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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孝经-第6部分

小说: 孝经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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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特征,三是因为该经篇幅短小,文字浅白,易于普及。 

     封建文人十分重视《孝经》,对它的评价也高到极点。如汉儒郑玄说: 
 “《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唐人薛放说:“《孝经》者, 
人伦之大本,穷理之要道,真可谓圣人至言”。明人吕维祺则认为“《孝经》 
继《春秋》作,盖尧舜以来帝王相传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本也。此义 
不明,而天下无学术矣”,他盛赞道:“大哉《孝经》乎!参两仪,长四德, 
冠五伦,纲维百行,总会六经。”这些评价虽显过分,但也充分说明《孝经》 
受到的重视。 

      《孝经》虽不象封建文人所吹捧的那样神奇,但它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的 
地位和作用确是毋庸置疑的。 

      《孝经》诞生于先秦之世,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战祸连绵,周天 
子缩于一隅,而列强务兼并之业,臣弑其君,子杀其父。这种现实,令人痛 
心。而《孝经》倡导孝道,宣扬以孝治天下,无疑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也 
是救世的一种方法。《孝经》所推崇的先王之世、明王之政、圣人之治、君 
子之行,无一不是针对当世之人而言的。因此,《孝经》的写作与孔子作《春 
秋》以使乱臣贼子惧的目的是相同的,是儒者善良愿望的一种体现,在当时 
具有积极的意义。 

      《孝经》所言之孝是从事亲开始的。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中,奉 
养父母对于家庭的稳定和谐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能够使父母安度晚年,而 
且是对后代的一种身教,对子女的成长很有好处。而家庭的稳定又是社会稳 
定的基础。经文说:“非孝者无亲,大乱之道也”。这句话道出了孝与社会 
治乱的关系。不仅如此,奉养父母,解决了老人的赡养问题,可以减轻社会 
的压力,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养老育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属于应 
继承和发扬的优秀传统,而“孝”则是这一传统美德的核心。 

      《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句名言,强调 
的是人应珍视生命,它的意义也是积极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则 
社会就会没有争斗和战争,太平之世就可以永传。 
     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孝经》所极力倡导的孝,其意义被统治者曲解 
为顺从和愚忠,用以奴化百姓,以便于其统治。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 
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是对忠孝的最大歪曲。《孝经·谏争章》 
中说:“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其观点是鲜 
明的,绝无一味顺从之意。可见,“孝”到后来已成为统治者奴役百姓的一 
项工具。愚忠愚孝,并非《孝经》本义。 

     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孝,对人的毒害甚深,以至有些人以极端的形式来 
表现自己的孝。著名的《二十四孝》中所记的王祥卧冰、吴猛恣蚊就属此类。 
史书中时有记录的割肝疗亲,更是如此。这些人所表现出的孝,并不是《孝 
经》之孝。《孝经》之孝强调的是重视生命,保护父母给予的自然之体。那 
些卧冰、恣蚊、割肝的行为显然与《孝经》之孝相背离。但就是这样一些不 
近人情、不合人性的行为,统治者还要予以表彰,竭力推广。所以封建统治 
者所推崇的孝是必须加以批判的,其余毒必须肃清。 

      《孝经》自汉初以来,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被人们广为利用。封建时 
代,对于不孝者的惩罚和训导,就是令其读 《孝经》。隋朝人郑译不幸,皇 
帝下诏说:这样的人“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 
之鬼。有累幽显,无以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此外,遇到疑 
难灾病而诵读 《孝经》、把《孝经》当作灵验的宗教经典来对待,这样的例 
子从前也不少。如《孝经集灵》中所载:“徐陵子份,性至孝。尝病笃,医 
祷百方不能愈。份烧香泣涕跪诵 《孝经》,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 
然而愈。”甚至还有人以《孝经》随葬的。晋人皇甫谧就是如此,他在遗嘱 
中说:死后“皆无以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也”。皇甫谧开 
了以《孝经》随葬的先例,后人多有效法者。 

      《孝经》在古代政治生活中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历代统治者对它都极 
力加以利用,加以传讲。汉平帝时,地方学校设置《孝经》师。唐代规定: 
在官学中学习的人必须兼通《孝经》和《论语》。 

     为了更好地利用《孝经》,一些最高统治者还亲自为《孝注》作注疏, 
并颁行天下。如梁武帝曾作《孝经义疏》十八卷、唐玄宗作《孝经注》一卷、 
清雍正皇帝作《御纂孝经集注》等等。除注疏外,有的统治者还亲自为人讲 
解 《孝经》。公元375年,晋武帝为大臣谢安等人讲论《孝经》,当时人传 
为美谈。 

     自汉初《孝经》重现后,文人纷纷对它进行研究,使《孝经》成为学问 
研究的一个热点,“孝经学”也因此而产生。“孝经学”涉及的问题很多, 
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不同意 
     关于《孝经》的“经”字,一般人都认为是经典之经。而有的人则认为, 
 《孝经》的“经”字,非《六经》之经,而是天下大经之经,即该书所谓“天 
之经也” (刘光贲《孝经本义》);关于《孝经》的作者,异说更多(详见 
 《导读》);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和真伪,研究者也多有辨论;至于《孝经》 
每一章的题目,分歧也不少。多数人认为是南朝皇甫侃标定,如归有光说: 
 “其章名,乃梁博士皇甫侃之所标,非汉时之所传”(《孝经叙录序》)。 
也有人不同意此说,认为:“《抱朴子·仁明篇》:唐尧以钦明冠典,仲尼 
以明义首篇。是《孝经》本有章名也”(桂文燦 《孝经集解》);此外,还 
有今文、古文之争等等。这些争议孰是孰非,暂且不提,其本身足见研究者 
对《孝经》的关注,这也是《孝经》对后世产生影响的一种表现。 

     在《孝经》研究中,朱熹是一位有魄力的人。他把传统的《孝经》分为 
经和传两个部分,从而彻底打破汉代以来《孝经》的编排次序。他认为经(包 
括《孝经》的《开宗明义章》至《庶人章》)是《孝经》的经文,而传(《三 
才章》以下各章)则是后世儒者的解经文字。而且还删去原经中的二百多字。 
朱熹重新编定的《孝经》就是《孝经刊误》。此书一出,对《孝经》学震动 
颇大,后世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为,“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 
及此” (陈振孙语)。从此以后,原本《孝经》的经典地位在一些人心目中 
不复存在。 

     从汉代到民国,有关 《孝经》的研究性著作多达四百余种,其影响可见 
一斑。 

      《孝经》不仅对汉族人有影响,而且还对一些少数民族如鲜卑、高昌、 
西夏、女真、蒙古等产生过影响。在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无论是官 
方学校还是上层社会,都曾传授过《孝经》。此外,早在唐朝,《孝经》就 
传到了朝鲜、日本。清朝末年, 《孝经》又有了英、意等文本,传播于欧美 
地区。其中,以日本对《孝经》的研究最为充分(见陈铁凡《孝经学源流》)。 

     时至今日,《孝经》已不再有经典的神圣光环,但它作为产生过巨大影 
响的古籍,仍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已经过 
去的时代,而且可以从中提炼积极的成份,用于发扬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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