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衰亡史-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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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议。对于常被每年一度或临时的选举打破的公众宁静的
关心早已使得原始基督教徒建立起了一个极受尊重的永久性
的领导机构，并从他们的长老中选出一位最明智、最圣洁的
人，让他终生执行教会最高长官的职务。正是在这些情况下，
主教这个崇高的头衔才开始从长老这一平凡的称号中冒了出
来，后者仍是每一个基督教元老会成员的最自然的尊称，前
者则被专用于它的新设立的高贵的主席职位。这种似乎在１
世纪结束之前便已开始采用的主教统治形式的优点是如此
明显，对于基督教未来的宏大和当前的平静来说是如此重要，
因而马上就毫不迟疑地为早已散在帝国各处的会社所采纳，
在很早以前便因合乎古制而得到承认，而且直到现在仍被
东方和西方最有影响的教会看作是原始的，甚至是神圣的机
构而加以尊重。我们用不着说，最早荣膺主教头衔的虔诚、
谦卑的长老们是并不可能享有，也或者他们拒绝了，现在环
绕罗马教皇的三重冕或德国大主教的主教冠那种权势和排场
的。但我们可以十分简略地概括说明一下，他们最初的，虽
有时也带有世俗性质，但主要属于宗教方面的十分狭窄的权
力范围。它包括掌理教会的礼拜活动和纪律、监督数量和名
目都无形中日益增多的宗教仪式、任命由主教分别给他们指
派职务的各种教堂执事、管理公共基金，以及处理一些虔诚
的教徒们之间不愿在法庭上向偶像崇拜的法官暴露的纠纷。
在一个短时期中，这些权力是根据长老团的建议，并经教徒
大会的同意和批准后行使的。原始教会的主教只不过被看作
是他们的同辈中的排头兵，是自由的人民的忠实的仆人。无
论何时，如主教位置因原主教死亡而空缺，便由全体教徒大
会从长老中选出一位新主教；其中每一个成员都认为自己具
有神圣的担任圣职的资格。
在使徒们死后的一百多年中，基督教会所采用的就是这
样一种温和、平等的制度。每一个社团本身自成一个独立的
共和体。尽管在一些最遥远的小邦之间也相互保持着友好的
文书和使臣来往，整个基督教世界却并没有任何最高权威或
立法会议把大家统一起来。由于信徒的人数日渐增加，他们
发现把他们的利益和计划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很可能会产生
一些好处。到２世纪末期，希腊和亚洲的教会便采取了省宗
教会议这个有用的制度，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认为，他们的
这种形式是以他们自己国家的尽人皆知的一些先例，如希腊
的城邦代表会议、亚该亚同盟，或爱奥尼亚诸城市代表会为
模式建立起来的。各独立教会的主教必须在指定的春、秋两
季在各自的省会集会的作法，很快就成为一种惯例和法律。他
们对问题的考虑可以得到少数几位卓越的长老的帮助，也因
有旁听的群众在场而受到一些限制。他们制定的被称为教规
的法令决定着有关信仰和纪律问题的任何重大争论；人们很
自然地会相信，圣灵的灵感必会大量地向这个基督教人民代
表的联合会倾注。这种宗教会议制度既符合个人野心，又符
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因而在短短几年之内，便在整个罗马帝
国各地被普遍采用。在各省的会议之间也建立了经常的信函
联系，以便彼此就会议进行情况互通信息、沟通意见；不久，
正统基督教教会也采取了一个大联邦共和国的形式并获得名
副其实的力量。
当某些教会的立法权力在不知不觉中为宗教会议所取代
的时候，主教们却通过他们的联合行动获得了更多的行政和
决断的权力；而且，在他们一旦意识到他们具有共同利益的
时候，他们便可以采用联合的力量，侵犯教士和人民的最基
本的权利了。３世纪高级教士在不知不觉中已改劝告的口气
