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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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相比之下，大通是属于大众型、普及型银行，埋头务实，兢兢业业地专注着创造财富，经营效果一直比较平稳健康。一直坚守着商业银行的老本行，尽管也从事证券债券发行业务，但没有大幅度转向跌宕起伏的投资银行业务。摩根和大通的差别，在它们所用的市场风险模型上也〃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摩根起初用的是精致先进的计算机模拟法，费事耗时；大通的很实在，用的是简约的但也被监管机构接受的历史模拟法。几年后，摩根也摒弃了它的计算机模拟法，转向使用大通式的历史模拟法。
我们去银行采样的第一站是大通银行。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信用风险模型方面的专家，曾在二月份纽约联储会议上作过关于大通的信用风险模型的报告。当时他的报告仅半个小时，只能介绍概况。现在则不同，我们要亲自调查、详细了解每个细节的来龙去脉。这位董事总经理对我们的来路、意图一清二楚，大通是修改巴塞尔I的积极倡导者、游说者，对我们此行自然大加欢迎，竭力配合。我们也就毋庸赘述，单刀直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向他要了很多数据和资料。按规定，银行对监管部门必须采取全面披露（full disclosure）的政策，我们需要什么，他们就应该提供什么，不能有丝毫隐瞒。好在我们此行是政策调研，而非银行检查，所以接待我们的人员比较放松自如，畅所欲言。有时候，我们还会讨论一些信用风险模型以外的银行经营和政策法规的议题。
与大通银行几个来回后，我们对它的整个信用风险模型的体系和结构有了全面了解。因为银行资料的保密性质，我这里不便细谈。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将模型所设计的所有变量和假设都汇总归类，一一分析 数据的来源、变量的可靠性、假设的合理性等，及模型在大通的实际运用。洋洋洒洒写了近二十页翔实全面的报告。
我所作的特别贡献是花了两三页纸的篇幅，采用逆转工程术（reverse engineering），用一个数字实例，代入大通的假设、公式和模型，步步验证，最后得到与大通同样的结论。这个实例，倒是让我绞尽了脑汁。开始的时候，数据怎么都对不上号，同那位董事总经理几个来回下来，还是不得要领。紧张状况升级之际，那位董事总经理 〃突然〃想起来，说他们在正规模型的基础上，又加了些随意参数！
大通曼哈顿银行位于Park街的总部大楼
这份报告是监管系统第一份银行调研报告，把银行业的泛泛而谈同具体的模型操作紧密联系起来。我们回头在向Christine等纽约联储的政策官员汇报大通银行模型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这份报告具体深刻，非常有价值，把很多问题的真髓都揭露出来了。他们中大多数是经济学博士，有较强的数理功底，那个数字实例也言简意赅、恰到好处，他们从中可以对一个银行的模型有透彻的了解。
在此期间，我们还经常同研制信用风险模型的软件公司打交道，了解它们的软件产品、研究成果和实际操作。软件公司的产品一般都比较新潮时尚、考虑周全，聚集了最优秀的商业和学术界人士进行开发，否则就难以吸引买主。这其中较为著名的有KMV，Cats，CreditRisk ，CreditPortfolioView。它们都竭力同监管机构搞好关系，为我们提供资料信息，为我们的计算机装上软件进行测试。如果我们能让某一模型作为标准，或其中某一参数作为标准，它们便会客户不断、商机无限了。
这其中，KMV是由三位著名教授创立的公司，KMV是他们三个人姓的第一个字母的组合。KMV的信用风险模型称为Portfolio Manager（组合管理），他们还曾派专员来纽约联储和华盛顿美联储总部作介绍。但它最热门、最先驱的产品是用于信用评级的Credit Monitor （信用监控），用先进的期权理论来及时模拟公司的资金运行，从而快速预测公司违约倒闭的风险。许多银行都购买了Credit Monitor作参考。KMV有许多保密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资料，都送给我们拜读。KMV最后被它的竞争对手 穆迪评级公司（Moody's）给高价买去了。Cats的总设计师也曾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CreditRisk 是由瑞士银行（Credit Swiss First Boston）发展出来的，CreditPortfolioView 是由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发展出来的。
