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上)-第3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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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乾隆二十八年，户部侍郎英廉疏言：“迩年因赈恤屡截留漕运，间遇京师粮贵，复发内仓米石平粜，储积渐减。请于湖广、江西、江南、浙江产米之区，开捐贡监，均收本色，收足别贮。遇截漕之年，即于次年照数补运京仓。”下九卿议准，旋复停止。及嘉庆中，川楚盗起，水旱间作，工匠既倍于昔，而九王之后亦愈衍愈众。咸丰后，复有粤寇之乱，运道不通，仓储益匮，乱平稍复旧例。古
向京向京师平粜，有五城米局，八旗米局。五城米局始于康熙。雍正四年，于内城添厂，并添五城、通州厂各一。乾隆二年，增五城为十厂，寻又添设八厂于四乡。九年，于四路同知设四厂。八旗米局凡二十四，又通州左右翼两局，皆设于雍正六年。乾隆元年，并为八局，旋仍旧。十五年，命二十四局分左右翼办理，不拘旗分。十七年，以米价未平，且有勒买之弊，谕并通州两局停止。斋
其直其直省常平、裕备等仓，顺治十一年，命各道员专管，每年造册报部。十七年，户部议定常平仓穀，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康熙六年，甘肃巡抚刘斗疏言：“积米年久恐浥烂，请变价籴新穀。”从之。七年，陕西巡抚贾汉复请将积穀变价生息。帝谕出陈入新，原以为民，若将利息报部，反为民累，著停止生息。十九年，谕常平仓留本州县备赈，义仓、社仓留本村镇备赈。三十年，户部议令直隶所捐米石，大县存五千石，中县四千，小县三千；嗣又令再加贮一倍。三十一年，议定州县积穀，照正项钱粮交代，短少以亏空论。三十四年，议定江南积穀，每年以七分存仓，三分发粜，并著为通例。四十三年，议定州县仓穀霉烂者，革职留任，限一年赔完复职；逾年不完，解任；三年外不完，定罪，著落家产追赔。知
时各时各省州县贮穀之数，山东、山西大州县二万石，中州县万六千石，小州县万二千石；江西大州县一万二千石；江苏、四川率不过五六千石；而福建现在捐穀二十七万石，常平又存五十六万石；台湾捐穀及常平为最多，共八十馀万石。令酌留三年兵需，馀变价充饷。四十七年，议定州县官于额贮外加买贮仓，准其议叙，若捐穀以少报多，或将现贮米捏作捐输，后遇事发，除本管知府分赔外，原报督抚一并议处。至官将仓穀私借于民，计赃以监守自盗论，穀石照数追赔。五十四年，议定绅民捐穀，按数之多寡，由督抚道府州县分别给扁，永免差役。主
雍正雍正三年，以南方潮湿，令改贮一米易二穀。四年，浙闽总督高其倬疏言：“闽省平籴有二大病：一，交盘之弊不清，各官授受，皆有价无穀，而价又不敷买补；一，平粜之价太贱，每石减价至一两，且有不及一两者，各属虽欲买补，缘价短束手，而奸民乘此谋利，往往借价贵，煽惑穷民，竟欲平粜之期，一岁早于一岁，平粜之价，一年贱于一年。请嗣后视米之程高下，每石以一两二钱或一两三钱，穀则定以六钱五分或六钱，总以秋成后既平之价为准。”帝韪其言。寻定州县仓厂敖不修，致米穀霉烂者，照侵蚀科断，并将亏空各州县解任。其穀令自行催还，限以一年，逾限者治罪。五年，定各省常平仓，每年底令本府州盘查。如春借逾十月不完，或捏造，俱行参处，照数追赔。又因福建常平仓各属有银穀两空者，有无穀而仅存价者，查实，将亏空之州县官更换。古
