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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

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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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学”等。在部颁课程中,凡是没有教材的,鼓励教师编写教材。    
    在确定课程时,由教育部先定了一个整理课程的三原则:第一,规定统一标准,这个标准,不仅在提高程度,而且与国家文化及建设的政策相吻合;第二,注重基本训练,先从事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由博反约,不因专门的研究而至偏颇之弊;第三,注重精要科目,所设科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于一种学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养而有融会贯通的精神。根据这一原则,一些无用的课程删掉,一些重要而没有的补上。如根据我国是一个农业国的情况,设立水利、肥料、茶叶、丝绸等科系,并设置相关课程等。    
    除了改革课程设置外,陈立夫还领导教育部进一步拟定各科目教材内容,以备各校试用。1940年,在征集各校课程科目的基础上,开始编制教材纲要,当时集中了数百名教授,历两年努力,编写了各科教材纲要草案42种,颁发各校参考试行。与此同时,教育部开始编辑大学用书,在陈立夫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采取特约撰稿、公开征稿、采用成书三种办法,确定了163部书作为大学教材。几年后,各学校终于能按部颁课程标准,教材标准统一起来,一举改变了中国大学课程无中国特色,课程无中国教材的局面,为收回“文化租界”起了决定性作用。    
    其二,统一大学教师评聘标准。陈立夫认为要办好学校,教师是十分重要的。他通过对一些学校的调查,发现大学教师的资格评聘,过去毫无标准,而且教授和副教授的评聘只有一条原则,即必须是留学返国者,他认为这种评聘既不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也不科学,是崇洋的表现。因此,他主持制定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待遇暂行规程》,1940年由教育部公布。该章程规定:教员资格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4个等级;对资格审及定升等年资均有适当规定,担任助教、讲师有一定年资、有特殊成绩并有著作者,均应按照规定升格为教授或副教授,不受“留学返国”的限制。同时,对教师实行奖励的办法,凡“合格教员,可准休假进修,并发给研究费讲助金,其资深望重者,经过同科目教授之选举,可以担任部聘教授”。    
    以上措施的实行,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使学校的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都有一定提高,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文科方面,如闻一多的多种文学史著作、王力的语法理论、钱穆的《国史大纲》、贺麟、汤用彤的哲学、逻辑课;理科方面,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都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    
    其三,改进考试办法。陈立夫认为考试是促进学生学习的重要手段,也是检查学生学习成绩的主要方法,而以前考试有不少弊病,应该加以改进。


第五部分改革教育(2)

    大学入学考试以前是各校单独命题,陈立夫认为这种考试办法增加了应考学生的困难,因为战争时期,交通困难,学生为参加各大学的考试,到处奔波,十分不易。而且,这种考试使各校录取新生的成绩相差悬殊。为了整齐学生的入学水准,解除学生应考奔波的困难,陈立夫决定,从1938年度起实行在后方19省市分区实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办法,教育部成立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具体执行。在各考区分设招生委员会,办理报名、考试及阅卷、录取等工作。    
    大学毕业考试以前只考最后一年所学课程,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决定在毕业考试时,实行4年内学生所学3种主要课目的总考,他认为:“此种办法可使学生对以往4年所有主要学科有一总复习,而不致支离破碎,比欧美各国的办法均胜一筹。”对平时考试,陈立夫提出在学生中举行“学业竞赛”考试,由学生自由参加,成绩最优者及次优者均得奖励,并在学校公布。    
    通过改进考试办法,较好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校不仅为抗战和战后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而且还培养出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优秀人才。    
    第四,实行贷金制度。当时处于战争,一些青年流离失所,要读书十分困难,陈立夫认为这些学生不但要教,还要养,便设立贷金制度。即由学生向国家贷款维持生活,进行学习,将来出校后还款。但后来法币贬值,按初借数目偿还,等于不还,因此陈立夫指示教育部向财政部申请,索性将贷金制改为公费制。据当时的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128万人。陈立夫认为,这笔费用虽大,但成就是了不起的。好多年后,当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后,都写信告诉陈立夫,他们是靠贷金读完大学的,陈立夫听后深感欣慰。    
    陈立夫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可谓用心良苦,颇费艰辛,这种改革也不是没有问题,当时就有一些学者有异议,“以为妨害讲学与研究的自由”。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应该肯定的,它对于建立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的基本框架,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五部分艰难进展(1)