到了八月份去摩根银行调研的时候，时间一下子变得非常紧迫。BIS银行监管委员会这时出了一份调查问卷表（questionnaire），要求各大监管机构，对所属大银行所采用的信用风险模型进行调研，填写问卷表，汇总到BIS，再由BIS公布问卷结果，并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我们当时曾经协助BIS设计这份问卷表，用我们掌握的知识（当时也可能就是我们所掌握的信息量最大、最全面）把该要考虑的信用风险模型的要素都列总出来，用最浅显的语言把模型设计的不同方法都归纳进去。最后定型的问卷表与我们提议的相差不大，这可能也与当时在BIS主管这项工作的要员就是纽约联储派去的有关。但我们没想到的是，这份问卷表要得这么急，给我们的截止期限这么短，我们虽有大通银行的资料，但却少了另一大旗舰单位 摩根银行的资料。
摩根内部所用的信用风险模型，与他们外销的《信贷算法》并不一致，这点我们早在二月份纽约联储开会的时候就已知道，当时这两个组都来作关于它们模型的描述。但根据摩根向来在模型设计上前卫的传统，我们预计它的内部模型不会简单，得费时耗力。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当时要求领导人物临时从纽约联储的研究部门挖了一个能文能武、有理论有技术的经济学家来协助我们完成工作。
果不出所料，摩根的模型不是一般的复杂，而是相当的复杂，我们费了很多周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它的模型本身就很复杂。摩根总是想方设法囊括所有能囊括进去的参数，把模型做得精致细腻。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出较为精确的结果，使模型在运用于信贷定价和资本金配置时，让业务部门心悦诚服，不会产生过多的非议和指责。但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模型变得相当复杂，环环相套，盘根错节，不容易一下子看懂看穿。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没有完整的技术文件来说明模型的来龙去脉。因为这是摩根的内部模型，不需要像外销产品那样，有详细清晰的说明书，更何况它几经修改，几拨工作人员前赴后继，最终的模型可能与前几轮的模型大相径庭，即便有个别说明文件，也语言简单、文字晦涩、数字符号一大堆，恍恍乎，不知其所以然。我们也就只能跟着折腾来折腾去，想方设法从现成的资料里琢磨出个原委。
经过几周的加班加点、冥思苦想，还有与摩根的几轮来回，我们最后总算恍然大悟，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因为赶着要给巴塞尔交问卷表，也因为模型的复杂性，我们没能作出一个数字实例来说明模型的运作，也没有写出像大通那样系统的报告。后来在向领导人物汇报的时候，也就根据巴塞尔问卷作描述。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最后收集了成员国26个银行的调研问卷表。所有资料都是匿名的，用英文填写，最后的总结归纳工作由巴塞尔掌管。 1999年，巴塞尔出了一篇长达65页的调研总结报告，题为《信用风险模型：当今的实践与运用》（Credit Risk Modeling： Current Practices and Applications）。其中心结论为：信用风险模型，作为计算监管资本的基础，尚为时过早。同市场风险模型作对比，信用风险模型的数据质量不可靠、数据库有限、资产的价值不是按市定价、模拟的持有期长、难以通过回溯检验来验证模型的可信度，等等。
现在所推行的举世瞩目的巴塞尔第二协议（Basel II），或称新巴塞尔协议，基本定稿于2004年，经历了艰难曲折、旷日持久的过程。它在巴塞尔I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进展，尤其在明文强调第二支柱〃银行监管〃和第三支柱〃市场惩律〃方面，有了质的飞跃。
第二支柱的〃银行监管〃，其方式方法和政策步骤，同美联储银行监管的原则规范如出一辙，为此，美联储为全世界充当了经典、模范（本书第四、五章会作详细描述）。
