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生活-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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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帆匆匆走了，仇慧敏匆匆来了。
仇慧敏赶来看望信诚所带来的表情并未出乎我的想象，我甚至提前猜到了她手中必定还拎着一罐浓汤。那罐汤是她已经用惯了的一个道具——为亲人和爱人亲手熬制营养丰富的汤水，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和文艺作品中最俗套的抒情方式。
但这回，凌信诚没有见她，也没有喝下那罐浓情厚意。尽管仇慧敏一再请我转告信诚：那里面有精选的乌鸡和肘子，还有上好的干贝和甲鱼，她足足煲了一夜，营养全都化在汤里，喝掉它身体就会立竿见影地好转，抵抗力也能大大增强提高。
凌信诚躲避的不仅是仇慧敏一人，在姜帆走后的一整天里，他始终闭门不出沉默不语。包括我，包括秘书，甚至，也包括医生，统统都被保姆拦在外屋。保姆说信诚现在很困很困，他只想一个人好好休息。
我和秘书经过商量，决定全都暂时离开医院，回城各办各的事去。秘书要去银行为姜帆取钱，因为姜帆盯得很紧。我也需要回去取钱，因为给我家装修的装演公司从前天开始，催款的电话几乎把我的手机打爆。
这一天我那只快爆的手机还挤进了周月的一个电话，他问我现在是否还在医院。他这样问我是因为他对优优蓄意杀死德子一事，始终百思不解。尽管连小梅都表示反对，但他还是想从旁做些调查，以甄别自己的怀疑。他在电话中说他今天因为紧急公务奉命出差，要到上海南京停留数日，如果我还在清水湖医院的话，他想请我帮忙做些调查，找找信诚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把优优案发当日及前一日往返抵离清水湖医院的确切时间，做个详细了解，以免延搁久了，事过境迁，知情人会把许多细节逐渐淡忘，给以后取证带来困难。
我告诉周月我已回城，但我答应早则明天，晚则后天，就会回去，就可以按照他的要求，做些调查工作。周月千谢万谢，说大哥你真是好人。
第二天我没能回去，拖住我的还是我家那个装修工程。在付款前的验收中我发现多处假冒伪劣，于是找来工头口干舌焦地一通交涉，直到第二天傍晚才算达成妥协。我先交些钱，他们也返返工，互相作了并不情愿的让步。
和施工队的艰苦交涉使我差点对姜帆的观念点头称是，姜帆说得也许没错：这世上人与人，事与事，都是交易！施工队接活前热情洋溢的承诺余音未落，对我倍加优惠的关照言犹在耳，可在验收结帐时，居然全像川剧变脸似的，甚至连个甩头吆喝的掩饰都无须再有，表情就瞬时一换。也许阿菊也说得没错，这年头谁要真爱你，也是一时一阵的，如果两个人当中只能活一个，那人人都想自己活！
我到第三天中午也没能把家里这一摊“烂尾”料理清楚，但我不得不扔下一切返回医院。我这样匆忙赶回清水湖的原因并非放心不下信诚的身体，也非急于完成周月交待的“任务”，而是因为午饭后我突然接到李秘书的一个电话，这位一向四平八稳的李秘书用从未有过的慌张，在电话中向我通报了一则让我也不能不慌的消息——凌信诚失踪了。今天上午李秘书到医院准备向他报告给姜帆付款一事的办理情况，不料病房里已是人去屋空。一同失踪的还有信诚的保姆，幸亏那个有力气也有主见的保姆也失踪了，这让人们的紧张多少有了一些缓解，猜测信诚至少目前尚且平安无恙，猜测他大概是让保姆陪着，去了什么地方。
至于信诚的去向，李秘书说已经有了一些线索，电话里说不清楚，希望我尽快过来一下。于是我没再多问，扔下家里的乱七八糟，就搭车赶过去了。
到达清水湖后我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我所想的那么简单。我在李秘书手中吃惊地看到信诚留在枕下的决诀宣言，这一纸别书使我们放弃了一切侥幸，明确地意识到他真的走了。
