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亿消费者-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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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华尔街日报》把我派到北京担任首席代表，当时TM的眼泪依然在中国的脸上流淌。政府正在修补内部的分裂，施行着白色恐怖的压制。到处都弥漫着愤怒，但人们只敢向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倾诉。几乎每个晚上，我都骑车在北京城里游荡，希望能够在身边烟雾弥漫、污染严重的黑暗之中、从那些虚假的信息之后探寻真实的想法。大多数人都害怕与外国人谈话，但我借助于我可爱的一岁女儿 Sally，把她作为开启访谈的敲门砖。中国人喜爱孩子，Sally有着秀兰邓波尔一样的金色卷发，当我把她放在落满灰尘的国营百货商店的柜台上，或是让她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很容易就能吸引来数十个、有时甚至是上百个健谈的人与我交谈。
我继续在国内旅行。我亲眼目睹了共产党的官方效率和在私人问题上的现实性。每到一处，从西北内陆灰尘漫天的青海，到东南沿海炎热潮湿的广东，从高级到基层的党和政府官员满嘴都是最新的口号。但是一旦这些官方的政治反刍完毕，谈话立刻就转到经商。我发现这个国家人才浪费严重——替我提包的服务生有经济学位，替我开车的司机有工程学位——同时又极其渴望继续进步。
纯经济动物
虽然有着40多年的共产主义体制，但大陆人和他们台湾和香港的同胞一样是凶猛而又纯种的经济动物。我在第一次去邻近香港的广东省采访的路上遇到了曹兵（音译）。在从北京起飞的头等舱里，他坐在我的邻座。他留着粗短的胡茬，未加修剪的头发，穿着蓝色的牛仔裤，绿色的毛衣上有几个破洞，脚上一双破烂的耐克运动鞋。当飞机起飞时，他把一个黑色的运动包紧紧地抱在怀中。旅途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像疯子一般在一台小计算器上戳戳点点，不断地把计算结果纪录在几张废旧香烟包装纸板上。一开始我还以为他精神错乱了，直到我们开始聊天。曹住在广州机场附近的金色英雄按摩院里。他说他一个月中有25天在天上飞。他还悄悄说他那个运动包里有两万美元。中国那个时候还没有全国性的外汇交易系统，因此曹在按摩院之外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外汇交易业务。在十几个大城市里都有街头外汇贩子替曹工作，他们守在宾馆外头，用人民币换取外国旅游者手中的美元。他的利润来自利用各个城市不同的街头汇率进行的套利活动。他和他的业务伙伴在中国飞行，在出价最高的地方出售美元或在最便宜的地方收购美元。曹45岁，初中没毕业，以前在西部云南省种植烟草。
后来在上海，我碰到了一个自称杨百万的人。杨百万40岁，是一名钢厂工人，有着一口坏牙和一堆大想法。初中毕业的他，每年可以赚到10万美元——这是一个当时人都从未听说过的数字。他的领地在这个城市前法国区中一家废弃的电影院阳台上的一个破旧的咖啡店里。杨百万通过从工人手中收购政府债券发了财，这些工人被迫接受这些作为他们薪水的一部分而支付的债券。他以极低的价格从边远城市的工人手中买到这些债券，那些人都认为这是一文不值的废纸，然后带到上海，在新兴的债券市场出售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虽然说曹兵和杨百万建立的商业模式是那么的粗糙，但他们是中国商业实践的先驱，他们开创的做法在今天仍胜过任何形式更为复杂的其它商业活动：在改革尚未完成的体系中寻找金矿，并在国有和私有经济之间套利。
为钱疯狂
中国从共产主义转而拥抱资本主义的速度并不令人奇怪。在这个国度，人们在新年的相互问候是“恭喜发财”，就像我们说“圣诞快乐”一样。此外，在中国的葬礼上，一个核心环节就是烧纸钱，给死去的人在生后送去资产。在中国南方，人们还焚烧纸做的别墅、豪华汽车、娱乐中心来为逝者提供更多的舒适。在婚礼上，来宾们在婚礼殿堂外的接待桌前排起长队，在队伍中其他人的注视下，每个人装着礼金的信封被撕开、清点、并纪录下来。
由于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对政治体系的不信任，以及腐败和改革年代持续的变化，很多中国人把他们全部的信任都放在了钱上。我是相当不经意地从一位愤世嫉俗、衣冠不整的姓杨的29岁烟草走私商那里接受这一点的，当时我正利用会议之间的间隙在武汉街头闲逛，我遇见了杨。在一个礼拜以前，有两名警察在试图勒索一名街头小贩时被枪击。当我告诉杨我是美国人时，他跟我说了枪击的事件，仿佛这是一件好事。