    在陈立夫的领导下,通过教育界广大人士的艰苦努力,在抗日战争纷飞的炮火中,中国的教育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在艰难困苦中蹒跚前进。    
    大学教育方面。原有大学内迁后很快复学,顽强地存在和发展。同时,为了适应战时对医、工等技艺人才的需要,设立了一些专科学校。增设这些学校,需要各种器材设备和建立很多专门实验室,需要大量经费,陈立夫通过各方活动,往往能够筹得巨款,用于新校的创设。陈立夫还认识到发展教育,最重要的是师资,因此首先要发展师范教育,他除在几所综合大学设立师范学院外,还创立了男女师范学院各一所,又增设了贵阳师范学院、南宁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等,将西北联大的师范学院独立出来,改称西北师范学院。为了训练社会教育人才和音乐人才,还设立了社会教育学院和国立音乐学院。为了改变高校内迁后一些地方高等教育的空缺,在江西省设立国立中正大学、在浙江省设立国立英士大学等。    
    这些举措,使大学教育能稳步发展。    
    中等教育方面。教育部只是决定政策方针,监督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具体办理,但在战时情况下,也有例外的措施。    
    第一,由于战争,当时很多中等学校教师、学生都举家流亡,到内地后,教师失业、学生失学。陈立夫认为,必须妥善安置,同时又不能让后方省份增加经费。    
    于是,由国家投资,在内地创办了国立中学31所、国立华侨中学3所、国立师范学校13所,安置了大量教师和学生。    
    第二,规定各类中等学校划分学区。1938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各类中等学校划分学区办法》,颁令各省执行。这一办法要求各省根据其人口、交通、经济、文化发达情形,分别划定三类中等学校(即中学、师范、职业学校)校区,分区设置各类学校,以免重复。其中学区则注意小学升学儿童之比例;职业学校区则注意配合地方经济之发展;师范学校区则注意区内小学师资之需要。这一办法的实行,保证了战时中等教育在区域和比例方面达到合理的分配。    
    第三,统一课程与教科书。教育部对中等学校的课程实行统一,1940年公布了《高初级中学教学科目及时数表》,1941年又公布了各科目的课程标准,要求各地执行。其所用教科书也由教育部统编,交由各书局印制,发放各学校使用。    
    以上措施,当时虽有人批评陈立夫“统制思想”,“与民争利”,但在战时特殊情况下,还是值得肯定的,对中等教育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国民教育方面。国民教育过去为地方政府所主办,抗战时期,陈立夫领导的教育部也积极推进。新县制实行后,要求每乡设立中心学校,每保设立国民学校,而学校教育要求有儿童、妇女、成人三部分。为适应这一变化,教育部设立了国民教育司,主管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教育部还专门拟定了《国民教育法》,为立法院通过后,于1944年公布执行。为了很好推行国民教育,教育部制定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计划分期实行,最后使入学儿童达到学龄儿童9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60%以上。后仅实施了两期,到1944年,实施国民教育的后方19个省市已设立国民学校25万多所,平均每三保有两所学校,离每保一校之规定,已不太远,入学儿童已占学龄儿童总数70%以上。应该说,在战争年代,这一成绩是很可观的。    
    社会教育方面。陈立夫认为,社会教育虽是无形的,但在日本侵略的紧急关头,社会教育对人心士气的振奋,同仇敌忾心理的激发,是有相当大作用的。陈立夫对与社会教育有关的文物十分重视,在高校内迁的同时,他分出很大精力主持文物内迁。文物到内地后,陈立夫亲自勘定馆址,指挥安放,要求尽快复馆,对外开放,以资育人。除恢复、发展原有的中央博物馆、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外,还在重庆创设了中央民族教育馆、国立礼乐馆、中央美术馆等;在兰州筹设西北图书馆、甘肃科学教育馆、国立敦煌研究所等。这些机构逐步发展,后来都颇具规模,发挥了社会教育的功能。    
    为鼓舞人心,宣传抗战,1938年,教育部还组织4个巡回戏剧教育队,到各地巡回演出,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教育作用。陈立夫认为电影、播音是最有效的社会教育工具,他入主教育部后,在社会教育司增设一科,专门管电化教育,1942年创设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并成立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分赴19个省市巡回示范,深受各地欢迎。    
    边疆教育方面。1939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陈立夫主持制定的《推进边疆教育方案》,1941年,教育部制定的《边地青年教育实施纲领》由行政院颁布,确定“蒙藏及其他各地之人民,其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为实施边疆教育的范围。规定边疆教育由教育部主管,过去由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委员会,中央组织部办的边疆学校,一律划归教育部主管。


第五部分艰难进展(2)

    陈立夫深感责任重大,花了很大精力来促进边疆教育的发展。第一,派员考察边疆各地。除零星派员到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甘肃,新疆等地考察外,教育部还组织了一个大型的西南边疆考察团,从1939至1940年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考察,了解情况,提出建议,最后由教育部形成措施,进行施行。第二,开展边疆学术研究。在中央大学、西北大学设立边政学系,在其他一些有条件的大学设立边疆建设科目及讲座,1944年还设立了边政学院,对边疆历史、文化、社会等进行研究。第三,译印教材。由于边疆地区经济落后,没有条件自印教材,陈立夫指示教育部置办文印机件,用蒙、藏、回文译印小学国语、常识课本,分发边疆各地应用,后来逐步将其他教材译印,同时编印蒙藏辞典及其他补充读物。这样,边疆教育得到了一定发展。    
    在发展教育的同时,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极力加强国民党对学校的控制,想尽办法将CC力量渗透于学校中,以实现其党化教育的宗旨。    
    1939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大专学校组织要点》,共12条,确立了国民党领导的“以党治校”体制,规定学校领导人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在各校设立国民党区党部和三青团分团部,1939年起还在各校增设了训导处。“要点”规定国民党区党部“协助学校行政”,党部书记“得列席校务会议”;三青团分团部“协助学校训育”,训导处执行党部或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委托事项。这就使学校置于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与严密控制之下。    
    为了强化对学生的思想控制,陈立夫主持制定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青年训练大纲》、《训育大纲》等,规定学生要“耳听心唯,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1939年,由陈立夫主持的全国教育会议确定以“礼、义、廉、耻”四个字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校训,并将训练国民党员的《党员十二守则》来要求学生,即要学生做到忠勇、孝顺、仁爱、信义、和平、礼节、服从、勤俭、整洁、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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