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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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蛇山和黄鹤楼上受到群众狂热围困的事件，在公安机关内部被称为“黄鹤楼事件”。姨父和经历了这一场面的人，感觉到了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崇拜一旦失去了控制，就会给保卫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但还来不及思考，如果对领袖的崇拜加以鼓吹而进入宗教的狂热，还会在保卫工作的范围以外带来怎样的灾难。
为避免“黄鹤楼事件”的再次发生，毛主席这次来长江游泳是严加保密的。姨父记得，那一天天高云淡，风和日丽。毛主席从机场乘汽车到了江汉关码头。“轮渡二号”已经停靠在码头上待命。毛主席上船后，“轮渡二号”即静静地驶离码头，从蛇山、黄鹤楼下边的江面上悄然掠过。那时，长江大桥还正在施工，两三个桥墩已冒出水面。“轮渡二号”避开了大桥工地，稳稳地停泊在远离桥墩的下游江面上，请毛主席在这里下水。
姨父始终守候在“轮渡二号”上，目不转睛地追随着毛主席的身影，时刻准备对任何一个微小的不安全因素作出反应。他看到毛主席由身边卫士保护着，两度通过他和他的同事们精心研制的梯子，从“轮渡二号”下到一只小木船上。木船上也挂着特制的梯子。毛主席双手抓着梯子，面对木船，背对江水，一级一级地下了梯子，身体触到了水面，又抓着梯子蹲下去，把身子埋到江水里湿了湿水，才松手跃入江中。
在梯子的实用性和安全性得到考验以后，姨父的第二个喜悦也是他组建的整个“水上卫队”的喜悦，大家终于知道了“八卦阵”的用场，知道了他们好不容易演练出来的“旋转人圈”的中心，是毛主席和他身边工作人员游泳的地方。
那天跟随毛主席游泳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李尔重，有随同毛主席来武汉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还有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护士长吴旭君和身边卫士。
我不能不对姨父的记忆力表示敬佩。事情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在他的记忆里，毛主席首次下长江游水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姨父看见，毛主席从江中斜插过去，一边向对岸游水，一边顺乎自然地随江水向下游漂流。老人家高兴了，什么姿势都有，一会儿闷下去，一会儿浮起来，一会儿仰泳，一会儿侧游，有时就躺在江水上任其漂流，游得好开心哪！姨父始终守护在“轮渡二号”上，保持一定距离追随着毛主席。眼看老人家游过了江汉关，又过了滨江公园，一直向下，游到一个名叫甚家矶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河口子，江边有一个正在兴建的肉类加工厂。河口上边，地名叫淡水池，这里有一个油库，有几个大大的、圆圆的、装石油的白家伙竖在江边。毛主席游到这里，已经游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有四十里。大家请主席上船休息。老人家正游在兴头上，还要继续游下去。下边河道里有一道沙洲，是姨父和他的同事们事先勘察过的，河道被沙洲分成了两股狭窄的巷道，巷道里水流很急。大家又力请毛主席上船，毛主席才不那么情愿地上了小船，再度由卫士搀扶着，攀缘梯子，回到“轮渡二号”上休息。
这时发生了一个疏忽：“水上卫队”只顾得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杨尚昆、汪东兴和保健医生李志绥游着游着，却从“旋转人圈”里溜出去，不见了踪影。糟糕，他们游到哪里去了？原来被江水冲到北岸去了。姨父急忙派小船撵上他们，接回到“轮渡二号”。
3。万里长江横渡（2）
1958年，毛泽东（右）与朱汉雄（左二）摄于武昌东湖客舍。（侯波摄）