“美国好啊，有了枪，人人平等。”他说。“在中国的自由就是满口袋的钱。”他补充道，向我展示着一摞约有6英寸厚的50元人民币。“在中国，要么你得有钱，要么你就得听话。”
为人民服务
我在中国从未遇到过一名信仰废除私有财产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哲学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考虑到中国人的文化本性，对此我一点也不奇怪。“毛泽东思想”依然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而自我牺牲、艰苦朴素的“延安精神”也还是中国官员们口头宣称的理想。中国共产党最近调整了它的一些说辞，开始保护私有财产，宣称党是所有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而非仅仅是工人和农民的。然而官员们依然有着无休无止的讲话和政治学习，在这其中马克思和列宁语录被更为创造性的用车轱辘话结合在一起。然后他们钻进自己的奥迪和奔驰车里，用手机检查当天的股票行情，在他们被命名为“比佛利山庄”、“公园大道”或“棕榈泉”的洋房中，他们有着哈佛和沃顿商学院MBA学位的子女们正在等待父母回家，讨论私有化的交易。
对于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来说，生活的准则就是“指鹿为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因为党相信不这么做就会威胁到整个体制的稳定。1989年TM是一场悲剧，但也是一次转折点。它是由党内的保守分子和改革人士之间的巨大裂痕所导致的。保守分子赢得了这场战役，但是却输掉了整场战争。作为TM事件的后果，党加速了私有化和 市场改革的进程，因为党的威信已经被打破，只能通过快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重建。事实上，在整个90年代，共产党就像是潜移默化的共和党。私有企业不仅被允许，而且新的富人成为新的全国劳模被广泛宣传——直到他们因为腐败问题被抓进监狱。政府资源不再投入社会事业，而转向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当中，目的就是为了支持足以和世界竞争的市场经济建设。有一次有人和我说一个理想的中国政府就应该像一名强壮的滑水运动员。中国人狂热的创业动力是前面的牵引船，政府就是被拖在后面的滑水运动员，时不时的通过足够的力量拉动绳索改变船只前进的方向——如果它偏离轨道的话。
所有这一切都算不上是愤世嫉俗的做法。如果说在西方，商业界就是“老小伙们的网络”，那么在中国，共产党就是“老小伙们的网络”。即便还有极少数官员信仰共产主义，他们也都对这个体制坚信不移，他们相信现有体制应该得到保护，而且应该也可以得到改进。今天党在做决策和处理与人民关系的时候更像是在经营一家公司。年轻聪明的官员被挑选出来，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管理培训，然后逐步升迁到承担更大责任的岗位上。就像在公司里一样，党的高层有一些民主，但是在基层则几乎没有。
然而，这种相当现代化的体制却是嫁接在传统观念和做法上的。统治中国的是渗透在这个民族骨子里的文化，而不是其它东西。对于党来说，这点不言自明，政治贵族们在飞快地积累个人财富，使得他们的家族能够一直待在市场经济的顶端。没有人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大家也默默地接受这种做法，即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关系为自己的家族悄悄地建立资产。我们可以把这种无言的做法看作是2000多年前汉朝内庭、外庭制度的翻版。在汉代，内庭就是皇族和亲信家臣。他们拥有全国的财富，控制着军队和负责监管政府官僚机构的部门，而政府官僚机构就是外庭。在今天的中国，内庭就是高居共产党领导岗位的几百个家族，他们从革命年代起就不断浮现。中国的军队和政府监管部门向党汇报，而不是政府官僚机构，后者则相当于外庭。
大体上的正义