为命令口气，为未来撒下了篡夺权力的种子，并用圣书中的
寓言故事和武断的词藻来弥补他们的力量和理智方面的不
足。他们提高了主教职位所代表的教会的团结和权力，对它
每个主教都享有平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常说，君主
和行政长官可以吹嘘自己享有尘世的转瞬即逝的统治权：而
只有主教的权威得自于神，并可以从这个世界延续到死后的
世界。主教是基督的摄政者、使徒的继承人，也是摩西戒律
中高级祭司的神秘的替身。他们专有的除授圣职的特权，同
时侵犯了教士和人民选举的自由：而如果他们在教会管理工
作上仍在征询长老的意见和人民的意向，他们一定先得反复
思考这样主动去屈尊求教会有什么好处。主教们承认他们的
同教弟兄的大会握有最高权力；可是在他的特定教区的管理
问题上，他们每一个人都同样迫使他的羊群对他绝对服从，仿
佛教民真就是这个习惯用的比喻中的羊群，同时也仿佛牧羊
人就是比羊群更高一等。而且这种服从也并非在一方无需强
制，另一方毫不抗拒的情况下形成的。教会组织中的民主部
分，在许多地方一直得到教士内部热心的或利害相关的反对
派的热烈支持。但是，他们对教会的一片忠心，却被加上了
自立宗派和分裂的恶名，而主教的事业得依靠一些积极主动
的高级教士的努力才得以迅速发展，这些人，如迦太基的西
普里安，能把最有野心的政治家的谋略和似乎仅为圣徒和殉
教者所有的基督徒美德协调起来。
最初破坏长老之间的平等地位的那些原因，同样也在主
教中造成了特别显赫的地位，从而也便产生了最高的管辖权
力。每当他们于春秋两季在行省宗教会议上集会的时候，各
个人在才能和声望方面的差别，与会成员无不了然于心；广
大会众则常为少数人的才智和辩才所控制。但是为使公共会
议顺利进行，要求有一种比较正常的不那么招人忌恨的才德；
各省宗教会议的永久主席的职位总由该省省城的主教担任；
而这些野心勃勃的；很快就会获得总主教和首席主教高级头
衔的高级教士于是全暗中准备，从他们的同辈主教弟兄的手
中篡夺下不久前主教们所获得的凌驾于长老团之上的同样的
权威。而且没有多久，一种争夺最高权势和权力的斗争便在
那些总主教们自己之间展开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尽力用最夸
张的语言、陈述自己所管辖的城市的人间荣誉和优越性；由
他负责管教的基督徒的人数之多和富足；从他们中产生了多
少圣徒和殉教者，以及他们如何圣洁地保存了，经过一连串
正统的主教，从一向被视为他们教会的奠基人的使徒或使徒
的门徒传下来的基督教信仰的传统。无论从哪个方面，也无
论是从政治还是宗教的角度来看，谁都很容易预见到，罗马
必会受到各省的尊重，并且很快就会使各省臣服。教徒团体
在帝国首都占有适当的比例；罗马教会在所有基督教组织中
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而且在西部，还最为古老，许多其它
的基督教组织都是通过罗马教会传教士的虔诚努力而建立起
来的。安条克、以弗所或科林斯，常以有一个使徒作为奠基
人而百般自豪，而第伯河的两岸却可能曾获得有两位最杰出
的使徒在此传道和殉教的光荣；罗马的主教们总都很谨慎地
要求继承凡是圣彼得本人或他的职位所享有的一切特权。
意大利和各省的主教都愿承认他们在基督教的贵族政治中具
有按顺序和联合上的首席地位（他们的原话便是如此）。但是
专制君主的权力却被厌恶地拒绝了，雄心勃勃的罗马的守护
神从亚洲和非洲各民族身上体会到了一次比她过去抵制她的
世俗统治时还要更为激烈的对她的精神统治的抵制。那位以
最绝对的权威统治迦太基教会和省宗教会议的爱国的西普里
安人坚决而有效地反对罗马教皇的野心，巧妙地把自己的事
业和东方主教们的利益联系起来，而且像汉尼拔一样，在亚
洲心腹地带寻找新的同盟。如果说这场布匿战争并没有流
血，那主要不是由于斗争双方的高级教士态度温和，而是由
于他们无此能力。他们仅有的武器是互相辱骂和开除教籍；这
种武器，在整个争论的过程中，他们可是也以同样的愤怒和