十三十三年，内阁学士方苞上平粜仓穀三事：“一，仓穀每年存七粜三，设遇价昂，必待申详定价，穷民一时不得邀惠。请令各州县酌定官价，一面开粜，一面详报。一，江淮以南地气卑湿，若通行存七粜三，恐积至数年，必有数百万霉烂之穀，有司惧罪，往往以既坏之穀抑派乡户。请饬南省各督抚，验察存仓各穀色，因地分年，酌定存粜分数；河北五省倘遇岁歉，亦不拘三七之例。一，穀之存仓有鼠耗，盘粮有折减，移动有脚价，粜籴守局有人工食用，春粜之价即稍有赢馀，亦仅足充诸费。请饬监司郡守岁终稽查，但数不亏，不得借端要挟，倘逢秋籴价贱，除诸费外，果有赢馀，详明上司别贮，以备歉岁之用。”下部议行。古
乾隆乾隆三年，两江总督那苏图疏言平粜之事，止须比市价酌减一二分。两广总督鄂弥达亦言：“平粜之价，不宜顿减。盖小民较量锱铢，若平粜时官价与市价悬殊，则市侩必有藏以待价，而小民藉以举火者，必皆仰资官穀。仓储有限，商贩反得居奇，是欲平粜而粜仍未平也。从来货积价落，民间既有官穀可籴，不全赖铺户之米，铺户见官穀所减有限，亦必稍低其价以冀流通。请照市价止减十一，以次递减，期年而止，则铺户无所操其权，而官穀不至虞其匮。”均报可。七年，谕：“从前张渠奏请减价粜穀，成熟之年，每石照巿价减五分，米贵之年减一钱。但思歉岁止减一钱，穷民得米仍艰。嗣后著督抚临时酌量应减若干，奏明请旨。如有奸民贱籴贵粜，严拏究治。”斋
十三十三年，高宗谕大学士、户部曰：“迩来常平仓额日增，有碍民食，嗣后应以雍正年间旧额为准。”寻议云南不近水次，陕、甘兼备军务，向无定额，请以现额为准。云南七十万石，西安二百七十万石，甘肃三百七十万石，各有奇。又福建环山带海，商运不通，广东岭海交错，产穀无几，贵州不通舟楫，积贮均宜充裕，以现额为准，福建二百五十馀万石，广东二百九十馀万石，贵州五十万石。其馀照雍正年间旧额：直隶二百一十万石，奉天百二十万石，山东二百九十万石，山西百三十万石，河南二百三十万石，江苏百五十万石，安徽百八十万石，江西百三十万石，浙江二百八十万石，湖北五十万石，湖南七十万石，四川百万石，广西二十万石，各有奇，通计十九省贮穀三千三百七十馀万石，较旧额四千四百馀万石，应减贮千四百馀万石。自是各省或额缺不补。二十三年，特谕采买还仓。三十一年，各省奏销，报实存穀数，惟江西、河南、广东与十三年定额相同。其视旧额增多者：湖南百四十三万石，山西二百三十万石，四川百八十五万石，广西百八十三万石，云南、贵州皆八十馀万石。而浙江视旧额减少二百二十万石，奉天减少百万，甘肃减少百四十万；其直隶、江苏、安徽、福建、湖北、山东、陕西或减二十万、或减五六十万。盖聚之难而耗之易如此。古
嘉庆嘉庆初，仁宗屡下买补之令。四年，谕曰：“国家设立常平仓，若不照额存储，仅将穀价贮库，猝遇需米之时，岂银所能济用？”命各省采买还仓。十七年，户部浙江司所存常平仓穀数凡三千三百五十万八千五百七十五石有奇，去乾隆中定额犹不远。至道光十一年，副都御史刘重麟、御史卞士云先后疏言，各直省州县于常平仓大率有价无穀，其价又不免侵用。帝命各督抚严覈究治。然据十五年户部奏，查各省常平仓穀实数，仍止二千四百馀万石，又非嘉庆时可比，况咸丰间天下崩乱之日乎。同治三年谕：“近来军务繁兴，寇盗蜂起，所至地方辄以粮尽被陷，其故由各州县恣意侵挪，遇变无所依赖。嗣后各省常平仓，责成督抚认真整顿。”迨光绪初，直隶、河南、陕西、山西迭遭旱灾，饥民死者日近万人。四年，给事中崔穆之，八年，御史邬纯嘏，复先后请筹办仓穀，于是各督抚始稍加意焉。知
