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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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小时竟学会了绣一手好花。有一次，他外公到家里来，陈果夫将自己做的绣花油褡给外公看，外公看到油褡上绣的花绚丽多彩、栩栩如生，十分惊奇，内心不免有些疑惑，不相信自己七岁的孙子竟能女红，而且手艺如此娴熟，便要当面考他一下，陈果夫当着外公的面飞针走线，顷刻之间便绣出了一朵花，外公这才相信，一时十分欢喜，竟破例地当着他母亲的面夸奖了他。
而陈立夫却不同，他生性机灵，而且好动，因此，他母亲便不像对果夫那样，要求学习女红，而准许他出去与其他孩子一起玩，去见识外面的世界。
何夫人教育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实在在，要他们堂堂正正做一个人，而从来不用所谓的“名”、“利”等来刺激他们，而且也并没有奢望她的孩子将来成为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她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一个很普通的但对社会有益的人。可以说，二陈兄弟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旧式中国妇女，中国母亲的形象。
何夫人虽没念过书，但却很能识大体，也懂很多道理，讲起来可以滔滔不绝，她讲不出一套一套理论，但朴素的话语中却能蕴藏一些深奥的哲理。她虽是个旧式妇女，但对外边的政治、形势很感兴趣。陈果夫的二叔陈其美有时从外边回来，也极喜欢和这位嫂嫂谈论国家大事，谈论反清、谈论排满、谈论革命，而这位嫂嫂常在谈论中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有时竟令陈其美也由衷地佩服，感到嫂嫂不同凡响。陈其美后来回忆说：“我回到家里，只有嫂嫂可以和我谈革命，谈排满，其他的人都不能相谈。”何夫人太爱自己的孩子了，她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孩子们身上，她希望孩子们能正常生长，不希望有任何不好的东西来打扰他们、影响他们。按当时湖州风俗，孩子很小的时候便要对上亲家，但何夫人认为这种习俗不好，会影响孩子的正常生长，因此，二陈兄弟在几岁时，虽有很多人上门提亲，何夫人均予拒绝。她说：“孩子们年纪太小，大家不知以后怎样，长大了再说罢。”这在当时的湖州，确属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它使幼年的二陈能健康地成长，也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第一部分烂漫童年（4）
尽管亲戚朋友恭维陈家，说这兄弟俩相貌清秀，将来定成大业，就连常存革命之慨的陈其美也夸奖说：“果夫，吾家之龙也。”但何夫人却从来没有企望二陈将来会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她只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能够自主的普通人，成为对社会有用、为社会欢迎的正直的人，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的心愿，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母亲的心愿。 陈果夫与陈立夫的幼年，正是在这位严厉的母亲的严格教育下度过的。母亲给他们以良好的教育和母性的爱护，给他们以启蒙的知识和生活的能力，当然，有些教育的不当也给他们留下了不良的后果，但总的来说，母亲给予他们的教育本质方面、主流方面是好的，因而陈果夫与陈立夫彼此都感到：“我们的母亲是非常慈爱的，始终怀着依恋和感激的情绪，而在这依恋感激的成分中间，我们更抱着一种敬畏的心理。”陈果夫曾追怀说：“我母亲的胆量魄力见识都有过人之处，她的意志非常坚强，什么人不能动摇她的，她教训我们从来不像别人用名利来教，她只要我们做一个‘人’。”1911年，二陈的母亲怀孕在身，正月里的一天，她走过黑街巷，正好一位亲戚也路过这儿，因为光线很暗，看不清面孔，以为是二陈的祖母，便扑通下跪，给她拜年。何夫人吓得惊叫一声，掉头疾跑回家，因身体虚弱，又受了惊吓，回来后便一病不起。虽请名医诊治，也不见效，病情愈加严重。在病重之时，她特别想念自己的孩子，总是要顺夫、敬夫、立夫站在她的床前，久久地望着他们，并常念及远在外地读书的陈果夫，希望能与陈果夫见上一面。
