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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自传编零-第8部分

小说: 自传编零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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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同乡方面听来的无异。一点希望在这方面便扭断了。这恶消息让丁玲知道时,她只说:“我明白,我早就算定了的。”
  从她那神情上,还可以看出一点什么?她沉默,但却仿佛用沉默来说明她的意见,还是上一次与郭女士会面时一样的意见。“死的,倒下去,僵了,腐烂了,完事了。不死的呢?为了那个理想,便应当好好的活,不能活下去时,也决不逃避这种凄惨的死。生活就是这样简简单单一会事,并不需要如何烦难的解释!”她当时仿佛那么看得简单,此后也仍然看得那么简单,打发了两年日子。
  当我把那点消息告给她时,正是我再预备过南京的前一日,作母亲的在这方面,显出了人类美丽少见的风度,只是沉默地把熟睡着的孩子,放到小小的藤制摇篮里去,小孩略微转侧了一下,她便把手轻轻拍着那小孩子,轻轻的说:“小东西,你爸爸真完了,他的事情还不完。好好的睡,好好的吃喝,赶快长大了,接手做爸爸还不做完的事情。”
  ……
  几个极熟的朋友,就可以看得出她这种不将悲痛显出,不要人同情怜悯的精神,原近于一种矜持。她其实仍然是一个多情善怀的女子,而且也不把这样一个女子在这份不幸生活中所应有的哀恸抹去。但她却要强,且能自持,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结实硬朗的女人。因为她知道必需用理性来控制,此后生活方不至于徒然糟塌自己,她便始终节制到自己,在最伤心的日子里,照料孩子,用孩子种种麻烦来折磨自己精力与感情,从不向人示弱。当时她既不作儿女妇人的哭泣,便是此后在作品上,也从不做出那种自作多情儿女妇人的陈诉。
  综合各方面的消息,证明了海军学生已经不会再在这个世界同他的朋友晤面后,余下的孤儿寡妇,此后的日子应当如何支持,乃成了当时待决的问题。
  并且那时上海方面新的谣言尚在继续下去,各种小报常有关于此事捕风捉影的描绘,又听说另一方面,对于这孤儿寡妇,还有一种一网而尽的计划。××方面既作得出在毫无罪名可以宣布的情形下,把一群年青人用乱枪打死,则海军学生死去以后,他们是不是还会想方设法来处置这小小孤雏,真不能为这种×户预作回护。况且丁玲还正有人以为她已组织××××,预备在上海方面有所活动。种种谣言不单迷乱了××,好像同时就使×××××,也不很明白她的情形。×××××××,×××,××××××,这并不希奇。××××也算是平常的事。李教授家也许会有人抄察,也许会同时把那一对贤惠夫妇,同一群很活泼的小孩子,全部捉到牢狱中去。
  在这种情形下,丁玲恐怕累朋友,便不愿意长住在朋友家里,使那家人心中不安。她只想把小孩子交入育儿院,或近于这类地方,托人抚育,独自住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打发一阵日子。
  那时节,恰好过去在北京时同他们便已相熟的朋友张采真,在武汉方面因同样政治问题已牺牲,消息正传到上海,且不久,从武汉逃回来的采真夫人同一个方满周岁的小孩,到了上海后,居然被人踪迹搜寻,在租界上还不敢露面。因此原来身居上海,且在×××××有些间接关系的她,此后生活应当作如何安排,自然也大成问题了。
  湖南内地小学校长方面,从报纸上约略得到了海军学生失踪的消息,一再来信询问海军学生的下落。且说自己年纪已过六十了,极盼望看看这个新生的外孙。若果两人因事不能带小孩回来,自己便将准备过上海看看。
  这种来信增加了丁玲的忧虑。若让老人来,一来各事弄明白,这个年过半百的人,如何担负得了这一种打击?若把小孩送回去,到什么地方去找寻这个海军学生来作伴送小孩回去?若要丁玲一个人回去,那么如何通过长江武汉长沙各处,且到了家中以后,海军学生所遭遇的一切,又将如何设法来掩饰下去?
  海军学生入狱以来,在狱中每次递出一个字条,即需五元。在狱外的她,则奔走南京,上海,各处探听消息,以及种种耗费,早把所有向各方筹借而来的几百块钱用尽了。新的文章在这种情形下,既无方法从她手中产生,凡是可以设法的又都已想了法。假如母子二人还在上海住下,便必需有一住下的方法,若可以冒险送孩子回去,也必需有一笔够用的路费。住既无法可住,走又不能即走,我回武昌的时间已耽误了。故当我已决定不再过武昌时,我的住处一定,便权且成了那孤儿寡妇的安身处。住处虽仍在万宜坊附近,且是一个售卖杂货兼营俄式大菜生意的铺子楼上,来往的人极多,却很少为人知道。她一天除了照料小孩子不作别的事,除了晚上小孩子安睡后,间或同我九妹下楼过霞飞路去走走,便不常下楼。