附近派出所的警察上午就接到了报警，在我赶到医院时他们刚刚撤离。他们向医生、护士、医院的保安以及信诚的司机等有关人员详细了解了情况，分析信诚这样一个行动不便的病人是怎样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麓湖边突然人间蒸发。直到收拾床铺的护士在枕下发现了那封短信，警察们才找到根据似的如释重负。看来这个早上在他们的管片里并未发生原来分析的绑票案件，这场虚惊的真相不过是一个年轻人的厌世出走。
警察们随即撤了，走前对李秘书和司机说道：“你们先自己找找他吧，这小伙子大概受了什么刺激，也许过几天冷静了他会自己回来。”
我从李秘书手上接过信时李秘书恰被医生叫走，医生们急着与他交涉信诚应付未付的住院费用。我在二楼空无一人的观景阳台静心阅读了信诚的手迹。这封信没有台头，不知写给谁的。或许，他是写给所有人的。
我走了。我看见了我的爸爸妈妈。我想念他们。
现在我已经决定，在我去见父母之前，必须离开这里。我不知道我的心脏还能跳动多久，所以我要让自己最后过得清静。这里的所有人都让我害怕，他们都在撒谎，让我不敢相信，还有哪一个笑容，会是真的。
真正爱我的人，只有我的父母，我也爱他们，我特别想他们！我特别想他们！
凌信诚这封短信，让我看到了凌信诚的滚滚热泪，也看得我自己心里阵阵发凉。
我，还有周月，还有小梅，还有医生和护士，还有秘书和司机，还有上海的姑妈，还有其他很多人，对信诚的笑容，都出自真心，出于善意，但信诚还是感到怀疑和恐惧。也许他短短的人生，确实经受了太多的谎言，太多的阴谋诡计，所以他陷人了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他像他的孩子乖乖那样，对真情拥抱的双手，也产生了条件反射的惊恐。也许，他的不幸还源于他的财富，他太有钱了，所以他摆脱不了那些明争暗斗，那些卑鄙心机。难怪有些社会学家把一千五百元人均收入，作为中国城市家庭幸福与否的分界之一。金钱的过与不及，都易造成｜人际关系的失范与家庭的不幸。财富太少，生活过于窘迫；太多，又令人想人非非。金钱数额一旦超过生活必需，它的冷酷和兽性，便会显露无遗，它导致的丑恶与贪婪，就会层出不穷！
信诚究竟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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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秘书，以及医生和护士，都把怀疑的线索，锁定同一个方向。因为我们从一位夜班护士的口中，得知昨天晚上有四个男人突然来访，并且在病房的里间，一直与信诚单独交谈。其间护士进去给信诚送药，行至外屋便被保姆阻拦。护士把药交到保姆手上的时候，隐约听到里屋的只言片语，护士据以猜测，那四位神秘客人全是信诚叫来的律师。
根据我们分析，信诚应是今天清晨脱身出走，而出走前夜密晤律师，想必不会不谈自身的动向。当天下午我与李秘书一道，去了位于复兴门附近的中亚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以前曾到清水湖来过的那两位律师。那两位律师一位姓林一位姓韩，一个人到中年一个还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似乎早已猜到我们的来意，未多绕弯便介入正题。
“凌信诚昨天确实直接给我们打了电话，说有急事要我们赶到清水湖去。他也确实和我们谈到了他要离开医院的想法，但是，”姓林的律师说：“但是他什么时候走，走到哪里去，我们一概不知。”
我说：“他有没有说到他大概的去向，比如，他在上海还有一个姑妈，他会不会去她那里？”
林律师断然摇头：“这个我们并不知道。”停顿少顷，又缓缓说道：“他说……他很压抑，他很害怕，他不敢相信任何人，尤其是……女人。他说他想找个深山老林去当和尚，他说出家当和尚，也许是离开人世而又留在人世的最好方式。我们劝他把出家的念头暂时先放一放，因为他的身体，不能缺医少药，不能过太清苦的生活。我们劝他，如果他心情不好，可以到外地走走，看看山水，换换心情，但离城市、离条件好的医院，不能太远李秘书插嘴：”这么说，是你们挑着他走的，你们作为律师，难道不知道他是一个病人，是一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孩子？你们应该劝他留在医院，你们怎么能……他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你们是要负责任的。“