激情拼命向对方投掷的。每当现代的正统基督教徒不得不把
那些宗教卫士，以如此突出的、似乎只有在元老院或兵营中
才有可能出现的激烈情绪，进行争论的细节，和一个教皇或
一个圣徒和殉教者连系起来，对他们进行谴责的时候，总感
到十分苦恼。
教会权威的发展引起了僧俗之间的重大差别，而这一点
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却是根本不知道的。这里俗人这个
名称包括全体基督教人民；而僧人，按字义来理解，则专指
特别选出让他们从事宗教活动的那一部分人；正是这一类值
得赞美的人民构成现代历史的最重要的，但不一定总是最有
启迪意义的主题。他们相互的敌对情绪，有时会破坏新生的
教会的安宁，但他们的热情和活动却会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
起来，而必然侵入主教和殉教者胸怀的对权力的爱好（经过
最巧妙的伪装）自会推动他们去增多他们的教民的人数，扩
大基督教帝国的疆界。他们并没有任何世俗的力量，而且在
很长时间中他们只是受到民政当局的制裁和压迫，而很少得
到他们的帮助；然而他们却早已得到，并已在他们自己的社
团内部加以运用两种最有效的治理的武器，赏赐和惩罚；前
者来自信徒们的虔诚的慷慨捐献，后者则出自他们的虔敬的
恐惧。
１．曾使柏拉图为之醉心，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严酷的
艾塞尼派之中的资财共有制度，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中曾被
原始教会采用。最早一批信徒的狂热促使他们卖掉自己深感
厌恶的世俗的财产，并把卖得的价款呈献在使徒们的脚下，自
己则满足于接受大家平均分配的一份。随着基督教的进步，这
种慷慨捐赠的制度便逐渐松弛并终于废除了，因为当它后来
落到不似使徒那么纯洁的一些人手中的时候，重新回来的人
性中的自私很快就会使它被滥用和遭到破坏；因而后来改信
这一新宗教的教徒都准许保有其原有的世袭财产，可以接受
遗产和遗赠，并可以通过一切合法的商业和工业，扩大他们
各自独有的财产的数额。福音教的执事们只接受适当的一部
分，而不要求全部捐献；而在每周或每月的集会上，各个信
徒，可以根据需要的紧迫性、财产的多少和虔敬的程度，自
愿适当捐助以充实公共基金之用。捐赠数量不论如何微薄，都
不会被拒绝；但根据大家经常受到的教诲，谁都知道，摩西
戒律中关于按什一制捐赠的条款仍是每一个人的神圣义务；
另外，既然在一种不很完备的纪律要求之下，所有犹太人都
奉命要交出他们所有财产的十分之一，那么基督的门徒就应
该使自己显得更加慷慨，并通过放弃反正很快必将随整个世
界一同毁灭的多余的财富以立下功绩。几乎无须说明，每
一个教会的忽多忽少没有定准的收入，必会随着教徒的贫或
富而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本身在偏僻的乡村十分分散、而在
帝国的大城市又非常集中。在德基乌斯皇帝时代，行政官员
们都认为，罗马的基督教徒拥有十分可观的财富，他们在作
宗教仪式时使用金银器皿；他们的新教徒中有许多，为了增
加这个教派共有的财富，卖掉他们的土地和房屋，完全置不
幸的儿女们的利益于不顾，而他们则常因父母成了圣徒，自
己却当了乞丐。对于局外人和敌人的猜测，我们本不应完全
信以为真，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从下述我们仅知的，曾提出
具体数字或表示明确概念的两个情况来看，这种猜测倒是可
信，或有可能属实的。几乎就在同一个时期，迦太基主教忽
然发出募款赎回被沙漠地带的野蛮人所俘虏的努米底亚弟兄
的号召，竟然能从一个远不如罗马富足的社团募集到了十万
塞斯特斯（约８５０英镑）。大约在德基乌斯时代一百年之前，
罗马教会一次从一个希望在首都定居的本都人手中，获得了
一笔数逾二十万塞斯特斯的巨额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