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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

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28部分

小说: 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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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纵的关系。成员不能问组织内其他的事,问了就是违反纪律,这些戒律,每个成员必须牢牢记住,如有稍微越雷池一步者,将受到严厉处罚。每当有新成员加入时,陈立夫必然要召集他们训话,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违反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除了遵守纪律以外,二陈还规定,所有加入组织的成员都有维护组织、发展新成员的义务;有破坏共产党组织、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职责;还有监视其他党派甚至国民党员的言行并向上密报的责任;必要时还得接受组织分派的特殊任务。    
    青白团和同志会成立后,二陈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到各地去建立地方组织,如派张道藩到浙江,派吴醒亚到上海,派张厉生到华北,派程天放到江西,派苗培成到安徽,又派吴醒亚到湖北,派叶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苏,派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后,也按中央的一套严密系统,凭借当地国民党省、市党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其中主要有:北平、天津的诚社。张厉生到华北后,秘密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联络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诚社”。参加该组织的成员达100多人,其纲领强调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诚”字上下功夫,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统制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诚社总书记为张厉生,副总书记为胡梦华,总干事为李白虹,副总干事为张光涛、赵在田、史国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该组织十分重视,为此拨出专项费用,作为组织活动经费。诚社办有《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上海的干社。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一些“CC”重要成员,于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纲领、章程与“青白团”和“同志会”所差无几,而且在有些方面更甚,可以说,它的组织形式、领导建制、政治纲领完全是以德国法西斯党为蓝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他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扑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匪徒”等反动口号。干社的社长为吴醒亚、副社长为潘公展,干事长为丁默邨。二陈对上海干社也十分重视,专派他们的堂弟陈宝骅任该社事务组主任。干社还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并以此为阵地,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干社成立后,积极参与逮捕、绑架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在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袭击捣毁经营销售左联出版的书刊杂志和鲁迅著作的书局书店,抢占上海青年中学和民光中学等罪恶活动中,干社都充当了主要角色,因而,这一组织成为国民党CC特务的中坚。    
    除此外,在上海,还有潘公展、吴开先领导的“上海协会”、吴醒亚组织的“寅社”,在东北有齐士英组织的“东北青年学社”,在浙江有罗霞天组织的“五友社”,在山东有王潜组织的“学行社”,在南京有徐恩曾、萧铮、洪陆东组织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在河南有陈泮岭组织的“武德社”和陈泮岭、刘不同领导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等。这些组织建立后,积极拥蒋反共,破坏抗日民主运动,插手文教科学机关,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干了大量的坏事。    
    “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的建立是二陈CC派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CC派没有下层组织,他们进行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且主要是靠二陈的亲信骨干分子联系、指导工作,自“青白团”和“同志会”建立后,他们便从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严密的、系统的组织,他们以此控制国民党各级党部,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监视人民的行动,剥夺人民的自由,在全国形成一个从上到下、渗透各部门各阶层的一个庞大的法西斯特务网络。


第三部分中央秘书长(1)

    1929年4月8日,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上,29岁的陈立夫被选为中央党部三届执委首任秘书长。最开始的提名,是由蒋介石与胡汉民两人共同推荐的。当时陈立夫在国民党中是区区小辈,与胡汉民仅见过几次面,没有任何接触,为什么胡汉民会推荐陈立夫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三全大会上蒋胡合作,打击了汪派势力,胡汉民得到了一定的利益。作为回报,胡汉民必须有一些亲蒋表示,陈立夫是蒋的亲信,蒋介石不好一人推荐,胡汉民与蒋联合推荐陈是蒋求之不得的事,可以使蒋避免结党营私的嫌疑。其次,陈在为蒋做机要秘书时,所表现出的认真、负责、谨慎、吃苦的精神,胡汉民也略知一二,虽然与陈没有接触,但对陈没有坏感。    
    正在上海的陈立夫得知中央秘书长的任命后,内心虽然高兴,但也多出一番考虑,他知道自己年轻,担此重任,一定会引来多方注目,于己不利。考虑再三,便以身体不好为由,向中央递上一纸辞职书。蒋介石等知道这是陈立夫故作姿态,因此,在4月11日召开第一次中常会,决议“电陈立夫同志促其即日就职,在陈同志未就职以前,由叶楚伧同志兼代”。其时,叶楚伧已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根本无暇做秘书长工作。陈立夫接电后,知道秘书长非他莫属,于是再度复电请辞其职。4月15日,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中常会,决议再电促陈立夫提早就职,并让其兄陈果夫去函促请。中央越是电召,陈立夫越是觉得有作姿态的必要,于是又上一辞呈云:“余绝非自谦,乃自量无能胜此重任,请另选贤能,免误公事。”4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对陈立夫三次辞呈,有些不满,有人提议另选他人,但蒋介石当时不在南京,未参加会议,胡汉民不敢自作主张,便提出待蒋先生返南京后再商议办法。    
    这一下,陈立夫倒是慌了,再加上他认为三次辞呈,已转移了各方注意力,表明自己当秘书长是情非得已。于是,急忙由上海返回南京,称病情已有好转。后来,蒋介石回南京,在6月24日第十八次中常会上,陈立夫接受了任命,担任中央秘书长之职。    
    秘书处是国民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机构,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安排全会和常会的议程,注重重要议案的议程安排,妥善处理所有的决议案,并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处理与政府间有关系的文书及事务,处理党内联系和党外关系,间接监督党内其他组织单位等,权力既大而广,事务既多又复杂。    
    陈立夫上任时只带了一个人,其他人事,全部照旧,以稳定人心,让大家团结一起,努力干事。    
    陈立夫上任后,对文书室下的功夫最多。文书室负责复印、印刷、档案分类的工作。由于陈立夫过去搞工程工作,在美国待过多年,他引进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使印刷效率提高了好几倍,以前只能印刷200份,现在增加到1000多份。同时,他要求用五笔检字法进行档案分类,使得原来杂乱无章的各种档案一下子井然有序。效率提高了,人的工作减轻了,地方党部的人来看了感到惊奇,蒋介石等人看了满意,秘书处的人也很高兴。