此时，陈果夫正在杭州读陆军小学，据他回忆：“2月25日晚，余忽不能成寐，念母病已重，当告假回湖一视，翌日遂乘舟赴湖，母病果十分沉重，而家人对余之回家，各以为必有人通知，母意父当有函催归，而父以为必另有人催余速归者。
事实上关于母病不好消息，固未尝有人来函告余也。”可见陈果夫对母亲感情之深。
何夫人望着兄妹四人，态度十分安详。她知道自己的病是不会好了，惟一难舍的是儿女，他们还小，还需要母爱，这种爱是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但她不愿增加儿女的痛苦，又觉儿女们都很懂事，她能够放心了。
面对全家亲人，何夫人内心难割难舍，她凝望每一个人，十分平静地说：“我恐怕活不下去了，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两个女儿，我死后就没有人能照顾她们了，她俩须得自爱自立；对于果夫、立夫，倒没什么可挂念的，因为他们对人对事都将会应付和处理得很好，我很放心，相信他们不会出差错的。”母亲的话，敲打着二陈兄弟的心，他俩默默立下誓愿，将来照顾好姐妹，应付和处理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人生的路，让母亲放心。
2月27日晚，何夫人病情转危，再加难产，不到10分钟便咽气逝世了。这一年，陈果夫20岁，陈立夫才12岁，对于母亲的死，他们悲痛万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他们，而他们却不能报答于万一，他们只是在心中永远地、深深地刻下母亲的形象。陈立夫到了90岁以后还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在产后临终前所说的那一番话。”陈果夫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说道：“她的一切萦绕在我的脑际，并不因为时间久远，而稍有淡漠。”母亲逝世后不久，父亲陈其业又娶继室黄氏，黄夫人又生了两男一女，两男一名祖蒸，字民夫；一名祖烈，名夫。一女名祖思，字赞夫。其中，陈祖烈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篮球健将。这样，陈果夫、陈立夫，加上顺夫、敬夫、同父异母的民夫、夫、赞夫，共兄弟姊妹七个。
第一部分塾馆残梦（1）
人生识字忧患始，虽然忧患不是好事，但人们还是要认字、要学文化。陈氏兄弟的父亲陈其业是前清秀才，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了，虽然此时，陈其业已厌恶走读书仕进的道路，但他毕竟是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一方面，他对清王朝的黑暗、封建制度的腐朽十分痛恨与不满；但另一方面，对传统的封建文化却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他始终认为孔孟思想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虽然半部论语并不可能治天下，但仍然是人们做人处事的指南针。陈其业也没企想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治国平天下，但他觉得齐家还是需要的，陈家一定要后继有人，因此字还是要识，孔孟的书也还是要读，他要陈果夫、陈立夫都好好念书，在儒家学说中去寻找深刻的微言大意。
二陈兄弟的启蒙教育，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陈果夫说他最初识字是父亲教的，他回忆道：“父亲教识字的时候并不很凶，不过我不识得字的时候，见了父亲，非常害怕，因为父亲不用手打我，是用最响的声音从我耳朵里打动我的脑筋，所以每次遇到一个字不认识的当儿，经父亲括辣辣的一声，连其他已认识的字也会忘记了。” 父亲的教育方法简单，教字也没有什么计划，每天规定认八个到十个字，这些字都是父亲随意写的，要求会认会写。小时候的陈果夫似乎并不聪明，有时一天不能将所学字全部认会，有时甚至一个字认一天也认不会。一次，父亲教陈果夫认一个“沓”字，陈果夫认了好几天，还是不会，他父亲特别恼火，一气之下，将他鞋子脱去，赤脚挂在方凳上，反锁在房里。陈果夫吓得直哭，但不能获得父亲的谅解，到了傍晚，母亲做完事，打开房门，才将哭得声嘶泪尽的果夫领出来。
