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机可透露 作者: 曾鹏宇-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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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这样一个拥有极高社会关注度的案件，仅有这些就足够了吗？
我没有看到追问。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记者除了要把握场面外，还应该从接连铺陈的事实中发现问题，只要有不符合常理的地方就应该追问一下“为什么”。李信自被捕后这此出庭是首次露面，办案人员之前也都不接受记者采访，这么好的机会，没有追问是非常遗憾的。
比如说，既然提到“李信犯罪事实中也可看到李玉春的身影”，那么李玉春究竟有没有参与受贿就不可不问；既然“挪用公款”的指控消失，追问原因也是理所应当……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答案，都足以成为报纸的头条，但是……都没有。
更让人滋味复杂的，是我看到的某些端倪。在那篇特稿中讲到李信的堕落时，有这样一段文字：“……据公诉人说，李信的家庭也很幸福，妻子是他的大学同窗，儿子现在读博士，家庭收入也很可观。但是，手握大权之后，尤其是在认识了李玉春之后，李信的个人生活逐渐滑向了犯罪的深渊。……”
按照这位公诉人的说法，李信犯罪与李玉春密不可分。同样是这篇特稿，在介绍庭审的时候又说：“……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的时间长达半个多小时，指控李信在1991年至2004年4月期间，利用担任济宁市机械设计研究院院长、济宁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管委会主任、济宁市副市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收受40个单位和个人的110余次贿赂……收受人民币337·83万元、美元8·9万元、银行卡30万元及购物卡、手表、白金项链等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50余万元……”
公诉书上说的明白，李信从1991年便开始受贿，而李玉春是2002年才认识他，难道2002年以前李信受贿都不是犯罪，只是在认识李玉春之后才“滑向了犯罪的深渊”？还有，李玉春2003年便开始举报李信，如果李信真是李玉春引导滑入犯罪深渊的，那么到她举报时他为什么不去自首？为什么还会支付100万封口费？……
做记者的，如果只是失去了追问的勇气还好说，失去判断的能力才最为可怕。
一些无关紧要的想法，写下来只是为了铭记，不是为了争论。
对撞U N E S C O
本来很好的一件新闻，最后却成了一场游戏。一旦官场上的东西加进来，事情就会陡然丑陋很多。
1
2003年7月，报上满是世界遗产大会的报道，当然还伴随着国内的一些地方要“申遗”的喧嚣，就想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一件让人当时觉得有点“窝心”的事。
2003年新年刚开始没几天，从网上看到一条消息，说的是“太极拳发源地要申请‘非物质形态类世界遗产’”。信手一查，发现去年国内有近百个项目在申报世界遗产，是往年的三倍。这让我动了做一篇稿子的念头。感觉国内总是这样，申报什么都是一窝蜂，然后就是乱开发，最后落得不尴不尬的境地。
把想法跟同事交流后，获得支持，开始具体操作。专家方面倒不担心，让我比较上心的是对世界遗产评定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采访。在大家都头脑发热而且听不进旁人的诤言时，不知道UNESCO 会不会有比较冷静的想法。
1月8号，我把一份中英文的采访提纲发给了UNESCO 驻北京办事处，其中最后一个问题是：“近年，中国一些已经获得世界遗产称号的项目在保护方面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人工建筑过多、环境保护不力等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否注意到了这个情况，采取了什么措施？”
说来也巧，等待期间发生了一件令国内媒体瞩目的事：1月19日“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遇真宫主殿突发大火，最有价值的三间主殿全部化为灰烬，损失非常惨重———这与我采访的主题不谋而合；几天后，UNESCO
北京办的电话也打过来了，文化项目官员木卡拉同意接受采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等待UNESCO 给我回话的那段时间里，我还采访了北京大学退休教授、中国世界遗产研究专家谢凝高。正是对谢老的采访使我发现，除了最后一个问题之外，那份提纲上别的问题都不成为问题，基本源于我对世界遗产的不甚了解。所以在去采访木卡拉的时候，我决定把武当山遇真宫火灾作为采访的主要话题。
坦白说，那天的采访很出乎我的意料。木卡拉很敢说，他的主要观点：1·武当山是世界文化遗产，那里发生这么大的火灾应该第一时间报告UNESCO ，但是他们还是看到媒体报道后才知道这事，没有那个部门向他们通报过情况；2·除了武当山之外，中国其他的世界遗产也多多少少受到商业开发的影响，有的甚至是破坏；3·他认为中国应该暂停申报世界遗产，集中精力搭建遗产保护体系，以更好地保护中国的世界遗产———最后一点非常可贵，就算是现在，我也认为这是他给予中国世界遗产项目保护的一句诤言。