其社其社义各仓，起于康熙十八年。户部题准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公举本乡之人，出陈易新。春日借贷，秋收偿还，每石取息一斗，岁底州县将数目呈详上司报部。六十年，奉差山西左都御史硃轼奏请山西建立社仓，谕曰：“从前李光地以社仓具奏，朕谕言易行难。行之数年，果无成效。张伯行亦奏称社仓之益，朕令伊暂行永平地方，其有效与否，至今未奏。凡建设社仓，务须选择地方敦实之人董率其事。此人并非官吏，借出之米，还补时遣何人催纳？即丰收之年，尚难还补，何况歉岁？其初将众人米穀扣出收贮，无人看守，及米石缺空，势必令司其事者赔偿，是空将众人之米弃于无用，而司事者无故为人破产赔偿也。社仓之法，仅可小邑乡村，若由官吏施行，于民无益。今硃轼复以此为请，即令伊久住山西，鼓励试行。”雍正二年，谕湖广总督杨宗仁、湖北巡抚纳齐喀、湖南巡抚魏廷珍等：“前命建社仓，本为民计。劝捐须俟年丰，如值歉岁，即予展限。一切条约，有司勿预，庶不使社仓顿成官仓。今乃令各州县应输正赋一两者，加纳社仓穀一石。闻楚省穀石现价四五钱不等，是何异于一两正赋外加收四五钱火耗耶？”寻议定：凡州县官止任稽查，其劝奖捐输之法，自花红递加扁额以至八品冠带。如正副社长管理十年无过，亦以八品冠带给之。其收息之法，凡借本穀一石，冬间收息二斗。小歉减半，大歉全免，祗收本穀。至十年后，息倍于本，祗以加一行息。古
三年三年，从江苏巡抚何天培请，止颁行社仓五事：一，赈贷均预造排门册存案；一，正副社长外，再举一殷实者总司其事；一，州县官不许干预出纳；一，所需纸笔，必劝募乐输，或官拨罚项充用；一，积穀既多，应于夏秋之交，减价平粜，秋收后照时价买补。古
五年五年，因湖广社仓亏空，谕：“迩年督抚办社仓最力者，惟湖广总督杨宗仁。今据福敏盘查，始知原报甚多，而现贮无几。朕思举行此法实难。我圣祖仁皇帝深知之，是以李光地奏请而未允，张伯行暂行而即罢。盖在富民无藉乎仓，则输纳不前，而贫者又无馀粟可纳。至于州县官，实心者岂可多得？湖广亏缺之数，倘系州县私用，必严追赔补，或民间原未交仓，或交仓之数与原报多寡不符，若令照数完纳，恐力未敷，须斟酌办理。”六年，世宗谕曰：“前岳锺琪请于通省加二火耗内应行裁减每两五分之数，且暂徵收，发民买穀，分贮社仓，俟数足即行裁减，是以暂收耗羡之中，隐寓劝输之法，实则应行斟酌之耗羡，即小民切己之赀财，而代民买贮之仓储，即小民自捐之积贮。乃陕省官员以为收贮在官，即是官物，而胥吏司其出纳者，遂有勒买勒借之弊。今特晓示，镌石颁布，傥地方官有如前者，以挠扰国政、贻误民生治罪。”知
乾隆乾隆四年，户部议准陕西巡抚张楷奏定社仓事例：一，社长三年更换；一，春借时酌留一半，以防秋歉；一，限每年清还；一，将借户穀数姓名晓示；一，令地方官稽查交代分赔。五年，议定陕、甘社穀凡系民间者，听自择仓正、副管理。其系加二耗粮内留五分为社粮者，责成地方官经理，入于交代。自是之后，州县官视同官物，凡遇出借，层递具详，虽属青黄不接，而上司批行未到，小民无由借领。此后应请令州县于每年封印后，酌定借期，一面通详，一面出借，其期按耕种迟早以为先后。得旨允行。主
十八十八年，直隶总督方观承疏言：“义仓始于隋长孙平，至宋硃子而规画详备。虽以社为名，实与义同例。其要在地近其人，人习其事，官之为民计，不若民之自为计，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城之专为备，不若乡之多为备，故贮于乡而不贮于城。今使诸有司于四乡酌设，粟黍从便，并选择仓正、副管理，不使胥吏干预。现据报捐穀数共二十八万五千三百馀石，合百四十四州县卫所，共村庄三万五千二百一十，为仓千有五。”帝嘉之。三十七年，户部议准，社仓仍令官经理出纳。古
嘉庆嘉庆四年，又议准社义各仓出纳，由正、副长经理，止呈官立案。道光五年，安徽巡抚陶澍疏言：“义仓苟欲鲜弊，惟有秋收后听民间量力输捐，自择老成者管理，不减粜，不出易，不借贷，专意存贮，以待放赈。”如所议行。其后军兴，各省皆废。同治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