毛主席上船以后，冲了冲身子，披上了浴衣。接下来，特意带到船上来的一把躺椅就派上了用场。毛主席坐上躺椅，卫士给他点了烟卷儿，他就在躺椅上躺下来，微笑着，露出好高兴的样子，徐徐地吐着烟缕。姨父说，他老人家还有一个习惯，从水里上来后要喝一点点茅台酒。卫士向我们要茅台酒，我们就马上把茅台酒递过去；要毛巾，我们就赶紧递毛巾。我对我们的服务人员说，我们是打下手的，不能往卫士前边挤，这是规矩。卫士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就是了，不能乱插手。
毛主席游水后稍事休息，已经到了下午两点钟，早该吃午饭了。而“轮渡二号”是汉口、武昌之间的轮渡船，平时从江北岸摆渡到江南岸只用十五分钟，船上用不着烧水做饭，因而没有烧水的锅炉和做饭的厨房。姨父却出人意外地向毛主席的随员报告，请主席在船上用餐。他事先把厨师、服务员和一个用汽油桶改造的煤炉都带到船上来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带来了特意从樊口采购来的又大又肥的鳊鱼。姨父着重指出，正因为带上了可爱的樊口鳊鱼，接着才有了毛主席“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千古佳句。至于樊口鳊鱼何以成了武昌鱼，姨父让我少安毋躁，他将在下一节为世人下一点考证的工夫。他当时的任务只是照料毛主席吃饭，主菜是清蒸鳊鱼。
毛主席吃了这餐饭，“轮渡二号”就到了武昌造船厂码头。主席在那里下船，即乘汽车到武昌东湖客舍南山甲所下榻。以后好多年，在梅岭的新房子于1959年建成以前，毛主席每次来武汉，都是住在这个地方。毛主席正是在这里笔舞龙蛇，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篇。
4。“又食武昌鱼”考
1957年春——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的次年，《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了毛主席的诗作，其中一首是：水调歌头游 泳一九五六年六月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世人看了这首诗，才知道毛主席在武汉游了长江。
姨父考证说，毛主席诗中的“长沙水”是有具体含义的。毛主席的随员告诉我，毛主席来武汉那天，先在长沙看了清水塘，那是他青年时代跟他的夫人杨开慧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清水塘有一眼很有名的水井，他看清水塘的时候，又特意喝了这眼井里的“长沙水”，然后从那里乘汽车直奔机场，登上伊柳14型飞机，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姨父掐指计算，毛主席从长沙坐飞机到武汉，途中飞行了一个小时零一刻钟；从机场到江汉关码头上船，用了半个小时；下水游长江用了两个小时，从离开长沙清水塘，到中午用餐吃了清蒸鳊鱼，相隔五个多小时，所以说是“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那么，樊口鳊鱼何以成了“武昌鱼”呢？姨父说，这要感谢香港《大公报》的一位记者，是他替我们下了一番考证的工夫。不知道这位记者通过何种途径得知他是毛主席“万里长江横渡”的当事者，就带上毛主席的诗词找他“抢新闻”。当时，毛主席游长江属于内部机密，湖北省委和中央公安部都没有通知他接待这位记者，他就毫不客气地“无可奉告”了。记者却一头钻到湖北省博物馆里查资料，还作了实地考察，一个月以后又来找他，喜滋滋地宣布考察成果说，“又食武昌鱼”的“武昌鱼”应为樊口鳊鱼。樊口古为鄂城管辖之地，鄂城古称武昌，故而樊口之鳊鱼亦即武昌鱼也。
姨父说，还真叫这位记者说对了。当时，他只知道樊口鳊鱼最好吃，因为樊口是江、河、湖交界的闸口，里湖外江，此鱼在闸口上进进出出，兼得江、河、湖水的滋养，练就一身肥而细腻的好肉，特别是鱼头靠肚皮之间、脊背上的那块肉格外鲜嫩好吃。所以要去买最好的樊口鳊鱼做给毛主席吃，不料想从此成就了“武昌鱼”的历史地位和赫赫大名。