稿子写了1200字，题目本来想叫“建议中国暂停申遗”，值班编辑觉得有点刺眼，把它做在了肩题上，见报的主题则改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遇真宫火灾”。2第二天起得很晚，上网看见这条消息已经成了各大网站的头条。再看读者的评论，也是好评如潮，正在沾沾自喜呢，OUTLOOK 忽然收进来一封信，仔细一看，吓了一跳，居然是UNESCO 北京办首席代表青岛先生发来的，措辞严厉地说当天见报的那篇文章“严重失实”，要求给对方一个“说法”：一是这次采访是我先发过去采访申请而不是对方邀请的，因此文中“木卡拉约见本报记者”的说法不妥；二是“建议中国暂停申遗”是歪曲、片面、不真实的，给对方造成巨大影响云云。
后来一位教授告诉我，“约见”这个词属于非常正式的用语，约见的人和被约见的人是有级别和主被动差别的，这么用的确有问题，至少属于“打擦边球”一类的小聪明。
至于让对方最不满意的第二点，却是我觉得最没有什么可辩驳的。这是文章最重要的观点，正因为它重要，而且预料到发出后会有比较大的反响，所以我没做任何处理，都是直接引用木卡拉在采访时的原话，尤其是那句“我个人认为”更是没有遗漏。我原以为热衷申遗的各个地方会跳出来，但是没想到反而是被采访方先坐不住了，真是意外。
在休假那几天，我已经把30号那天对木卡拉的采访全部整理成文字，没有一点编辑和修改，45分钟的采访最后大概整出了7000字。放假那几天，对方也一直没有跟我接触，恢复上班后，木卡拉秘书小裴的电话打了过来，她其实是个很热心的人，我采访木卡拉时她一直在旁边，我们那天说了什么她也完全清楚，所以她在跟我电话联系时并没有像青岛先生那样兴师问罪，只是说找个时间大家一起沟通。
第二天来到UNESCO 北京办，见到青岛先生，果然是位非常有礼貌的日本人。来之前我以为他会板着脸，其实他一直是笑着的。但笑并不代表好对付，一见面他就说：“今天虽然只是我们UNESCO 北京办和你们北京青年报之间的一次会谈，但是我们也邀请了中国某局、中国某部的代表参加，当然谈什么都是我们之间的事，他们不会发表意见，只是旁听。”
这倒是之前没想到的，我跟编辑郑直对视一眼，心里奇怪怎么他们也会来？后来某部的人一直没露面，某局来的则是个年轻人。
等会谈开始后，青岛先生刚说完开场白，我就明白为什么这样一篇我们觉得毫无问题的稿子，反而会生出这样的事端了：1月31日稿子见报后，虽然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但在负责世界遗产保护的某局和某部却感觉非常紧张，毕竟这是世界遗产最权威方面的意见，所以尽管当天是大年三十，但是他们还是立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用青岛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们就找上了UNESCO 北京办，认为我们的稿子失实、有重大问题等等———原来问题的根源在这里！
3
郑直拿出我花了几天时间整理出的采访笔录，对青岛说：“在仔细对比了记者的采访和见报稿子后，我们认为这篇稿子尽管在‘约见’一词的使用上值得斟酌，但是在内容上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反映的都是客观事实，某些中国世界遗产项目的保护不力一直被媒体批评，而在发表木卡拉先生意见的同时，我们也特别注意没有遗漏‘个人认为’这四个字。我们发表这篇稿子只是想让读者知道UNESCO 对此事的一个基本态度，这是媒体的义务。”
等郑直唱完白脸，该我唱红脸了。我一上去就说“约见”一词使用的确不妥，虽然有“预约会见”的意思，但是还是会带来歧义，所以我非常认真、诚挚的道歉。后来青岛先生并没在这个问题上再发表看法。
然后我说，我们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得你们认为《北京青年报》发表你们的观点有问题，但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普通的中国百姓的反应是非常好的，认为UNESCO 的反应非常冷静和值得赞赏。这时在一旁翻译的小裴忍不住停下来，对青岛和木卡拉说：“对啊，那天有很多我们的朋友打电话过来，觉得UNESCO 这样的表态很棒、很及时。”
会谈到了后来，气氛一点一点在改变，甚至到我们双方都觉得非常融洽的地步，这虽在意料之外，但在情理之中。
青岛先生还说，UNESCO 方面已经注意到中国世界遗产项目保护上的不足，准备联合全国28个项目一起结成经验共享的保护网络，希望我们能做报道；此外当年7月在苏州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后因非典易地举行，苏州获下届举办权）也可以邀请我们参加。这两件事情实际上都是很好的新闻，以致我跟郑直走出对方办公大楼时，都有种“因祸得福”的感觉。
轻松的感觉没有持续多久，中午回到报社，下午就得知某局将一份措辞严厉的传真发给了报社。开始我还以为这传真是在我们会面前发的，后来从传真上的时间推算，居然就是会谈之后发的。至于发传真的用意，我们推测是本来某局以为UNESCO 方面会和我们吵个不亦乐乎，没想到结局却是另外一个样子，显然我们与UNESCO 达成谅解并不是他们想看见的，所以……
不过还好，听了事情的经过，心知肚明的领导也就把这事抛在了一边。
我却有些不服气，本来很好的一件新闻，最后却成了一场游戏。一旦官场上的东西加进来，事情就会陡然丑陋很多。结果呢，该喧嚣的还是喧嚣，该出事的还是出事，真是可笑。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