  护雏还乡

  社会对这件事渐失去了注意的兴味,另外某方面,似乎也不至于再作蠢事前来捉人了。她那时仿佛已自由了些,然而文章毫无出路,生活便也毫无依据。母子两人虽一同住在那三楼小房子里,对于安全问题不必担心,到底终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从朋友方面借来的一点点钱,看看又快用完事。
  新的希望毫无。在小孩子哭哭啼啼中,作母亲的每夜常常得爬起三次两次,白天搓洗小孩尿布调合奶粉,又得占去这人大部分时间,文章纵或有一两个地方可以寄去,在这种情形下,究竟还能写出什么文章?
  ……
  湖南方面小学校长又来了信,且对于海军学生的事似乎依稀也明白了一点,只催促少年夫妇赶即返乡。报纸上既有了种种记载,尽人皆知海军学生已无下落,小学校长来信还催促一对少年夫妇还乡,则由于丁玲的设计安排而成。
  当海军学生失踪还不曾在报纸上作公开消息登载时,湖南的来信就十分关心那小外孙,总以为若不把外孙送回来,最好就许她亲过上海,那时节海军学生既忙着,写信回家的事,多属之于丁玲。海军学生失踪后,湖南来信询及,为了安慰这个老年人起见,除把稍前一时照就的相片,为陆续寄去以外,就照着那老年人所希望的消息,由我来代替海军学生,写过了三次回信。每次信上必加上轻松快乐的谐谑,以及唯那一家三数人所知的私事,办这工作时丁玲自然在旁加以指导与修正的。我们三人笔迹从一个专家看来,虽可以一目了然,明白它的差别处。但几人既共同习惯了用钢笔头在洋纸上抄写稿件,简单处草率处却正相近。并且在同样的一种纸张上,写上大小相等的字迹,所说的话全是那老太太所熟习的话,另外一方面,又正是那么焦心等着远地消息,因此这信一到,便照所希望的成功了。
  ……
  十天之内写过了三次这样的复信,都不曾为那个小学校长所识破。现在海军学生寄给他那岳母的信件中,有一部分也就是我们在上海那么情形下写成的东西。
  这些信虽遮掩了海军学生的死耗,安顿了那外祖母的焦急,却更引起了那个外祖母一见外孙的希望。这边去信时,还同时把为时稍前三人所照相片附去,那方面便来信说,再不把小孩送来,自己一到四月,无论如何也要过上海来了。
  得到这信时丁玲真着了急,不知道应当怎么办。那时她恰好得徐志摩先生帮忙,为向中华书局卖了一本书,得了一点钱,又从邵洵美借了一笔钱,我又从朋友王际真先生处收到了一笔钱,因此商量着,为图一劳永逸计,不如就冒一次大险,两人把小孩送回家乡,让这小孤雏折磨那老年的外祖母去。算算所有的钱作路费还不很够用,仍然把这件事决定了。
  ……
  还未动身时,长江中部的武汉,因为我极熟习,还不怎么担心。最怕的是到了家乡附近,有人认得我们,谈起话来倒极麻烦。我们从上海坐船四天方达汉口,由汉口搭小火轮,从干涸成一片平地的洞庭湖通过,又走了五天,方到达目的地。在小火轮上时,我们方明白我们所担心的事近于杞忧,她离开了那地方将五年,我却已有整十年不见那地方,轮船上的肮脏如昔,轮船上的人已完全不同了。抵常德县城时,那些河岸边的灰色圆油池,搁在河滩上的旧船只,浮在河面上的木*'竹*',浮泛或停泊的明黄色小艇,一切尚如往年我由乡下军队中走出经过这里时所见的光景,但我却已不能找寻一张相熟的面孔,任何人也似乎不能认识我了。
  在丁玲家乡那个水码头边,我们一点点简单行李,从离船到进城,总计不到一百步远近,便受当地驻防兵士施行过六次严密的检查。先还以为他们防匪防共那么办事认真,后来知道他们所注意的,还只是烟土同吗啡,以及私行贩运的军械。
  当最后一次的检查过后,我们坐了硬胶皮轮子的人力车,在泥泞载道的街上走着时,各人皆充满了不可言语的感情。她把小孩用一条小小的白绒毯裹好,搂在怀中,自己却穿了一件为她母亲所欢喜的灰色棉袍。我的车子原在前面一点,回头来看她时,她仿佛很镇静的样子,且告我还应转几个弯,就可以到她的家中。
  我们大约走了十分钟,车子便停顿到一个僻巷里黑色大门前面了,下车时,两人站在那门边,过了一会还不敢拍门。
  我担心一见到那老太太,丁玲若不能自持,事情就一准弄糟。
  同时又担心那老太太业已知道详细情形,一见到这孤儿寡母,大声一哭,我们费力筹划的一切,也就等于完全白费了。假若事情一戳穿,我们是不是还能很安全的离开这地方,就真成为问题!
  但当她一手把小孩搂在胸上,一手去拍打家中那扇大门时,平日每遇最困难时就在脸上现出的那温和微笑,还依然在她的脸上。门开后,那开门的小丫头,认明白了回来的是她,便向里边嚷着跑去。我们于是在那进身极深的房子第二个天井前,见着了那个满头白发的老年人。