四十六年以后的2002年秋天，姨父正在看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三峡大坝导流明渠截流新闻，忽然想起了这位香港记者，他说，我很想念这位记者，却忘了他姓甚名谁、不知他身在何方。如能打听到他的下落，我一定要把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的具体经过告诉他。比如，“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就是后来建成、眼下还在使用的长江大桥，当时刚刚冒出来两三个桥墩。毛主席正是在桥墩下游下水的。“高峡出平湖”就是现在的三峡库区，首期蓄水高度为一百三十五米，这不就是“高峡出平湖”了嘛！不过，旅游者不必担心，神女峰没事，库区淹不住她。所以老人家说“神女应无恙”啊！老人家游着水，还想着长江大桥、三峡大坝的建设，还想着不要淹了神女峰，这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事情，所以要“当惊世界殊”了。
姨父的考证并未到此结束，他又大发感慨地说，毛主席的诗句如今已得到历史的验证，樊口鳊鱼何以称为武昌鱼也已得到了有心人的考证，但是，是谁给毛主席做的武昌鱼？又是谁给毛主席把做好的武昌鱼端上餐桌的呢？这两个历史的空白只好由他来填补了。
姨父用手指点着我的鼻子说，你记住，是厨师杨纯卿给毛主席做的“武昌鱼”，是清蒸。杨纯卿还带着一个打杂的下手，可惜我没能记住他的名字，这个小小的空白姑且存疑待考。杨纯卿的下手把鳊鱼开膛剖肚，拾掇得干干净净。杨纯卿再撒上一些姜丝，放上几颗豆豉，再放上一些不能为世人所知、具有极高的知识产权价值的上等作料，用只有他自己才晓得的适当火候蒸好以后，用椭圆形的盘子装上，把汤滗掉，再浇上一点点油，撒上一点点葱花。这时候，管理员金文俊、服务员吴素英已经把桌、椅、台布摆好、铺好了。给主席端盘子上菜的是吴素英，她做事手脚麻利，沉得住气，走路如一溜轻风。切记，摆台子、铺台布、端盘子是她和金文俊共同完成的历史使命。
姨父夸说，金文俊和吴素英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大概就是在他们上“专船”为毛主席服务的时候，两个人眉来眼去地产生了感情，私订了终身，后来就喜结良缘，又被调到武汉附近的应山县工作去了。“文化大革命”后，金文俊当了副厂长。我和你六姨去武汉，又和他们见了面。他们两个已变成老头子、老太婆了。我说，眼下没有过去那样的光荣任务了，你就给我找个地方钓鱼，好吗？金文俊说，好，我包了。当然，这是后话，不在考证范围了。
5。厨师杨纯卿事略
姨父说，杨纯卿是值得立传的。他不止做了那一条载入史册、进入诗词经典的武昌鱼，每当毛主席跟其他中央首长来武昌东湖小住，或是来了军队、地方的高级干部，乃至于毛主席在武汉举办国宴或便宴，常常要由杨纯卿担任主办厨师。总之，厨房里的“红案”、“白案”，诸如杀鸡拔毛，剖膛破肚，全得听他的。
杨纯卿是湖北汉阳人。俗话说，“湖北厨师出汉阳”，长江中游做饭的、开馆子的，大部分是汉阳人。但他不是大馆子里的学徒出身，没有拜过名师，不是科班里讨教来的本领。按湖北厨师的行话讲，他是“剽手”，“剽”而能称之为“手”，足见其“剽”不凡，乃至于没有门户之见、打破清规戒律地“剽”来了十八般手艺，且都是从食客口中“剽”出来的。
抗战期间，杨纯卿逃难到云南、贵州，在路边小饭店里打杂，而后又自搭茅棚、另起炉灶。那时的云南、贵州是大后方，云集着从沦陷区各地逃到这里来的异乡人。他的小店接待过来自各个地方、各种身份、各种口味的客人，或富商巨贾，或贩夫走卒，或侠客名士，或将校军官，都曾为其座上客。他人缘好，悟性高，生性爱做又爱吃，就在路边店里做遍、吃遍了世上各种美味，苦、辣、酸、甜各投所好，烹、炒、煎、煮兼收并蓄。但我忘了问姨父，他的“路边店”是否开在著名的国际公路且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滇缅公路上，从而把美国远征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及其麾下迎进小店而“剽”之，乃至于“剽”来了美国烧烤的绝活呢？待考。
解放后，杨纯卿到湖北省公安厅机关大食堂当了炊事员，对于供给制的“大锅饭”，也能变出一些别有滋味的花样来。公安厅领导奇其才，要他到小食堂里做菜，果然出手不凡，竟成了厨师的中坚。姨父主管对外接待工作时，厅长就推荐他做了“火头军”。他的厨艺又大有长进，几年下来，便奠定了“领衔”厨师的地位，成了湖北省厨师界少数大师级人物之一。
杨纯卿最拿手的绝活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