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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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气冲冲走了的高瑜罕，邓演达有意无意的问单于是否是对C。P有什么偏见，面对邓演达的询问，单于很坦然的说，他对那种没事在大庭广众喊出‘要打到北方的段祺瑞，必先打到这里的段祺瑞’的人没什么好感。最后单于也另有所指的对邓演达说，尽管从目前的形势看，高所说的很像是高瞻远瞩，但就事实看，高在气氛那么紧张的时刻乱放炮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历史上包惠僧回忆录里认为高这句话说在3。20事件之前；包（早期C。P，军校本部政治部主任，清党时退出C。P，加入KMT）】
听单于这么说，邓演达沉默了良久，最后对单于说，作为个人他很同情、理解中正的处境以及行为，但是作为KMT员，国民政府高级军官他坚决反对蒋这种目无上级的行为。最后邓也意味深长的对单于说了一句，你认为军人的天责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你有这样的认识非常好，可你觉得你的校长遵守了这条天责了吗？
面对邓演达的责难，单于除了苦笑以外没办法再有第二种表情。
说实在的，单于宁愿面对愤怒的高瑜罕，也不愿意面对冷静的不吵不闹反而一本正经的和自己讨论练兵问题的邓演达。这样的邓演达让单于本人心里直发毛。
不过幸运的是蒋中正的戒严仅仅只持续了半天，刚过11点单于就接到刘峙的命令，让他带着部队返回驻地。这消息对于单于来说无异于天降甘露。
单于在拒绝了邓演达共进午餐的邀请后，逃也似的宣布收队返回驻地了。而回到驻地的单于只来得及吩咐罗奇好好照顾李之龙就找了间房睡觉去了。他之所以敢放心睡觉是因为他很明白从这一刻起，像他这样的小人物已经可以退出舞台了。而自己已经站在赢家这边，恩，暂时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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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文革”
朦胧间单于似乎觉得有人在叫自己，睁眼一看，原来是罗奇。
单于伸了一个懒腰，一下子坐了起来，打着哈欠对罗奇说道：“振西，什么事？”
“文革，这都吃晚饭的时间了，你说什么事？”
原来罗奇是来叫单于吃饭的。
而单于经罗奇这么一提醒也觉得肚子空空的很难受，算算自己也差不多快一天没吃饭了。
“你不说部觉得，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有点饿了呢。走，吃饭去。”单于一边洗脸刷牙，一面嘴里对罗奇嘟囔着。
“哦，对了，振西，把在田也叫上吧。咱们三个人吃饭热闹点。”
洗漱完毕正准备和罗奇去吃晚饭的单于突然想起了还被软禁在自己团部的李之龙。
听到单于这个要求的罗奇有点吃惊的看了单于好一会儿才点点头示意自己知道了。罗奇可不是傻子，昨天到今天发生的事情他不可能不知道。
当然他的立场是完全站在蒋中正这边的，所以才会觉得单于的这个要求有点奇怪。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二十六回 余波
“……中山舰事件后，李之龙将军面对KMT右派单于的威逼利诱毫不动摇；充分表现出一个C。P的坚贞与忠诚。而单于则恼羞成怒的对将军进行了残忍的迫害。多次毒打李之龙将军……由此可见即使这段时期党内右倾投降派窃据了领导职务，但是广大基层党员依然保持信仰，坚持斗争的。我们党在一段时期内对右倾投降派的批判没能注意把基层党员干部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党内领导层的区分开来，确实是让部分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比如本剧中的李之龙将军，在文×期间，将军因为这段历史遭受了以XXX为首的X人帮的残酷迫害；蒙受了不白之冤。不过自从党的十x大召开后，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引下，我们才得以重新翻开这段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电影《中山舰》八一电影制片厂1985年3。20首映导演：古兴（原文刊登在《电影报》上，原文作者为导演古兴）
“……3。20日凌晨单于和欧阳格带着兵，端着手枪就把我捆到了广州卫戍司令部，并单独把我关押在一个阴暗的单人牢房里。单于还多次亲自动手毒打我。正因为这样当时一同被关押在广州卫戍司令部的同志才没能看见我；至于说我被单于好吃好喝的招待着，这完全是KMT反动派的无耻造谣。我李之龙是忠于C。P，忠于主席的！请组织上一定调查清楚。……”
——文X时期李之龙交代材料P12（1969。3。20）
“……打我的是欧阳格，不是单于。单于看见欧阳格他们打我还把枪都掏出来了……单于怕欧阳格他们虐待我，于是违反了蒋中正的命令；没有把我关到卫戍司令部；而是把我带到了第二师第六团团部，还把自己住的屋子让给我住。虽然这段时间我被软禁了，可我还是可以在卫士的陪同下在第六团的小花园里散步，甚至他（指单于）还悄悄的帮我与潘慧琴通信，当然这些信件还是要经过他审查的，我晓得他也为难，只在给潘慧琴的信里简单的报了平安而已……”
——1996版《李之龙传》李之龙将军口述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
【备注：《李之龙传》于1990年出版，90年版并没有以上内容；而在单于1996年底回国访问前《李之龙传》突然再次高调出版。新中社与羊视台都专门发布了相关消息。请注意，像这样再版的情况在大陆是第一次！另外今年羊式开年大戏就是《李之龙》，从前15集看单于在本剧中的戏份不亚于主角李之龙。前15集播出后，部分网友甚至在网上留言说干脆叫《单于传》得了，何必挂羊头卖狗肉。而导演汪故也承认本剧有明暗两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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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上李之龙的表现很是出人意料，不但没有单于与罗奇想像中的横眉冷对，反而对单于、罗奇二人表现的很有风度，虽然大家谁都没有提起当前时局，但这顿晚饭也在彼此回忆黄埔岁月的温馨与愉悦的气氛中吃完了。
而吃完饭后李之龙也很配合的在卫兵的陪同下返回了原本属于单于居住的小院子。而罗奇则私底下对单于说，见如今的李之龙处变不惊的样子，自己还真有点佩服李之龙了。可惜李之龙这样的人才不为校长所用。对这样的话，单于也唯有苦笑而已，他总不能说李之龙如今这模样多半要归功于自己之前找他谈话吧。
不过单于目前也没多少时间关注李之龙，他更多的精力要放在部队上。由于蒋中正突然下令刘峙软禁了第二师所有的C。P，这给部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所幸的是他的第六团由于诉苦会的关系基层士兵对C。P的军官感情并不像第二师其他部队那么深。
除去基层士兵外，第六团非C。P军官的思想波动也很大；这些军官毕竟都还是年轻人，还没经历过这种准兵变似的风波。因此单于花在许多时间做军官们的思想工作，他可不希望第一师因为清党造成该师在南昌城下溃散的局面提前在第六团上演。而忙着做思想工作的单于有时真的有点想念团里原来的C。P军官们了。至少他们在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是归他们管的。