第三支柱的〃市场惩律〃，意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有生力量，〃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共同完成监督、管辖、奖惩银行的职责。这其中的积极因素和有生力量包括：银行的股东、债券投资者、信用评级公司、审计公司、各种金融分析机构、国内国际各类监管机构，等等。银行经营和产品越来越市场化，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监管部门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助自己一臂之力，增加银行监管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但在所定的第一支柱〃最低资本金要求〃的计量上，尽管设计了高、中、低三种不同方案，却也只允许银行运用信用风险模型的一些参数，并非完整的模型本身，距我们十年前所做的信用风险模型的先进和精致，相距甚远。也难怪，巴塞尔II是国际上诸多成员国激烈争执、妥协折衷的产物，其结果必然是〃中庸〃了。只是很遗憾，在漫长的政策制定的岁月里，大银行的实践又大踏步前进，与政策的距离越拉越远。
至今 2007年，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决定实施巴塞尔II的同时，美国依然在犹豫徘徊，继续在征询讨论中，实施遥遥无期。原先美联储规定美国的银行只采取巴塞尔II中最先进的资本金计算方法，现在又规定：只是少数十几二十家大型、复杂、国际型银行采用此先进方案，绝大多数美国银行还是坚守巴塞尔I及它的一些修正，不大动干戈转向巴塞尔II。巴塞尔II，对于小型、地区性银行来说，不堪重负，得动用大量人力财力。美国的监管机构又错综复杂，代表不同银行集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众口难调。由此可见实施巴塞尔II的艰难曲折。
其他巴塞尔项目的参与活动
在整个巴塞尔项目过程中，除了采样、填表、总结、汇报外，Christine还让我们参加其他一些相关的重要活动。其中一项便是同ISDA银行界代表的对话交涉。
ISDA全名为国际掉期及衍生产品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是一个由几百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自发组织起来的行业自律组织。它建立的初衷是为衍生产品 期权、期货和掉期等的交易提供行业准则，减少不必要的风险损失，促进这些产品的交易发展。ISDA最著名的成就是金融界通用的所谓ISDA文件（ISDA Documents）。它为衍生产品的交易设立正规的文件标准，使得交易有一定的规范和法律效果。
在信用风险模型问题上，ISDA代表银行界向监管部门游说。当时他们出了一篇长达62页的呼吁书《信用风险和监管资本》（Credit Risk and Regulatory Capital），用词颇为严厉地数落巴塞尔I的种种不是，呼吁监管部门尽快改革巴塞尔I，让银行界采用内部信用风险模型，来决定监管资本金的准备量。ISDA的代表，一般都是由大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组成，有些人甚至曾在美联储供职，现在大都担任银行内部合规部门或同监管机构打交道的专员，他们一行煞有来者不善、气势汹汹的架势。
面对ISDA的声势，纽约联储以Christine为首同他们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我和Jennifer也应邀出席了这次高峰会议。会议如谈判一般，在红木暗陈的纽约联储会议厅里，联储、ISDA双方人员相对而坐，两方的主要人物位居中间，严肃认真，不拘言笑，连寒暄都免了。这次会议主要是ISDA探听虚实的会议，他们想知道纽约联储，甚至是整个美联储对他们文章的反应，对修改巴塞尔I的意向。
Christine依旧是柔声细语，但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讲，联储对他们的文章很重视，巴塞尔已经成立了专案组（task force）来研究这个问题，工作正在开展进行之中；信用风险模型还存在很多问题，银行系统应该协助监管部门对这些模型树立信心，能够放心将之用于确定监管资本；信用风险模型目前主要用于大银行，既有大型资产组合，又有人力、物力、财力，但联储在制定政策时还要顾及到中小银行、地区性银行，对它们来说，巴塞尔I是恰如其分的；等等。
我和Jennifer在这种场合自然是不多言语，专注聆听，勤做笔记，回头再将笔记整理成会议记录，转发给所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并留档存底。事后，Ch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