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8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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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前世是把否定之否定作为当然正确讲述的，在这个基础上，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哲学，评价就只剩下了有辨证法的正确思想，但很朴素。
矛盾论的基础，事务发展的内因起主要作用，即内部斗争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矛盾的发展演化为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奴隶社会是对原始社会的否定，封建社会是对奴隶社会的否定之否定，一直延伸而发展下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最终会出现否定之否定，无产阶级终究会胜利，同时迎来新的**社会。
这是**理论社会演化的哲学基础，本自于欧洲的辨证法传统。有了这个哲学基础，才有了无产阶级终将会胜利，**必然会到来的结论。
意识形态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从哲学基础开始，对历史的认识，延伸出去。正因为其科学性，严密性，才能被认为可以指导现实，走向未来。
否定之否定来自于欧洲的辨证法传统，是一种哲学。**理论把这种哲学思想引入到了阶级斗争的分析中，才出现了社会阶段的划分，才出现了**的必然，社会主义才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了这个哲学基础，则**就成了空想。
把阶级斗争的哲学基础替换成中国传统的道生万物，就出现了社会发展的三断论，原始无阶级社会，阶级分化社会，政权出现阶级调和的社会。三生万物，意味着有政权的阶级社会将长久存在，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进化就消失了。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发展的解释，即从民无争，到民有争，到出于调和的目的出现政权。即政权的出现，不是为了实现阶级压迫，而是为了阶级调和，这是从先秦诸子一直延续到韩愈和柳宗元的社会发展观。在这个基础上构建圣贤政治，而有了对上古三代无争之世的美好描述，有了对未来大同之世的向往。
徐平做的改变，是取了**中阶级斗争的理论，从圣贤政治中走出来，改为以传统的道生万物为哲学基础，形成一种以阶级调和为主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要严密，必须要有哲学基础。道生万物哲学，对赵祯来说是当然之理，不会因为被教了否定之否定而有任何疑惑。对于赵祯来说，跟徐平前世教的完全相反，道生万物才是当然正确。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简单而不严密的理解，可以用集合来比较具象地展现。最开始的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是道存而为一的时候，治国以德，传统文化之下具德为圣人。把这个时候的天下人看作一个集合，是生一。有了阶级之分，这个集合分化成了两个集合，这两个集合是从前一个集合来的，依然共存于天下人这一个大集合中。这个时候就是一生二，虽有二，一却仍然存在，这就是仍然出圣人的哲学基础。阶级斗争的存在，两个集合不断斗争交流，产生了交集。这个交集，就是三，有一部分是一个集合的一部分，有一部分是另一个集合的一部分。出现的这个交集，就是政权，到了这个阶段是二生三了。三生，前一个阶段的二也在，再之前的一也在。三生万物，是说到了这个阶段天下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出现了，要么走回头路，要么到了尽头。回头路，就是重新回到无争的大同之世，三重新归于一。殊途而同归，三生万物是回到了一，否定之否定是经过一系列的否定，而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级性质与原始社会相似。
交集虽然从属于两个集合，但交集跟每个集合都不一样，这就是政权的独立性。有了这个交集，隔离缓和了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了稳定状态。交集是由两个集合的各一部分组成的，阶级矛盾表现在争夺交集中的权重。有阶级必然有斗争，所以政权永远不能位于正中的地方。实际上因为上面存在一个更大的一，此消则彼长，正中并不存在。
三本身就是二的各一部分，所以只能调和，三即政权的出现也是为了调和。对于政权这个三来说，必然有偏向，因为剥削者的力量是一直增长的，不偏向被剥削者一边，政权自己本身也会被消灭。这是政权自己生存的必然需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政权为了求存而不得不向被剥削者偏移的改革。政权只要不想消失，这种改革的需求就是必然。
每一个集合都有自己的一部分，所以政权对每个阶级实际都讲仁。因为有自己求存的独立性，便就有了义的存在。所以政权只存大义，小仁小义是不存在的。
在二三的基础上，一这个大集合一直是存在的，这就是德。及弥灭差别，重新回到一的状态，是更高一层级的道德。在德的基础上，出现了大同社会与**社会的类似。
使用了这样的哲学基础，才有了徐平对社会阶段划分的改变，才有了力主进行阶级调和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本于哲学基础，对历史规律进行总结，使用的哲学基础不同，哪怕同样讲阶级分别，也会出现不同的意识形态。
放弃否定之否定，改取三生万物，是因为徐平前世没有看到否定之否定的胜利。他所观察到的历史规律，符合三生万物。历史一直是发展变化的，将来会不会出现用另一种哲学基础的需求，那就不是徐平所能知道的了。
三生万物是这个时代的广泛共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解释社会发展的哲学，徐平使用这样的哲学基础，这个年代的人一说就懂。如果他的前世真地见到了**社会，见到了否定之否定证明了正确性，他就向这个时代的人卖力解释那一套哲学基础了。