对父亲的这种行为，母亲十分生气，她责怪道：“你这种教育不适当，你的声音愈响，他就愈怕，愈怕就愈不认识了。”父亲嘴上不说，内心也颇有些后悔，自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采取这种关禁闭的办法进行惩罚了。陈果夫并不怨恨他父亲，他认为责任全在自己，是因为自己太蠢了，几天连一个字也认不会，才被罚的，所以罚之有理。
认字逐渐多了以后，陈果夫便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这一类书大都是由他大姑母教的，大姑母很喜欢陈果夫，也极愿教他读这一类书，“大姑母教这种有韵的书是很高兴的，因为她有时候自己也要摇摇摆摆读几首唐诗，唱几支小调来解气闷的”。因此，大姑母只要有时间，便要拉着陈果夫，有板有腔地教他读“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东西。对读这些东西，陈果夫觉得比认字有趣，一句一顿，朗朗上口，而且又有韵味，慢慢就会背了。当然，陈果夫并不完全理解，只粗略知道“赵钱孙李”是姓氏，而“人之初……”只能模模糊糊晓得一点，至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则根本不知其意。只是认为，既然大人要读、要背，一定会有用处的，于是陈果夫也就跟着大姑母摇头晃脑地读这些玩意，用尽心机地背这些玩意，并在这咿咿呀呀的读书声中度着烂漫的童年时光。
儿童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上学念书，湖州儿童上学启蒙，俗称“开荒”，陈果夫是八岁才“开荒”的，“开荒”老师是个叫沈若臣的老先生。
“开荒”的那一天，仪式办的非常隆重。据陈果夫回忆：“外婆家办好了三牲、糕点、水果、香烛之类，预备我拜文昌；又买了许多书籍文具，用红纸包着送给我，同时，又有一套小小的礼服，命我穿着拜文昌，拜先生。我父亲和先生也穿了礼服。我拜了先生之后，先生命我坐在旁边，教我上第一课书。当时所用的课本是《书经》。我读《书经》中的‘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民于变时雍。……’那几句，读熟了，然后我父亲恭恭敬敬地请先生吃酒席。接着亲族中，有送书籍文具的，亦有向我父亲母亲道喜的，整整忙了一天。第二天，父亲还领着我去谢先生。”“开荒”后，陈果夫即正式入塾读书，第一个老师是西边隔壁的叔祖陈锡百先生，陈果夫管他叫五公公，这位五公公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教了八九个学生以度残年，因此，对学生并不严加管教。开始，他教陈果夫唐诗，只是辨一下平上去入，并不讲解诗意，便要学生去死记硬背，当老师的应付了事，做学生的也落得轻松。后来，陈老先生要学生读《史鉴节要》、《天文歌诀》、《地理歌诀》等书，也不讲解文章大意，只是一味要学生背会。当学生读书的时候，先生在藤椅上昏昏欲睡，学生见有机可乘，便哄骗老师，刚开始背时，便高声报告：“先生，我背书了。”先生睡眼不开，地答应一声：“嗯”，学生便呜里哇啦胡乱地背上几句，再高声报告：“先生，背完了！”先生又是一声“嗯”，马虎地点点头，然后放学生回家。
如此稀里糊涂混了两年，陈果夫毫无所得，他父亲便将其转入东边族叔陈元章新办的私塾继续读书。这位元章先生比五公公年轻得多，教学态度也比较认真，教学方法也比较得当，这样，陈果夫在元章先生的教育下，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及《孟子》一部分。但好景不长，半年后，元章先生便不务正业了，他嗜好很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异，春天画画，夏天养鸟，秋天抓蟋蟀，冬天抹纸牌，最后，索性抽起鸦片来，甚至与人合伙开烟馆，对教学生读书根本不放在心上，每天教书不上半天，就开溜了，有时连夜学也不回来放，让学生等到天黑自己回家。陈果夫后来回忆道：每逢天黑了，先生还没有回来，我们这些没有大姐、娘姨来陪的人，最是上当，只有天越黑，读书声越响。希望师母从里面出来发慈悲。有一天，暮色苍苍，黑得连书上黑白都一点分辨不出来，我读书的声音也喊哑了，可是先生终不回来。
师母在里面叉麻雀又忘记了发善心，一直等到大家在黑暗中哭，哭得非常悲哀，二公公从外面回来听得了，才放了我们。
陈果夫的父母亲认为这种私塾实在是误人子弟，再读下去没有任何益处，便再次决定改送其他私塾。在陈果夫12岁时，进了他的“开荒”老师沈若臣先生的私塾。沈先生是一个正正规规的教书先生，在教学方面确实比前两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