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大师的仪仗兵-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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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智明观摩过喇嘛考试——“因明”（显学第五级）答辩。
“因明”是用推理的方法分辨正邪，有点象是逻辑学。它要求参加考试的喇嘛不仅能说会道，还要熟悉经典、对经文要义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因明”过关大概相当于大学毕业，据说学到这个地步通常需要十二年的时间，但也不一定，有人学得很快、也有的人几十年都学不会，关键要看各人的悟性。
考试开始前，大家就座，铁棒喇嘛（巡视僧）绕场检查秩序、坐堂喇嘛宣布纪律、主考喇嘛登台，答辩就正式开始了。
有个司仪负责喊“考僧”的名字，被喊中的人站起来向各位行礼，然后把袈裟脱下来放在座位上、再把念珠搁在头顶上（这大概是防止作弊）。然后就准备接受“问难”。主考老喇嘛干巴巴地问了几句，应考者立刻绘声绘色地答辩，而且手舞足蹈、滔滔不绝……
蔡智明听不懂喇嘛们在说些什么，反正大家鼓掌他就跟着鼓掌，大家哄笑他就跟着笑，到最后谁过关了或者谁没有过关，他也不知道。
“因明”过关的喇嘛，从此不必参加“经头考试”、也不用干杂役，可以充当“侍读”、衣食也由活佛供给，就象是大学毕业的“正式干部”一样。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再进入“般若部”研读经书，争取获得“格西”学位（相当于硕士？），如果成功，就可以具备独自传教的资格，更加受人尊重了……
在“公开法会”期间，寺院是对外开放的，仪仗队的官兵可以四处乱窜。
有的高僧不愿意受到打扰，就在僧房门口贴一张表示“闭关修炼”的条子、谢绝参观，但大多数喇嘛还是喜欢热闹，乐意与到访的客人们一起玩耍。
夏天，拉卜愣寺的喇嘛们剃光头、不戴帽子，下身穿着“曼约合”（一种红色的裹裙）、外罩衫裙，上身穿背心、披袈裟，衣物上没有纽扣、只用腰带拴着。腰间挂着水瓶、怀里揣着抹布、手里攥着念珠。
喇嘛们的住房条件各不相同。普通的僧房四壁都是光板，钉着两个木架子，一个供奉佛像和经卷、另一个当杂物柜；屋里只有一张炕，既是坐处也是床，炕上有条毛毡子，那是睡觉时的被褥。而富裕的喇嘛则住在院子里、边上有仆人的房间和马厩，屋子里雕梁画栋，地上铺地毯、床上铺毛毯，还有锦缎的被褥和丝绸坐垫。屋内点着香炉、铜壶里随时备有温热的茶水，香炉和铜壶上都铸着精美的花纹、镶嵌着珠宝，十分华丽漂亮。
与和尚不同，喇嘛出家以后仍然和自己的家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可以在寺院里建造自己的僧房，父母可以给孩子送钱送物，有血缘关系的喇嘛之间也可以相互继承财产。这样一来，富家出身的喇嘛进寺院以后依然阔气，家境贫寒的人出家之后依旧是穷光蛋。
在拉卜愣寺，小“学僧”中的穷喇嘛比较多，而到了高年级，就以富裕人家的子弟为主了。这是因为喇嘛在拜师、学习、考试、甚至实习的过程中都是要花钱的，而且级别越高开销就越大。因此，有钱的“学僧”容易请到好的师傅，也可以争取较高的学位，而穷苦的喇嘛想要长期学习就十分困难，他们往往在读完最基本的戒律之后就去学“技术”了。
拉卜愣寺的学院开设了一些类似职业培训的课程，里面的“学艺僧”可以学习书法、文法、历算、绘画、医药、裁缝、铜匠手艺，毕业以后能够念经、看病、维修寺院、装裱经卷，或者做铁炉子、当裁缝。既为寺院打工、也给自己求得谋生的手段。
在喇嘛的群体中，位于权势顶端的当然是大活佛，他们都有自己的属寺和部落；其次是和大活佛关系密切的高级僧官，他们掌控着藏区的教务、行政、司法、财务；再次是小活佛（侧室活佛）和世袭担任特定官职的贵族子弟，少部分获得高级学位的僧人也能够进入这个阶层。