徐平给予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是把前世**的阶级斗争学说，哲学基础换成了中国的三生万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中国化。
世间并无当然之正确，人认识自然和历史都是一直在发展的，也不必强求正确。只要从哲学到历史，到当下世界的政治分析，统一连贯，并无不合时宜之处，就是合用的。
第21章 欧阳修的疑惑
今日大朝，之后就是年假了，大家各自回家过年。
散朝之后，赵祯命把徐平在天章阁的奏对榜于朝堂，许百官议论。
欧阳修和蔡襄立在榜下，看到徐平论朋党的一节。“士大夫自为一党，党中有友无朋。”
蔡襄指着对欧阳修道：“永叔，相公此论可是与你日常所议不合。”
欧阳修笼起袖子，小声嘟囔：“议不合，自然以相公为是。我自改之，只是不知相公此论到底何意。同门为朋，同志为友，士大夫当只有一志么？”
回朝的司马光恰巧经过，叹了一口气，对两人道：“相公欲一道德也。”
说完，一扬袖子，大踏步地走了。
“一道德？”欧阳修和蔡对视一眼，有些明白了榜文的中心思想。一系列将要举行的行政措施，其实不那么重要，每个人都可以提意见，只要是正确的徐平都会接纳。
徐平跟赵祯的长篇大论，核心其实就是在士大夫中一道德。用他前世的话讲，是让士大夫集团成为一个组织不紧密，但思想统一的执政党。
这样一个类政党，历史上的王安石曾经努力过。他创立新学，改革科举，根本目的不是做当世大儒，而是在士大夫中一道德，大家有同样的政治思想。王安石一道德，反对者同样一道德，结果就是新旧两党对立。不是只有西方泊来的党才是党，北宋中期出现的新旧两党，实际上已经不同于以前的党争。他们各有明确的政治思想，政治纲领，只是在组织上不如后世的党严密罢了。或者说他们没有明确的组织，也没有明确的领袖。
党之所以成为党，核心是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而不是组织形式。不是非要像欧美那样的党才成其他为党，宋朝的党有自己的特点，思想比较统一，组织比较松散。
王安石立新党之失，之一在于思想过于庞杂，上到天理循环，下到人之性情，几乎无所不包。如果要在天下一道德，这样无所不包的思想是必要的，比如徐平前世的无产阶级政党，从社会发展到科学技术，从人到宇宙，涉及到一切的知识。这是斗争的需要，在每一个方向跟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但仅在政治中一道德，其实不需要涉及到这些。
仅及政治，就把政治思想统一好了。思想统一了，一切政治行为就有了依据。
因为要举行满朝文武的大讨论，旁边有书吏抄写。不印刷发给每一个人，而是榜于朝堂让众人传抄，是要保证这里惟一一份的正确性。除了这里榜文上写的，哪个上的奏章里论到了榜文中没有的，哪个自己负责。这是要保证严肃性，不要生发太多，什么都论。
欧阳修和蔡襄各自领了，拿着出了皇城。正是过年大假的第一天，商量一番，两人一起到徐平和王拱辰的银铺去饮酒。
到了铺子，正看到徐平关于官员私财的论述，欧阳修抬起头道：“依相公所说，为官不得有私财。那这处铺子怎么办？莫不是就此卖了？”
蔡襄拉欧阳修一把：“你看明白再论！走，不要看了，饮酒！”
找位子坐下，把剩下的看完，才完整看白徐平的意思。官员不得有私产，指的是不得在治下有私产，这是一直就强调的，并没有什么不同。此时加的，是待制以上在朝为官的官员，如果在京城有私产，则在京为官时间，产业所有的收入没收。朝廷不收，则由皇帝下诏赐给你。既然是赐的，随时可以夺。
没收产业所得，不是没收产业，产业还是你的，只是这几年的收入没收。随之而来的就是朝廷会派人监察，官员的产业要支付这些监察人员的成本。
这个年代，不用担心有钱人不愿意，一气之下跑到别的国家去怎么办。印出来的钱带走没用，产业带不走，人走了实际影响很小。朝廷可以把整个会计系统、银行系统全部抓在自己手里，所有权和经营权随时可收可放，调节社会的剥削烈度。
徐平这样做，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防范待制以上的官员，怕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影响国家的政策。对于自己人，这样日防夜防，会让组织离心离德的。有这样的行来，或者是有这样的嫌疑，自有台谏系统，把人赶走就是。还是那句话，要论迹不论心。
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待制以下的官员表态，确立待制以上官员的地位和权威。他们这些人可以不计私利，以下的官员当以此为表率，坚定大家的政治立场。
官员有职、官和差遣，看起来系统复杂，有时候让人摸不着头脑，确实也一直有人要求改掉，认为官衔和职任应该相付。徐平坚持不改，只是同意重新理一理官的系统，把与差遣混淆的地方改掉。不是徐平顽固，而是这真地改不了，强行改，也会变一个面目回来。
简单地说，官员有这三样，是由政治结构决定的，并不是什么前朝遗留，习惯成了自然。职以待文学之先，其实徐平自己的文学不怎么样，但是他从邕州回来一直带职。职真正的用意，其实跟文学无关，是来别士大夫的，是不是真正执政集团的一员。官员只有带上了职，才成其为士大夫，是清要，是有普通官员之外的纪律要求的。带职和革职，以及职的升降，是对官员提拔和处分的一部分。小官带职，一样也以任关键差遣。
士大夫要自成一党，带不带职，就决定了是不是属于这一党中的一员。哪怕没有徐平这样明确，事实也是这样，所以历史上的元丰改制，改完也要回到这样一个系统中来。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是一句笼络人心的口号，而是政治原则，是要落实到政治结构中，贯彻到政治行为当中的。官制是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不是独立的。
官决定了官员的收入，享受什么待遇，是与职级有关的。差遣是具体做的事情，一直有人抱怨太乱，特别是与前朝的官制比起来杂乱无章。乱是正常的，因为以前没有哪一个政权跟宋朝这样，管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如此不能够适应。
与徐平前世类比，职其实就是党内职务，官就是你是什么级别，差遣是实任职务。这个年代的各种使，各种提点差遣，其实就是徐平前世的各种长，各种主任。比如他的前世县党委委员、正科级、农机站长，对应的就是这个年代的职、官、差遣系统。
只是宋朝是党政合一，没有跟行政分开的士大夫组织结构，士大夫就是政治结构中掌权的人员。这样的结构，是因为政权本身是调和性的政权，不是专政政权。不需要再把士大夫单独成立一个党，用来代表某一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