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联合国-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总编辑。1945年联合国召开制宪会议时，章汉夫作为董必武的秘书赴旧金山出席会议。章汉夫是《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定稿者，1949年10月即开始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直到1972年在狱中含冤去世。
谢启美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外交部任翻译、随员，曾在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和驻瑞典使馆常驻。1973年中美两国各设联络处，谢启美在联络处任文化参赞。中美建交后，升任中国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自华盛顿返国后，谢启美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以后又赴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大使衔副代表。1985年6月被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任命为副秘书长，负责技合部工作。
谢启美上任时，技术合作发展部面临财政上的巨大困难，他向中国记者坦述了自己的心情：联合国技合部的广大受益者是发展中国家，我也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以及它们所面临的问题有比较深的了解。作为一个国际官员，能为促进当今世界的国际合作出力我感到十分愉快。我上任后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同联合国各有关组织商讨解决这一问题的妥善办法，以使我们部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际技术合作。
谢启美于1991年1月离任回国，任副秘书长一职近6年。他工作勤奋，成绩显著，赢得了各方一致好评。
（5）冀朝铸
人们称毕季龙老毕，谢启美老谢，唯有称冀朝铸为小冀，因为这是周总理对他的习惯称呼。
冀朝铸1929年生于山西，1938年随父母到美国，后来进哈佛大学化学系读书。他的父亲冀贡泉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供职，与鲁迅先生共事，赴美后曾出任《美洲华侨日报》首任总编辑。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冀朝铸中断学业经香港返回祖国内地，参加了朝鲜停战谈判，担任英文记录。1956年，冀朝铸从外交部调到周恩来身边担任翻译，从此便成了大家熟知的小冀。他也多次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作过翻译。冀朝铸曾随周恩来出访欧非亚14国，为陈毅外长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作同声翻译，参加了基辛格、尼克松访华期间会谈的全过程。
他在周总理身边担任翻译共16年，据说周总理曾对他说，小冀呀，你不能总跟在我身边一辈子当翻译啊，40岁是转行的时候了。于是，1972年中美互设联络处后，冀朝铸就改行去联络处当了参赞。任满回国后出任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随后又任美大司副司长。1981年底，出任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1985年，冀朝铸出使斐济，同时兼任驻基里巴斯和瓦努阿图大使，小冀变成了冀大使。两年后，冀朝铸出使英伦三岛。1991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96年离任回国。
在几位中国籍副秘书长里，冀大使大概是最丰产的，近几年，他出版了《冀朝铸自述》、《从洋娃娃到外交官》等书，还有许多访谈，对他个人的经历和他所经历的许多重大国际事件作了详细描述。
金永健
（6）
金大使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1989年我从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任满回到外交部国际司工作，金大使是国际司的司长，1992年我二度到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任职，金大使正好是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的常驻代表。2000年，联合国成立监核会，负责核查和销毁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到这个机构任职，金大使那时又在联合国任副秘书长，我们在纽约第三次相逢。
金大使是江苏昆山人，生于1934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新闻司，后调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曾在中国驻肯尼亚、尼日利亚使馆、驻联合国代表团和驻日内瓦代表团任职，并曾任外交部非洲司和国际司司长，既是一位老非洲，也是一位老国际。1996年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2001年任满回国。
金大使是个十分慈祥和善的领导，对下属十分关爱。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国方面在大会筹备的过程中作了一条奇怪的规定，会议的实质性筹备工作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各国代表要在会上发言却要在日内瓦报名。我当时在驻日内瓦代表团担任主管官员，看过这份通知的传真以后未多加留意便放到了一边，直到会议开幕的几天前北京来询问报名情况时，我才发现我们没有为我国代表团团长在大会上的发言报名，而此时报名时间已经截止。
按照习惯，中国作为会议东道主理应在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言，但这次大会规格很高，各国都很重视在开幕式上的发言，所以发言名单排得满满的。北京方面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与大会秘书长蒙盖拉女士联系，通过她的帮助，才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大会发言补报了名。工作中出了这么大的失误，我心里很紧张，也很难过。金大使对我说，给国内写个检查吧。当我起草好检查的电报稿送给金大使审批时，金大使对草稿做了很大的修改，把失误的责任承担了下来，而且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找出了代表团在文电管理方面的漏洞，并加以补救，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金大使不仅在中国代表团内部，而且在整个外交使团，口碑也非常的好。金大使在担任副秘书长任期结束即将回国时，联合国的职员为他举行了规模很大的送别招待会，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动的场面。会上，中外籍职员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在金大使手下工作的几位外籍司长纷纷上台，发表既热情洋溢又诙谐幽默、妙趣横生的讲话，对金大使的工作和为人予以极高的赞誉。
金大使现担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仍活跃在外交舞台上，并被聘为南开大学兼职教授。2005年，联合国改革问题受到各国广泛关注，金大使就此接受了《参考消息》记者程增宾的专访。他在访谈中说道：当前的国际形势与联合国成立时的情况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联合国的使命和面临的挑战与刚成立时相比已大不一样了，联合国的组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只有51个会员国，现在有191个，并且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它们的权益需要得到维护。联合国191个会员国普遍认为应该改革，但是各会员国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改革不应该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安理会改革上，应当进行协商，尽可能争取达成广泛一致，能够让绝大多数会员国都同意。如果改革引发严重分歧，造成会员国间的分裂，就达不到改革的目的，就失去了改革的意义，甚至适得其反。
