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txt-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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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5 年增加到30 年；第二，低、中等收入的家庭都可以通过按揭贷款在成家时就能买下住
房。一般而言，住房贷款期限越长，居民的短期支付压力越小，越有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
图2–3 美国人均储蓄率
根据《全国住房法》的授权，联邦房管局于1938 年成立“联邦全国住房贷款协会”，也简称
为Fannie Mae，其作用是从银行手中买走住房贷款，搞活二级住房贷款市场。这样一来，在银
行为居民作按揭贷款后不用担心手中持有的住房贷款的流动性问题，这反过来又促使银行更愿
意向居民作房贷。到20 世纪40 年代初期，随着二战结束，许多从前线回来的军人开始成家立
业。为照顾这些军人成家，国会于1944 年通过法案授权退伍军人服务部为退伍军人免费提供住
房贷款担保，而且要求即使借款的退伍军人无法支付任何首期款也应为他们担保。1970 年，由
Fannie Mae 分离出来的“政府住房贷款协会”（Ginnie Mae） 开始推出住房贷款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其运作方式是把不同种类、不同地区的按揭贷款打成包，然后将该贷款包分
成数份、以质押证券的形式向公众和机构投资者发行。这一金融创新成为首例成功的资产证券
化，它大大扩张了住房贷款的资金来源，不仅让更多居民得到利息更低的住房贷款，而且也为
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提供了更好的分散风险的手段、增加其投资资产的流动性。
从图2–4 看到，1950 年全美国的住房贷款余额为730 亿美元，到1960 年为2 090 亿美元，
1970 年为2 890 亿美元，到了1981 年则猛升为10 037 亿美元。由此可见，由于二战退伍军人
效应，20 世纪50 年代的房贷余额增长了1。86 倍，20 世纪60 年代则仅增加了0。38 倍。但是，1970
年开始的房贷资产证券化使20 世纪70 年代的房贷余额新增2。47 倍。由此可见，金融创新对住
房消费的促进作用。
图2–4 全美国住房货款余额
20 世纪30 年代和40 年代把住房贷款期限延长到30 年，这一变化也给信贷银行带来了利
率风险问题，因为到1981 年推出浮动利率住房贷款之前，居民房贷都是固定利率贷款（证券）。
当贷款期限为30 年时，这种固定利率特点就成为大问题。道理很简单，银行的钱是存户的，它
必须付给存户们利息，这种利息对银行是成本；银行拿存户的钱贷给居民，居民付给银行的房
贷利率则是银行的收入。换句话说，由于客户存款往往是短期存款，那么实际上银行是拿客户
的短期存款以30 年固定利率的形式贷给居民，使客户存款与贷出去的房贷在期限上存在重大差
别，这种差别使银行承担过多的破产风险。比如，如果张三在1971 年贷下20 万美元的住房贷
款，如果那时30 年期限的固定利率为6％，也就是从1971~2001 年间的年利率被固定在6％。
可是，在银行贷出这笔钱之后，到1981 年美国的银行短期存款利息高达16％。这样一来，银行
付出的利息是16％，而从早期贷出去的30 年固定利率房贷上得到的利息收入却只有6％，因此
银行要亏损10％。
正是由于上述利率风险，当20 世纪70 年代末美国利率高涨时，众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因
早些年放出的长期固定利率贷款而出现重大亏损，迫使一系列银行与信贷公司破产倒闭，引发
了一场金融危机。那次危机又为下一轮金融创新创造了条件。1981 年初推出浮动利率住房贷款，
居民可选择逐年浮动、每3 年浮动一次、每5 年浮动一次，等等。这一创新增强了金融机构的
利率风险规避能力，使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各类信贷机构在内的公司更愿意为各种收入阶层
的老百姓提供住房贷款。
20 世纪70 年代末的利率波动也为另一类金融创新奠定了基础：1983 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 ）首次推出长、中期利率期货，随后又推出利率期货期权。这些衍生证券再一次为各
类信贷机构规避利率风险提供了方便。换句话说，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规避能力越强，它们提
