导师第1装甲旅旅长，陆军中将；，
上述两人被控犯有华夏联邦刑法第63至2条及第76条规定的罪行；
3。余程万，1902年生，原第11机械化步兵军军长，陆军中将；
4。杜玉明，1904年生。原第17装甲师师长，陆军中将；
上述两人被控犯有华夏联邦刑法第180条第2款规定的罪行……
被告东方白和胡琏是斯维尔德洛夫战役的参加者，前者利用自己装甲教导集群指挥官的职位，后者利用该旅旅长的职位，出于立功的目的。不按战役计划行事，使所属指挥人员陷入到了意外的危险战斗中。破坏了对部队的指挥，不战而向敌人投降，从而使我军的战斗力受到重大损失……”
接下去全是这个调子；黄韵芝跳过了这些页码，只是读了最后一页：
“因此确认东方白和胡琏犯有华夏联邦刑法第63—2条及第76条所规定的罪行；余程万和杜玉明犯有华夏联邦刑法第180条第2款所规定的罪行。华夏最高法院军事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