更多的喇嘛则处于群体的基本阶层，他们或者在外念经祈福、或者在寺里维修庙宇，或者在作坊制造手工品、或者在庄园核对帐目，在为寺院谋取财物的同时、自己也能混个温饱。而最底层的是什么技能也不会的喇嘛，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在经堂、庄园或者僧官的手下当杂工，这样的喇嘛连斋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得到布施了。
举办公开法会的日子，不仅是俗人的节日、也是喇嘛的节日。
这一天，各部落的民众必须向喇嘛们进贡食物，为拉卜愣寺的三千六百多僧众提供“牛肉酥油饭”，还要供应茶水。
寺院的厨房里安置了三口超级大锅，每口锅里可以放进三头牛的肉，这些肉和七十斤酥油、四十升米（每升三十斤）、八十斤葡萄干，还有白糖、奶油、蕨麻（一种草根植物）之类的东西，乱七八糟煮在一起，就成了“牛肉酥油饭”。
藏传佛教的喇嘛是可以吃肉的，这让见惯了和尚吃素的仪仗队官兵们觉得很有趣，纷纷围在旁边看稀奇。
藏族人对待餐具很讲究，各人有各自的碗，不能乱拿，而且煮饭用铁锅、熬茶用铜壶，也不能弄混了。吃饭的时候，喇嘛们盘膝而坐，把饭团捏成小酒杯一样的形状，然后掺进辣子、大蒜以及酥油等佐料，和着热茶一起吃。这样吃不了多久就满头大汗了，于是又把怀里的抹布掏出来，擦汗、擦手、擦鼻涕全都使用它。
吃饱喝足，有的喇嘛就开始吸鼻烟。鼻烟壶大多是牛角制成的，也有用象牙、玛瑙或者玉石做的，看上去十分漂亮。
见官兵看得来劲，喇嘛们就喊他们一起来吃这“大锅饭”，蔡智明一边拱手道谢、一边赶紧溜掉了。
普通喇嘛请吃饭可以谢绝，可遇到嘉木祥活佛请客就不能不去了。
那顿饭的内容比较简单，依次上了六道食物：奶茶、酥油饭、灌汤牛肉包、手抓羊肉、大锅烩菜和奶酪，除了烩菜里有几根萝卜丝、就没有见到其他的蔬菜，全都油腻得不得了。
最后端上来的奶酪其实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酸奶，可当时的蔡智明却喝不惯，只好把铜壶里茶水喝了两大碗。那茶水是用大叶茶和砖茶混合熬成的，叫做“大茶”，真是又酽又浓，害得他一晚上没睡着觉。
睁着眼睛躺到天亮，九世班禅就要给仪仗队的官兵举行赐福仪式了。
算起来，这是班禅大师第二次接见军官。
头一次进见的时候，大家都按规矩买了呈献给活佛的礼物，曾铁衷大队长买了十块钱的东西、其他校官买了八块钱的、尉官们就只花了五块钱。结果，办完仪式，班禅大师还礼，十块钱的得了个金元宝、八块钱的得了银元宝、五块钱的却只得到一条红绸带子。蔡智明他们直喊“亏了亏了”，早知道八块钱能够得元宝，怎么样也要多买一些礼物。
寺院外面有专卖礼物的摊点，负责买卖的是寺里的大喇嘛。摊位上最多的是“哈达”，有长有短，以白色为主，也有蓝色和黄色的，价钱不等；还有一类东西叫“迭卡”，其实就是礼品单子，上面写着核桃、枣子、桂圆、荔枝……最少两样、最多十三样，品种越多越贵重。但是藏族地区并不出产礼单上的东西，想在当地把实物找齐根本就办不到，所以“迭卡”是个虚的，只要把这个单子买下来再递上去、就相当于已经送给活佛这些礼物了。
班禅的身边有几个专门收礼品的“堪布”，这一回，尉官跟着校官学，大家全都买了十块钱的礼物。
班禅活佛在法座上咿哩呜噜念了一大通，堪布又搬来财宝箱子，给曾队长金元宝、给分队长银元宝，到了尉官面前，一伸手，还是根红绫带！搞得军官们又好气又好笑。
下来以后，大家都说：“什么活佛，凭官衔大小给东西，势利眼”
曾铁衷嘿嘿直乐：“你们自己傻，岂能怪喇嘛。也不想想看，天下哪有不势利的和尚？”又说：“能得到红绸子已经不错了，看看吧，带子上结着三个红疙瘩，那是活佛派来保护你们的三大金刚呢！”
蔡智明嘀咕说：“三个金刚固然不错，可我觉得，用金元宝保护我或许更为妥当”。
一帮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班禅大师对仪仗队的军官们已经很够意思了。那些藏民信徒们送了好多牛、好多羊，到最后也不过是得到一条红带子，还不如蔡智明的这一根长呢。
九世班禅在公开法会上举行“放头仪式”，那场面真是热闹。
