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第3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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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三年，召赴阙，承诏预修《宋史》，书成，赏赉优渥，仍有旨四品以下各进一官。擢文传集贤待制。亡何，以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仕。卒，年七十八。
文传气貌充伟，识度凝远，喜接引后进，考试江浙、江西乡闱，所取士后多知名。为文务雅正，不事浮藻，其于政事为尤长云。
○韩镛
韩镛，字伯高，济南人。延祐五年中进士第，授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寻迁集贤都事。泰定四年，转国子博士，俄拜监察御史。当时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帝乃欲以中书参议傅岩起为吏部尚书，镛上言：“吏部掌天下铨衡，岩起从吏入官，乌足尽知天下贤才。况尚书秩三品，岩起累官四品耳，于法亦不得升。”制可其奏。
天历元年，除佥浙西廉访司事，击奸暴，黜贪墨，而特举乌程县尹干文传治行为诸县最，所至郡县，为之肃然。二年，转江浙财赋副总管。至顺元年，除国子司业，寻迁南行台治书侍御史。顺帝初，历佥宣徽及枢密院事。至正二年，除翰林侍讲学士，既而拜侍御史，以刚介为时所忌，言事者诬劾其赃私，乃罢去。五年，台臣辨其诬，遂复起参议中书省事。
七年，朝廷慎选守令，参知政事魏中立言于帝：“当今必欲得贤守令，无加镛者。”帝乃特署镛姓名，授饶州路总管。饶之为俗尚鬼，有觉山庙者，自昔为妖以祸福人，为盗贼者事之尤至，将为盗，必卜之。镛至，即撤其祠宇，沉土偶人于江。凡境内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毁之。人初大骇，已而皆叹服。镛知民可教，俾俊秀入学宫，求宿儒学行俱尊者，列为《五经》师，旦望必幅巾深衣以谒先圣，月必考订课试，以示劝励。每治政之暇，必延见其师生，与之讲讨经义，由是人人自力于学，而饶之以科第进者，视他郡为多。镛居官廨，自奉淡泊，僚属亦皆化之。先是，朝使至外郡者，官府奉之甚侈，一不厌其所欲，即衔之，往往腾谤于朝，其出使于饶者，镛延见郡舍中，供以粝饭，退皆无有后言。其后有旨以织币脆薄，遣使笞行省臣及诸郡长吏。独镛无预。镛治政，虽细事，其详密多类此。
十年，拜中书参知政事。十一年，丞相脱脱在位，而龚伯璲辈方用事，朝廷悉议更张，镛有言，不见听。人或以镛优于治郡，而执政非其所长，遂出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及脱脱罢，用事者悉诛，而镛又独免祸。乃迁西行台中丞，殁于官。
○李稷
李稷，字孟豳，滕州人。稷幼颖敏，八岁能记诵经史。从其父官袁州，师夏镇，又从官铅山，师方回孙。镇、回孙皆名进士，长于《春秋》，稷兼得其传。泰定四年，中进士第，授淇州判官。淇当要冲，稷至，能理其剧。岁大饥，告于朝堂以赈之，民获以苏。游民尚安兒，饮博亡赖，稷疑其为非，督弓兵擒之，果盗邻村王甲家财，与其党五人俱伏辜。调海陵县丞，亦有能声。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擢御史台照磨。
至正初，出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迁都事，又入为监察御史。劾奏阉宦高龙卜恃赖恩私，侵挠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时相，请谒公行，为国基祸，乞加窜逐，以正邦刑。章上，流高龙卜于征东。又言：“御史封事，须至御前开拆，以防壅蔽之患。言事官须优加擢用，以开谏诤之路。殿中侍御史、给事中、起居注，须任端人直士，书百司奏请，及帝所可否，月达省台，付史馆，以备纂修之实。”承天护圣寺火，有旨更作，乃上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兴大役。”议遂寝。会朝廷方注意守令，因言：“下县尹多从吏部铨注，或非其才，宜并归省选。茶盐铁课，责备长吏，动受刑谴，何以临民，宜分委佐贰。投下达鲁花赤，蠹政害民，宜为佐贰。”帝悉可其奏。迁中书左司都事，又四迁为户部尚书。十一年，廷议以中原租税不实，将履亩起税，稷诣都堂言曰：“方今妖寇窃发，民庶流亡，此政一行，是驱民为盗也。”相臣是之。寻参议中书省事，俄迁治书侍御史。