供各类贷款的能力就越高。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6）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2008…10…29 03：13
一系列金融创新看起来很不相关、很偶然，但一个共同的目的是让消费者更好地配置一生
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消费水平。这当然为金融公司和创业者提供了商机，但更重要的是其对美国
整体经济的贡献，使美国的房贷余额从1950 年的730 亿美元，猛增到2002 年底的6 万多亿美
元（图2–4），约占美国GDP 的60％（相比之下，2002 年中国的房贷余额占GDP 的8％，因此
潜在的增长空间还很大）。在这些住房贷款和金融创新成功故事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拥
有自己的房屋，1940 年时美国44％的家庭有自己的房子（图2–5）， 到1970 年时63％的家庭有
自家房，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70％左右，不仅如此，许多家庭还有多于一栋的住房。
图2–5 在美国多少家庭拥有自家住房
有了这么发达的住房贷款市场，美国居民当然用不着为买房而把所有的收入都储蓄下来（到
2002 年人均储蓄率不到4％，见图2–3），而是平均每年拿出自己收入的5％~6％来支付房贷利息。
在没有为购房而储蓄的压力的情况下，消费倾向自然高，难怪美国的内需过剩、可以吸收那么
多国家的出口。
同样道理，汽车贷款是另一个关系消费者的重要金融证券品种，它也可减少居民的储蓄必
要性，助长消费需求。1950 年全美汽车贷款余额仅为47 亿美元，到1960 年为168 亿美元，但
截至1999 年底则达到4 679 亿美元（见图2–6）。
图2–6 全美汽车货款余额
社会保障、失业保险与退休养老
尽管住房贷款与汽车贷款这两项金融创新对释放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已经有较
明显的效果，但从图2–2 中我们也看到，1998~2000 年间北京居民储蓄率停留在18％左右，到2001
年上升至22。9％，2002 年下降到17。5％。这跟美国不到4％的储蓄率相比还是远远太高，使中国
经济的增长过多地依赖出口，内在的经济增长链在这里被卡住了。
国家统计局最近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导致居民高储蓄率的最重要的3 项因素依次是教育、
退休和就业保障。一方面这说明为购房、买车而存钱的因素确实因按揭贷款创新而得到缓和，
另一方面也指明了经济改革进一步要努力的方向：扩展教育贷款，建立社保系统、退休金项目
和失业保险。
从1999 年至2002 年9 月，金融机构在全国累计发放助学贷款66 亿元，帮助了112 万名困
难学生。这些举措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实际需求远非如此。据有关专家估计，一个子女中等和
高等教育的全部费用约为2002 年平均家庭收入的3 倍。即使按每年20％的储蓄率计算，这等于
要一个家庭持续节省、储蓄15 年（假如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约等于教育费用增长速度）。由此
可见，解决教育贷款问题几乎可达到住房贷款对经济增长同样的刺激效果：让子女拿他们未来
的收入（人力资本）为自己的教育投资，让年轻的父母更多地享受他们今天的收入。当然，教
育贷款与住房贷款在操作上确实有别，因为房屋本身是住房贷款的直接质押物，而教育贷款则
并无质押物，而是以学生的人力资本为质押（无形资本）。因此，教育贷款更需要法制的支持。
住房贷款、教育贷款、退休投资存款等类型的证券（这里，我们把所有保证在未来某个时
间或某种条件下支付现金的契约称为“证券”，包括贷款、保险合同等），其作用都是帮助居民把
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收入进行配置（要么把未来的收入提前消费，要么把今天的收入推迟到
未来消费），以期让居民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消费尽量平均。这些靠未来收入支付的贷款在一
定意义上可看成是人力资本的证券化。当没有住房贷款、教育贷款时，居民们就无法合理地配
置其一生中的消费安排，可能在40 岁之前无法消费、必须存钱，而到快要退休时可消费的钱又
相对过多。因此，如果没有这些针对居民的金融证券，不仅不利于释放整个经济的内在增长动
力，也无益于居民一生中的总体福利。
另一类对消费者有直接意义的证券是“保险”性质的，比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
险等。当这些保险性证券不存在时，即当居民们无法事前“购买”这类证券时，居民们就只能通
过“最大限度地储蓄”来自保，这必然使他们在为了生存所必需的消费之外不敢有任何其他消费