大师本人坐在经堂门口的高台子上，身穿金黄色袍子、头戴金黄色帽子，手里拿着根三尺多长的木秆、秆头上系着尺把长的须子。他身后坐着好几排喇嘛，穿红色袈裟、戴着弯弯的鸡冠帽，全都闭着眼睛念经。
班禅的左边站着一个“堪布”，专门替他端茶，那茶碗是玉石的，有盖有座、镶金镶银，茶壶是银的，镶着黄金宝石。活佛的右边站着仪仗队的军官，在这个位置上用不着干活、只要站得笔直就好，大家轮流上去半个小时，蔡智明也站过两次。
朝拜的人群排成长长的队伍，各色礼品在院子里堆成了山，有金银铜器、有珠宝首饰，还有木盘子托着的礼单，上面写着贡献多少牛、多少马、多少羊，或者多少土地多少人口。那时候，低层藏民的人身关系是依附于部落和寺院的，头人说送就送、说卖就卖，农奴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信徒们远远的望见班禅，早就把腰弯着了，两只大拇指向上翘起，舌头一进一出、发出“突噜突噜”的声音，这些人走到班禅跟前，被那根晃来晃去的木头杆子在脑袋上碰一下，立刻就现出很幸福的模样。出去的时候，喇嘛们发给他们一根红绳子，如果遇到个别送礼特别重的，就送一段红丝绸，同样都打着三个结。于是，人们非常高兴地把绳子或者绸子挂在脖子上，仿佛今后的灵魂有了保障。
余展鹏由衷地感叹道：“当活佛可真舒服啊”
蔡智明连连点头：“是啊，是啊”
可是，活佛也有不顺心的时候。
公开法会结束以后，班禅大师准备动身进藏。可就在这时候，“护送特使”诚允大人却突然提出辞职，接着，专使行署的一帮人也说要等候中央指示，全都不肯走了。
关于诚允的辞职有两种说法。一说诚允是平原出身的人，不习惯青藏高原的海拔，头晕、身体吃不消；另一说是诚允喝高了，和蒙古贵族吹牛的时候说满洲国皇帝溥仪是“我们的皇上”，结果被马鹤天参赞和高长柱参军联合告了一状，特使的官职就保不住了。
以蔡智明的地位，当然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但是，即便诚允真的称呼溥仪为“皇上”，那多半也指的是大清国的皇上、而不是满洲国的皇上，因为事实证明，诚允自始至终支持抗日、没有跑到东北去，最后是死在四川的。
马鹤天和高长柱是不是想借机取代诚允的位置，不好说，但诚允自己肯定是乐意被取代的。一年来，能威风的威风了、能花的钱也花光了，剩下的尽是些过雪山、走草地的苦差事，此时不开溜、更待何时？所以他递交辞呈之后立刻就离开了拉卜愣，根本就没有等待中央的答复。
在当时，诚允是不愁没有好差事的，他是张学良跟前的红人，谁能不给他面子？可没想到的是，旧职务辞了、新职务还没到手，张少帅和蒋总裁就撕破了脸，诚允从此倒了热灶，只能做个平头老百姓、最后郁郁而终。
“护送特使”辞职了，行署的其他人也不愿意动身。班禅大师急了，他这回再也不说“其实还不想回去”之类的客套话，闹着非要立刻就走不可。没办法，曾铁衷队长与马鹤天、高长柱商量了一番，决定参赞、参军以及行署的人继续等待中央指示，由仪仗队先行护送九世班禅启程进藏。
于是，1936年8月20日，班禅行辕和仪仗大队的全体官兵离开拉卜楞寺，向青海的玉树地区前进。
“专使行署”是负责九世班禅返藏的执行机构。现在特使辞职了，其他官员也分道扬镳，这就给仪仗大队带来一个难题：他们的身份究竟是“班禅的随从”还是“中央政府的军队”？他们是否要对班禅行辕的安全负责？
对此，行署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仪仗大队既要听从“行辕”的安排，也要服从“行署”的指示。
曾铁衷队长只好召集军官会议，商讨怎样才能面面俱到。
仪仗队的成员大多是打过仗的老兵、具有作战经验。大队长和几个校官在日本进修过特务技能，其他官兵也在宪兵部队里接受过侦察、擒拿、警卫方面的专门训练，整体素质很不错。可是，面对目前这种责权不清的情况，军官们也觉得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
从甘肃的拉卜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