十二年，从丞相脱脱出师征徐州，徐既平，谒告归滕州，迁曾祖父以下十七丧，序昭穆以葬，敕赐碑树焉。既而召为詹事丞，除侍御史，俄迁中书参知政事。皇太子受册，摄大礼使，遂除枢密副使。帝躬祀郊庙，摄太常少卿，寻复为侍御史，又为中书参知政事，俄升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寻特加荣禄大夫。至正十九年，丁母忧，两起复，为陕西行省左丞、枢密副使，乞终制，不起。服阕，命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除副詹事。二十四年，出为陕西行台中丞，未行，改山东廉访使。得疾，上章致仕，还京师。卒，年六十一。赠推忠赞理正宪功臣、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柱国，追封齐国公，谥文穆。
稷为人孝友恭俭，廉慎忠勤，处家严而有则，与人交，一以诚恪，尤笃于乡党朋友之谊。中丞任择善、陈思谦既没，皆抚其遗孤，人以是多之。出入台省者二十年，始卒无疵，为时名卿云。
○盖苗
盖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幼聪敏好学，善记诵，及弱冠，游学四方，艺业大进。延祐五年，登进士第，授济宁路单州判官。州多系囚，苗请疏决之。知州以为囚数已上，部使者未报，不可决。苗曰：“设使者有问，请身任其责。”知州乃勉从之，使者果阅牍而去。岁饥，白郡府，未有以应。会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户部以请，户部难之，苗伏中书堂下，出糠饼以示曰：“济宁民率食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岂可坐视不救乎！”因泣下，时宰大悟，凡被灾者，咸获赈焉。有官粟五百石陈腐，以借诸民，期秋熟还官。及秋，郡责偿甚急，部使者将责知州，苗曰：“官粟实苗所贳，今民饥不能偿，苗请代还。”使者乃已其责。单州税粮，岁输馆陶仓，距单五百余里，载驮担负，民甚苦之，春犹未足。是秋，馆陶大熟，苗先期令民籴粟仓下，十月初，仓券已至，省民力什之五。
辟御史台掾，除山东廉访司经历，历礼部主事，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建言严武备以备不虞，简兵卒以壮国势，全功臣以隆大体，惜官爵以清铨选，考实行以抑奔竞，明赏罚以杜奸欺，计利害以孚民情，去民贼以崇礼节。皆切于时务，公论韪之。天历初，文宗诏以建康潜邸为佛寺，务穷壮丽，毁民居七十余家，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封事曰：“臣闻使民以时，使臣以礼，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龙潜建业之时，居民困于供给，幸而获睹今日之运，百姓跂足举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夺农时以创佛寺，又废民居，使之家破产荡，岂圣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汉高帝兴于丰、沛，为复两县，光武中兴南阳，免税三年，既不务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满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为心，方便为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无乃违其方便之教乎？台臣职专纠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缮之役，岂其礼哉？”书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入为监察御史。文宗幸护国仁王寺，泛舟玉泉，苗进曰：“今频年不登，边隅不靖，政当恐惧修省，何暇逸游，以临不测之渊乎？”帝嘉纳之，赐以对衣上尊，即日还宫。台臣拟苗佥淮东廉访司事，以闻，帝曰：“仍留盖御史，朕欲闻其谠言也。”以丁外艰去，免丧，除太禧宗禋院都事。中书檄苗行视河道，还言：“河口淤塞，今苟不治，后日必为中原大患。”都水难之，事遂寝。