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要成为常任理事国就要维持国际和平，就应该得到广大会员国的信任和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的政策和所作所为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这就牵涉到对历史的认识以及现行的政策等等。韩国总统卢武铉日前就强调，应当以对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和是否具有道德合法性，作为评判有的国家能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标准。这是有道理的，值得各方重视。
历任中国籍副秘书长：陈 健
（7）陈 健
与前几任副秘书长相比，陈健应该算是少壮派。他1942年出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我与陈健不仅是校友，而且是同系的系友，只不过陈健从复旦毕业时，我还在北京西城区的胡同里与小朋友们玩着打仗的游戏。
从复旦毕业后，陈健便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班。这个翻译班不仅是翻译的摇篮，也是中国高级外交官的摇篮，中国许多在任和卸任的大使，都是从这个翻译班走出来的。
正当“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时候，陈健走入了外交部的大门。从翻译班出来的陈健，却没有到高级翻译云集的翻译室，而是去了当时仍在坐冷板凳的国际司。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陈健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第一批成员赴纽约常驻，五年后又回国际司工作。1980年，陈健二赴纽约，位于纽约林肯中心近旁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楼里又一次出现了陈健的身影。
1984年，陈健被调到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中国执董办特别助理，一年后回到国际司，担任处长、参赞、副司长，除了主管他的老本行即经济问题外，还兼管人事和政治思想工作，一干就是七年。也就是在这个期间，我来到了国际司，在他的麾下任职。
1992年，我第二次赴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常驻，陈健则第三次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从此一别经年。1996年我回到外交部国际司时，他已去新闻司当司长、新闻发言人，以后又升任外交部长助理，我与他见面更多是在电视上。1998年，陈健出使日本。2001年，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我们才在纽约重逢。
陈健是个很风趣的人。在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沈国放大使送行的宴会上，陈健对这位当年在新闻司的老搭档说，沈大使才华出众，能力过人，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在纽约外交界和侨团中颇受欢迎，上镜率也很高，所有这些我都望尘莫及。只有一点沈大使永远比不上我……
大家从未见过陈健出言如此“傲慢”，因此都充满疑惑地静等着他的下文。陈健不紧不慢地接着说，那就是我的年龄。大家听后都开怀大笑。
2005年是复旦百年校庆，陈健被聘为名誉教授，荣归母校，王生洪校长授予陈健聘书后，将一枚复旦校徽别在陈健胸前。陈健说：“能被母校聘为名誉教授，圆了我作为复旦学子的一个梦！”在复旦主办的上海论坛开幕式上，陈健代表秘书长安南对复旦百年校庆表示祝贺。
他在接受上海《东方早报》专栏记者俞懿晗的采访时说，过去我是在联合国的家门外，代表中国政府；现在我是在联合国的家门内，代表联合国。但无论在内在外，我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服务。当今一极世界造成的国际关系失衡的局面，给联合国的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世界形势和力量对比正在悄悄改变，世界多极化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联合国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陈健说，中国与联合国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安南秘书长每年都访问中国，同中国领导人和群众直接对话。中国政府一贯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在实践联合国和平与发展的目标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联合国的作用和影响的提升，中国对于联合国活动和世界事务的参与程度也在与日俱增。谈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时，陈健说，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明显上升，中国正面的、积极的国际形象受到广泛尊重，中国在各个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受到世界各国、各国际组织和团体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2 历任中国籍国际法院大法官
从国际法院成立以来，先后有四位中国人当选为国际法院大法官。
（1）徐 谟
徐谟是当选为国际法院大法官的第一位中国人，祖籍江苏，1893年生于苏州，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学系，在校时因擅长用中、英文演讲而负有盛名。徐谟曾在南开大学执教，他开的课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很受欢迎，在南开大学很有影响。1919年，北洋政府举行外交官招聘考试，徐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于是弃教从政，投身于外交界。以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中历任司长、驻澳大利亚公使、驻土耳其大使，常务次长。1945年旧金山会议时任中国代表团顾问，他参与了《国际法院章程》和《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对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1946年出任国际法院第一任大法官。其在国际法学界很有威望，堪称中国国际法学的一代宗师。1956年因心脏病突发在大法官的任上去世，终年63岁。
（2）顾维钧
顾维钧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祖籍上海。24岁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27岁成为驻美国公使，是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以后历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驻英、美、法公使，曾在巴黎和会上舌战日本代表，拒绝在有损中国主权的和约上签字。
在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就是顾维钧。1949年，顾维钧到台湾，被委任为“总统府”资政，他两次拜谒蒋介石，请求退隐，后移居美国。1956年，徐谟在国际法院大法官职位上去世后，顾维钧被提名参选大法官，当选后又担任了国际法院副院长，1967年退休。1972年9月，出席第27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拜见顾维钧，热情邀请他回国看看。因为当时条件不成熟未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