第三部分中央秘书长(2)

    陈立夫十分强调工作纪律,他自己先做出表率,每天早上,他比秘书处其他职员早到办公室,晚上过了7点才离开,全秘书处四五十人,见陈立夫如此,无人敢迟到早退。这样,严格的办公纪律建立起来。    
    为了协调中央党部各部门的工作,增进各部门的合作精神,提高工作效率,陈立夫对秘书处工作作了改进。其中重要一项是:当秘书处收到有关组织部公文,便将副本送组织部,如果文件涉及其他有关部门,如青年部、妇女部等,便将副本送一份到青年部、妇女部并附上字条,说明组织部门会将直接与他们联系。这一办法有很大好处,它使各有关系的不同部门都会很快得到公文的消息,加强各部门的联系,也能提高各部门的工作效率,也受到各部门的欢迎。    
    秘书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接待来中央的各地方党部人员,陈立夫从不拒绝任何人来访,他每天平均接待20多位来访客人。接待中,陈立夫总是认真听取地方党部人员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并将这些情况按类别整理成文字,送到各相关部门,有些直接送蒋介石和其他常委。通过这些接触,陈立夫认识了各地方党部的大量官员,与他们加深了感情,并将一些信任者纳入自己的派系之中。    
    陈立夫在担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后不久,1930年12月,中央常委委员会便任命他兼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中央政治会议是研究政策的单位,凡与政府有关的重要问题,由中央政治会议来处理,它是国民党联系政府的一个单位,主席由蒋介石担任。政治会议下设有内政、教育、财政、经济、外交等小组委员会,秘书处为具体办事机构。    
    政治会议秘书处工作比较简单,主要工作是会议的筹备,例行性公事并不多。在准备会议时,就提交会议的议案翻阅档案找寻先例,然后进行系统整理、分类排印,使得开会的每位委员都有一份特别案例的资料及所有先例的报告书。有些重要议案,必须在议案提出前,将议程送给蒋介石看,如蒋有指示,还须将指示告诉各位委员,使之照指示通过。    
    由于中央政治会议地位的特殊,开会通过的决定不对外公布,而是呈中央常委会通过后再交国民政府公布,因此保密性很强,弄不好有泄密的危险,造成重大损失。因此,陈立夫担任政治会议秘书长期间,花很大精力做保密工作,用办特务机构的办法来领导秘书处,使得这个党务机构在外人眼中既神秘,又恐怖。    
    陈立夫在担任中央秘书长和政治会议秘书长期间,希望通过他的努力工作,实现他创新国民党的理想,即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以陈氏集团为主流派的统一的政党。为了传递他们的心声,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一起创办了一个刊物《政治评论》,由中央秘书处出资,蒋介石作后台老板,由郑亦同具体经营。    
    《政治评论》发表大量文章,鼓吹所谓“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大造舆论,树立蒋介石在国民党的绝对权威。因为他们知道,蒋介石的权威一旦形成,二陈的重心在国民党内也就自然形成了。


第三部分助蒋陷胡(1)

    国民党三全大会确立蒋胡合作体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胡汉民的话,蒋介石还是愿意听的,蒋胡关系一度比较融洽。在征讨各方势力的斗争中,胡汉民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有人概括胡汉民的作用说:“在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蒋介石在胡汉民的帮助下,地位得到巩固后,逐渐变得独裁起来,而权势欲也很强的胡汉民又不肯与让寸分,于是,双方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冲突,最开始缘于与二陈的矛盾。胡汉民本来是国民党中二号人物,高高做官就是了,但却常常事无巨细去管党务,胡自己就说:“关于党务的,我不但愿意多谈,而且谈的非常认真,虽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陈立夫说他“每一个会议,哪怕是比较不重要的小组会议,也场场必到”,引起二陈不满。    
    当时,经过清党整顿后,确定中央组织部由陈果夫掌管,组织部的一切事务,自然是陈果夫说了算,特别是由中央派往各地方党部的党务指导员,往往是陈果夫亲自挑选,亲自谈话,再派往各地。但胡汉民却总是进行干预,后来干脆成立了一个党务审查委员会,对陈果夫挑选的人进行审查,挑出种种理由不予通过,建议换人。陈果夫不肯让步,矛盾越来越大,陈果夫搞不过胡汉民,便跑到蒋介石那儿夸大其辞地告状。    
    蒋介石听了心中也老大不舒服,总想找个机会劝说一下这位高傲的元老。一天,蒋介石见到胡汉民,尽量压低心中的火气,平和地说:“胡先生常常严责党务工作人员,弄得这些人都惶恐不安,这对于胡先生的印象恐怕也不好。”但一向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的胡汉民并不把蒋介石看在眼里,毫不客气地回应道:“我严责这些人,正是我看重他们。任情所为,擅离职守,国家体统何在,这些人还不该受我教导吗?”几句话煽得蒋介石火冒三丈,但他还是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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