至正初，用荐者知亳州，修学宫，完州廨。有豪强占民田为己业，民五十余人诉于苗，苗讯治之，豪民咸自引服。苗曰：“尔等罪甚重，然吾观皆有改过意。”遂从轻议。至元四年，起为左司都事，在左司仅十八日，凡决数百事。丁内忧，宰相惜其去，重赙之。至正二年，起为户部郎中，俄擢御史台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也。”大夫不悦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谢，人两贤之。出为山东廉访副使。益都、淄、莱地旧称产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综其事，民岁买金以输官，至是六十年矣。民有忤其官长意，辄谓所居地有金矿，掘地及泉而后止。猾吏为奸利，莫敢谁何。苗建言罢之。三年，入为户部侍郎。四年，由都水监迁刑部尚书。初，盗杀河南省宪官，延坐五百余家，已有诏除首罪外，余从原宥。至是，宰臣追复欲尽诛戮，苗坚持不可。御史趣具狱，苗曰：“肆赦复杀，在法所无，御史独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宽仁乎！”卒用苗议，罢之。出为山东廉访使，民饥为盗，所在群聚，乃上救荒弭盗十二事，劾宣慰使螅c不法者。有司援例欲征苗所得职田，苗曰：“年荒民困，吾无以救，尚忍征敛以肥己耶！”辄命已之。同僚皆无敢取。召参议中书省事。
五年，出为陕西行台侍御史，迁陕西行省参知政事。六年，复入为治书侍御史，升侍御史，寻拜中书参知政事、同知经筵事。大臣以两京驰道狭隘，奏毁民田庐广之，已遣使督有司治之矣，苗执曰：“驰道创自至元初，何今日独为隘乎！”力辩，乃罢。又欲宿卫士悉出为郡长官，俾以养贫，苗议曰：“郡长所以牧民，岂养贫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赐之钱可也。若任郡寄，必择贤才而后可。”议遂寝。又欲以钞万贯与角牴者，苗曰：“诸处告饥，不蒙赈恤，力戏何功，获此重赏乎？”又，佥四川廉访司事家人违例收职田，奉使宣抚，直坐其主，宰臣命奉使即行遣，苗请付法司详议，勿使宪司以为口实。于是时相顾谓僚佐曰：“所以引盖君至枢机者，欲其相助也，乃每事相抗，何耶？今后有公务，毋白参政。”苗叹曰：“猥以非才，待罪执政，中书之事，皆当与闻，今宰相言若此，不退何俟？”将引去，而适有旨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然宰臣怒苗终不解，比至，即除甘肃行省左丞，时苗已致仕归田里矣。时宰复奏旨趣赴任，苗舁疾就道。至镇，即上言：“西土诸王，为国籓屏，赐赉虽有常制，而有司牵于文法，遂使恩泽不以时及，有匮乏之忧，大非隆亲厚本之意。”又言：“甘肃每岁中粮，奸弊百端，请以粮钞兼给，则军民咸利矣。”朝廷从之。迁陕西行御史台中丞。到官数日，即上疏乞骸骨，还乡里。明年卒，年五十八。赠摅诚赞治功臣、中书左丞、上护军，追封魏国公，谥文献。
苗学术淳正，性孝友，喜施与，置义田以赡宗族。平居恂恂谦谨，及至遇事，张目敢言，虽经挫折，无少回挠，有古遗直之风焉。
宋濂》元史》列传第七十三
列传第七十三
○张桢
张桢，字约中，汴人。幼刻苦读书，登元统元年进士第，授彰德路录事，辟河南行省掾。桢初娶祁氏，祁生贵富家，颇骄纵，见桢贫，不为礼。合卺逾月，即出之。祁之兄讼于官，且污桢以黯昧事，左右司官听之，桢因移疾不出，滞案俱积。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兒怒曰：“张桢，刚介士也，岂汝曹所当议耶！”郎中虎者秃谒而谢之，乃起。范孟为乱，矫杀月鲁帖木兒等，城中大扰，桢暮夜缒城出，得免。
逾年，除高邮县尹，门无私谒。县民张提领，尚任侠，武断乡曲。一日，至县有所嘱，桢执之，尽得其罪状，里中受其抑者，咸来诉焉，乃杖而徒之，人以为快。守城千户狗兒妻崔氏，为其小妇所谮，虐死，其鬼凭七岁女诣县诉桢，备言死状，尸见瘗舍后。桢率吏卒即其所，发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妇，鞫之，皆伏辜，人以为神明焉。
累除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拜监察御史，劾太尉阿乞剌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鲁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仇，伯颜贼杀宗室嘉王、郯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当伏门诛，而其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诛窜。别兒怯不花阿附权奸，亦宜远贬。今灾异迭见，盗贼蜂起，海寇敢于要君，阃帅敢于玩寇，若不振举，恐有唐末籓镇噬脐之祸。”不听。
及毛贵陷山东，上疏陈十祸，根本之祸有六，征讨之祸有四，历数其弊：一曰轻大臣，二曰解权纲，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离人心，六曰滥刑狱，所谓根本之祸六也。其言事安逸之祸，略曰：“臣伏见陛下以盛年入纂大统，履艰难而登大宝，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