中国政府热衷于社会秩序，这是有理由的。随着社会主义的逝去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无所不有者和一无所有者共存，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火药桶。我在中缅边境一个人口约10万多的小镇芒市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正义。90年代初期当我在那里的时候，缅甸东部是一个巨大的罂粟种植地和海洛因加工工厂，大量的毒品经由中国走私到美国和欧洲。随着走私毒品从内地运送到沿海地区，中国的吸毒者在迅速上升。政府的解决办法：毒品贩子，抓一个，毙一个。
黎明时分，人群开始涌入这个城市最大的一个体育场里。随后，在警笛的呼啸声中，一排警用吉普车和摩托车队护送着14辆军用卡车开入体育场。每辆卡车上有2到3名犯人，他们趴在栏杆上，脖子上挂着上写本人罪行的牌子。空气中弥漫着对讲机的噼啪声。
我站在一名罪犯的面前，惊诧于他们的镇定。有一名女犯人是独自到达的。她被带到队伍的中央。一名男犯人想要对她说什么，接着我就发现他们为什么这么安静了。所有的犯人的脖子上都用活扣套着一根鱼线。当这个男人想要说话的时候，后面的警察就迅速拉一下鱼线，这个人就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后来我了解到这两名犯人是夫妻。随后，体育场的大喇叭就开始震耳欲聋地播放每个人的死刑判决，中间夹杂着人们的欢呼声。很快，犯人们被带到小镇的边境上，被迫一个挨一个得跪在地上，然后从脑后枪决。
在中国，从上而下的强力控制从来都被认为是达到和平和繁荣的唯一途径。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基于耻辱感的社会，这和基于内疚感的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由于社会受到宗教的指引，很多控制是来自人们内心的。内疚，最终导致对罪恶和永远受到惩罚的恐惧，制止了不良行为的发生。然而在中国，人们害怕的是被揭露，以及随之而来给整个家族蒙羞所带来的耻辱感。因此，只要不被抓住，中国人做任何事都可以心安理得。在这种环境下，法律和秩序唯一有效的形式就是一个强权而又无处不在的政府，从而加大了你作恶之后被抓住的可能。
全球贸易、外国投资和中国经济的商业化促使法律主体扩大，法律体系不断得到完善。但是核心理念依然是“以法制国”（rule by law），而非“依法治国”（rule of law）。被蒙上双眼的正义女神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法律就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对社会进行统治的一套枷锁。在过去20多年制定法律、建立法院体系的过程中，中国采纳了日本和德国的民法理念，而不是英国和美国所采用的普通法理念。因此，法官并不是公正的仲裁人，而是审判官。反过来说，法官本人也受到一个名为“政法委”的组织监督，这个党组织从北京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一直延声到最基层的法院。中国的正义最终只是政治决策。
由此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人民总是选择自己来解决纠纷，而不是寻求政府的干预。在封建王朝，正义由地方汉人官员主持，他们住在高墙壁垒的深宅大院里面，与民众少有接触。他们在主持正义方面的恶名声使得人们不愿意寻求政府的仲裁。如果有人身陷纠纷或受人起诉，你就永远不可能是完全无辜的。人们的思考前提就是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才会落到如此田地。即使在今天，中国人还是会本能地选择私了。
甜蜜而酸涩的成功
我1990年到达北京的时候，外国公司还尚未从天安门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没有人愿意接我的电话，包括IBM、摩托罗拉和其它美国大公司在华的老板们。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人权的弃儿，而这些西方高管们根本不愿意让外人知道他们还在这个国家做生意。但是如果接触不到这些人，就没有办法给《华尔街日报》写报道。因此我申请加入美国在华商会，那时它还是一个很小的机构。我估计如果我能够参加他们的午餐会或招待酒会，我就能够在社交场合结识这些商人，这样他们以后就可能更乐意接受我的采访。有些人威胁说如果商会允许一名记者加入，就要退回。但是最终我的申请还是被接受了，条件是我同意不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