林律师依然用从容不迫的语速，反驳了李秘书的指责：“他现在活得非常痛苦，他和我们谈到他现在的生活……哭得说不下去，我们不知道他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们能感觉到，他的精神已经差不多……已经差不多崩溃了。”
姓韩的律师打破沉默，加重语气对李秘书的指责再加反驳：“我们只是针对他要出家的念头，建议他先到一些空气清新的地方走走，换换心情。至于他走与不走，怎么走法，走到哪儿去，只能由他自己决定。你们作为他身边的人，他的帮手和朋友，他怎么活成了这个样子，你们应该更加清楚！”
我及时换了一个话题，以中断他们的对峙，我说：“凌信诚昨天叫你们过去，就是为了和你们谈谈心情？听说你们昨天去了四个人呢。”
林律师说：“凌信诚叫我们过去，是要更改他的遗嘱。昨天和我们一起过去的，还有北京昆仑公证处的两位公证员。”
我和李秘书面面相觑。
李秘书放缓口气，向律师提出：“呢，我是凌信诚的秘书，我过去给他爸爸也当秘书，他爸爸去世后又给他当秘书，我跟着他们凌家很多年了。现在一时找不到凌信诚，我能不能看一下他的这份遗嘱，看看需要我们为他做些什么……”
年轻的韩律师也相应放缓了口气，但话中的内容依然是拒绝：“凌信诚指定我们是遗嘱的保存者和执行人。您既不是凌信诚的亲属，也不是遗嘱涉及的主要权益人，所以非常抱歉，您不能看这份遗嘱。”
李秘书哑然无话，表情尴尬。
似乎仅仅是为了减轻他的尴尬，那位随和些的林律师还是向我们口述了遗嘱修改后的大致内容：“这份遗嘱，主要涉及了财产方面的问题。凌信诚这次仅仅保留了上次遗嘱中关于他的姑妈所分配到的遗产份额，其余部分均做了变动。”
林律师的话语停顿下来，我们都以为他对遗嘱内容的透露到此为止，不料他突然又接着说道：“凌情诚决定将他的财产，全部捐赠给中国的儿童福利机构。当然，他后来同意我们的建议，保留了足够他未来生活和治病的资金。”
这个修改，这个结果，并非我的意外，但李秘书还是惊讶地叫出声来：“全部？捐赠？”
林律师点头，平缓答道：“对，捐赠。它不同于遗赠。捐赠就是不必等待立嘱人死亡，就可以立即执行。我们受凌信诚的委托，作为此项捐赠的执行人，已经开始着手和有关部门联系，办理相应的手续了。”
韩律师冷冷的插话：“当然，在捐赠之前，我们会按凌信诚的要求，给所有为他工作的人员，结清工资及相应的福利费用。凌信诚还要我们替几位为他工作时间较长的人，多支付一年的工资及福利，并且为他们办理终生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您姓李对吗，我想办理这三个险种的受益人当中，应该包括您的。”
李秘书呆呆地，沉默下去。我知道，他这么关心信诚的下落，是因为信诚的下落与他自己的着落息息相关。现在信诚的下落依然没有下落，但他自己的着落，却有了起码的落实。
所以这时，只有我的话题还在执著于信诚的行踪，我问两位律师：“既然你们被指定为遗嘱和捐赠的执行人，怎么会不知道委托人的下落呢。你们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那捐赠执行的情况，又怎么向他报告呢？如果他生病了，甚至，如果他不在了，你们怎么知道？”
林律师答道：“凌信诚说他会主动和我们联系。如果他不在了，或出了什么事情，他的保姆会打电话通知我们。如果我们超过半年没有接到他和保姆打来的任何电话，就说明他已经不在了，可以按他死亡处理后事。”
我和李秘书一样，也沉默了下来，再也提不出新的问题。
我们走出了中亚律师事务所，走出了那座写字楼。这里是北京的金融街，这里高楼林立，人流拥挤。宽阔的西二环路上车水马龙，恣意张扬着都市的繁华与生机，而身边匆匆行走的每个路人，脸上却无不挂着彼此无视的刻板与漠然。在这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地方，每一个停顿的脚步，每一句短促的交谈，想必都关乎金钱，关乎生意。
也包括我们刚刚和律师谈到的事情，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份遗嘱。
所谓遗嘱，无非是对财产的一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