另一方面，第六团的训练在这个时期也进入了一个很紧张的时期；由于少了一小半军官、剩余的军官思想波动较大，单于这个团长不得不承担起许多繁重的琐事。因此这段时间他这个事变风云人物之一在这段时间在很多外人眼里显得异常低调，而这种低调也变相的为他减少了很多麻烦。比如很多KMT左派、部分C。P都认为单于不过奉命行事，和刘峙、王柏龄、欧阳格这些人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当然就单于这方面而言，他们的看法并没有错；但就单于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言，单于实际上和刘峙、王柏龄等没什么区别，甚至在蒋中正眼里单于更重要也说不定。
而就在单于忙着在部队处理善后事宜的时候，蒋中正也在广州处理着善后事宜。
尽管蒋中正在单于面前做出一派铁血军人的模样，但事实上这段时间他的压力可非同小可。就在3月20日上午，蒋中正在面对刚从檀香山返回广州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责问时尽失态到伏案大哭的地步。在安抚军校学生时，蒋中正在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时也当众大哭起来。
而面对苏联使馆参赞，蒋中正也是百般道歉，屡次申明此次事件非针对苏俄，而是针对季山嘉个人。
而除第二师C。P外，其余在国民政府各部门、各部队中的C。P均没有失去人身自由。C。P在广州的各机关均未遭受到冲击。甚至时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的周主任、教导师党代表包惠僧当天还曾亲自到蒋中正及第二师师长刘峙等处询问情况，除周因见蒋，被贴身卫兵暂时解除了武装外，均可自由出入来往。周主任在当天还见到了被蒋中正软禁的汪兆铭。
而被临时软禁在卫戍司令部的第二师C。P军官们也只在很短时间就被解除了软禁，可以说他们软禁的时间还没有单于被软禁的时间长。
说句老实话，其实当时的局面汪兆铭与C。P、苏俄想要挽回，甚至想要对付蒋中正都不是什么难事，汪兆铭尽管被蒋中正软禁，当依然敢当着探望他的蒋中正的面怒斥蒋中正，蒋后来私底下与单于聊天时透露当时的汪兆铭“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而自己当时内心忐忑不安，终日揣测不安。
事实上当时苏联人在广州KMT人当中的影响，包括在KMT其他将领当中的影响力，远超过蒋介石个人。这才是蒋发动3。2事件后终日忐忑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苏联一参赞相责，蒋中正立即百般道歉的关键所在。因为蒋中正明白，如果苏联当时决定拿下他，那他除了下野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而且事实上蒋中正当时离下野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3月21日，汪兆铭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把朱培德、谭延、李济深等几个军界要人请到家中。他们要求陈公博通知第二军副军长鲁涤平及第三军参谋长黄实，“嘱咐军人准备，以备万一之变”。其后，汪又询问来访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你们能立刻到军队去吗？”汪此时已动了调动军队的念头。
同日，宋子文、李济深、邓演达先后来到苏联顾问团住址，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谭延�；、朱培德继至，称蒋介石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谭延�；甚至曾饬令准备专车，拟赴韶关调兵（当时第二军驻扎北江一带）。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
3月20日当天，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以及太祖、周主任等人也曾到苏联顾问住地，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太祖提出，动员所有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依靠驻防当地的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争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军的力量，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
至此，汪兆铭企图组织的“反蒋联盟”轮廓基本形成。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为蒋中正挽狂澜于即倒的人出现了，这就是苏联人。
苏联人为什么轻轻放过蒋中正原因说来也很简单，蒋中正其实是苏联两条路线之争的受益者。其实49年后的中国也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首先是1924年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年，欧、亚、拉美有12个国家承认苏联，并与之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据此，1925年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年12月，斯大林在苏共十四大上所作的报告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这个时期，在对外关系方面主要的和新的现象，有决定意义的和贯穿一切事变的现象，就是在我们这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阶段”。为了获得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和平国际环境，应该在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之间搞力量平衡。
而以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拉迪克为首的“新反对派”继续坚持“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从“世界革命”的理论出发，强调殖民地的危机和革命运动的高潮，竭力主张加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世界革命的到来。随着在苏共、共产国际内部这一争端的出现，直接引起了苏联对中国南方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改变。苏共中央认为在中国南方也要维持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协调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