  “偶然”产生历史

  ……
  四天后,我们又掺入了上海社会里,成为半殖民地的上海市民之一,预备来过日子了。
  上海出版界在政府拘束下,依然极其萧条,无从振作。
  “左翼文学”在压迫中已无法存在,“民族文学”则在讥笑中更不容易发展。各刊物在得过且过情形中支持下去,各作者莫不从大学校找寻生活的依据,教了一点儿书。
  时间业已四月左右,我既已把过武昌作事的机会失去,住在上海生活又实在不容易应付。南京方面××月刊,由朋友某君的主张,要我去作编辑,且可以允许我把刊物自由发展下去,不受×××拘束,不为任何有力方面所左右,只看我愿不愿意。我在回南京朋友的信时,答应过了这件事。我有我的打算。我想将这刊物在精神方面成为一个独立东西。在十二期刊物内,我将使读者对于十余年来中国文学的过去得失,得到一个较公平的认识。且将让读者从过去的发展上,认明白中国文学的将来,宜如何去发展。我正在对历史发生兴味,相信文学论者从小说史的发展上疏解文学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这种从历史言论的讨论文学,一面可作“左翼文学”理论者一点事实上参考,一面也就正面的指示出所谓“英国绅士的幽默”,“本国土产的谐谑”,“小报式的造谣”,“黑幕大观式之说谎”,“'λ喝喑杜匀死砺鄱吹拇笾谖难е髡拧保*“受官方豢养而来的三民主义文学”,如何不适宜于存在,以及一切流行趣味风气,如何妨害到有价值的作品产生。我预备作十二期的批评,每一期讨论一个问题。
  但这计划因了两个人的意见而变更,到了五月,我却过北京了。那个女作家以为我的打算不啻“与虎谋皮”。徐志摩先生适在北京,却来信说:“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你若在上海已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北京各处机关各个位置上虽仿佛已满填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来,就会有一个空处让你站。你那么一个人一天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你一来北京米就涨价?”
  五月十六日我便过了北京。当我们三月中旬从湖南回到上海时,朋友×××转述来一点消息,说一个美国女记者很想见见丁玲。那美国人既是个×××,对于“中国反帝大同盟”国际上宣传,似乎尽过很多的气力。她原同朋友蔡咏裳女士相识,与我九妹也见过面。四月间,那美国人还来过我们那里一次,恰好我们不在家,无法碰头。到后又要她一个翻译来会丁玲,见过两次,约好了一个日子,丁玲便同那广东籍青年翻译,过西摩路那个美国记者家中谈话去了。
  那一次与那女记者所谈的,自然并无什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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