愿望，这就会阻碍经济增长。以失业保险为例，如果张三夫妇在40 岁时失业而且从此再找不到
工作，但他们一家未来的生活费、教育费等可能是50 万元，那么如果真的如此，他们未来的花
费从哪里来？—尽管这或许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其后果对张三夫妇来说不堪设想。于
是，为了规避这种小概率事件，张三夫妇可能从结婚后就开始，不得不处处节省、储蓄。但是，
如果通过每月交付收入的一小部分（比如3％），张三即可买到全额失业保险，那么他一家就不
用再去以储蓄来规避那些概率小但后果恶劣的风险事件了。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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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世同堂的传统中国社会里，人口流动少，众多家庭组成的“大家族”不仅是社会学意义
上的单位，而且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互助共同体。大家族中只要一家有天灾人祸，其他成员都会
筹钱相助；当一家要盖房屋时，其他成员也会尽力提供贷款；养老自然由子女负责，而当子女
无能力支持父辈养老时，大家族中其他成员也会出力帮助。因此， “大家族”作为一种互助共同
体，基本提供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险、各类信贷等。当然，不管一个家族有多大，
有钱的家族毕竟是少数，能够提供的保险和信贷会非常有限，特别是当多个成员家庭同时发生
天灾人祸时，这种互助共同体会随时破产。所以，这种传统安排的效率非常有限，风险承受能
力很小。
20 世纪之前的美国跟传统中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多数人以农为生，“大家族”也起着经济互
助共同体的作用，政府基本不提供任何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救济，只有一些民
间慈善机构提供有限的补助。但19 世纪的工业革命、铁路交通的发展慢慢改变了美国原来的社
会结构，人口流动大增，为了就业一生中可能搬家数次。于是，到20 世纪初，以家族为基础的
经济互助共同体开始瓦解。20 世纪30 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更是把这种瓦解所隐含的问题暴露
无遗：在新的社会结构下，老百姓的收入安全怎么保障？1935 年通过的《社会安全法》则是联
邦政府的第一次回应，该法案授权成立“社会安全管理局”和“社会安全保障基金”，其目的是：
（1）为老年人提供退休养老金，（2）为残疾人提供生活费与医疗费，（3）要求各州政府为公民
提供起码的失业保险。1965 年通过的《社会安全修正法案》又补充了一项：为贫困的老年人提
供医疗保险（Medicare 和Medicaid）。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低收入的家庭和老
年人。社保基金于1937 年开始，第一年共支付128 万美元给老百姓，到1999 年则共付出3 858
亿美元各类社会福利。除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与退休金外，个人自己也可从保险公司购买各类
保险与退休金产品。美国的这些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为所有家庭构造了一个可
靠的安全网，让他们不用为未来担忧。这从另一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的消费倾向性这么高，
只有不到4％的储蓄率。
在中国，四世同堂也成为了历史，家族已不再是一般家庭的经济互助共同体，人口在广泛
流动，靠子女养老已慢慢变得不现实。计划经济下的铁饭碗、退休与医疗福利现在已基本不在
了。在新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下，如果政府不尽快在社会保险与退休金上弥补，在证券与金融品
种上进一步创新，那么居民们只会选择过分保守的金融资产结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
到2001 年底，中国个人金融资产的11。2％在现金、71。7％在银行存款（两项共占83％）、13。5％
在有价证券、1。7％在保险。这种结构显然不利于经济增长。
时下关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退休金计划等的讨论都集中在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