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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自传编零-第9部分

小说: 自传编零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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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同那广东籍青年翻译,过西摩路那个美国记者家中谈话去了。
  那一次与那女记者所谈的,自然并无什么重要性质。惟在半年后,这翻译被那记者辞退时,却为了这翻译已同丁玲合居。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偶然的,综合这些偶然的事件,便产生所谓历史。

  催生《北斗》

  六月二十三她给了我一个信,提及她办《北斗》杂志的计划。
  ……
  生活既那么沉闷,若死守在上海,一事不作,自然使远近朋友替她担心。既不愿意放下那枝特具迷人力量的笔,如今又恰恰有那么一个刊物来逼迫她写作,逼迫她作事,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故当她把信寄到我手边时,我就为她各处去信,请大家帮她把这刊物办得热闹一点。同时且去告给她我对于这刊物的一切意见。我那时本已预备过青岛去作事,同时且估计歇两年手不再来写小说的。她的来信虽不妨碍我过青岛的计划,却似乎又非得把我停笔的预约毁掉不可了。
  听说丁玲来编刊物了,高兴帮忙的人实在很多,冰心第一个就为她写了一首长诗,其他的人也先后把文章寄去。但我自己却不曾写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刊物由她来编,必不许仍然如《红黑》月刊那么无所谓的敷衍下去,方成为一个像样的刊物。故我一方面为她向北平熟人讨取文章,一方面就去信告诉她说:若刊物只是要几个名人做幌子,第一期有了那么一些篇章也很够了。若你以为真实的应当用这刊物来逼迫督促,使一般女作家的写作风气活泼起来,你是不是觉得你作编辑有些不相宜处?
  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在记海军学生那个篇章中,我对于一般文学的论战的意见,便说到过如下相似的话语:争持谁是正统原近于精力的白费,毫无裨于事实。若把文学附属于经济条件与政治环境之下,而为其控制,则转动时代的为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文学无分,不必再言文学。若否认文学受两者控制,文学实有其独创性与独立价值,然则文学论者所持论,仍无助于好作品的产生。
  不问左右,解决这问题还是作品。一个作者接受了某一主张并不能成为历史上的“巨无霸”,他所需要的还只是对于他作品制作的努力!多数作者皆仿佛在少数“院派教授”与“新海派教授”,“绅士”与“斗士”,一种胡涂争论下而搁了笔,且似乎非争论结果就不敢轻易动手。谁超越这个狺狺不已的局面,埋头傻干,谁就被谥为“无思想的作家”。什么“思想”?发洋财,或近于发洋财一类奇迹罢?对于奇迹的憧憬,一点徼幸感情的扩张,大致便是所谓“思想”了。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后,帝王与神同时解体,这两样东西原本平分了这个民族的宗教情绪,如此一来“信仰”无所适从,现状既难于满意,于是左倾成为一般人宗教情绪的尾闾,原是极其自然的结果。因此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能够不依靠某种政体的理想生存的,也自然而然成为所谓“无思想”的人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在那时期曾轻视过文学,真打量过离开这份生活!在回她讨论新刊发展的一封信上,我说过一些近于牢骚的话语:绅士玩弄文学,也似乎看得起文学,志士重视文学,不消说更看得起文学了。两者皆尊敬文学,同时把文学也俨然近于溺爱的来看待。文学“是什么”,虽各有解释,但文学究竟“能什么”,却糊涂了。我既不是绅士又不作志士,对于文学则惟只知在它的产生,与产生技术,以及产生以后对于它在社会方面的得失而加以注意,我且注意到它的真实分量同价值,不许它把价钱开得太大,也就是不许人对它希望太大。一切基础皆固定在我知识上,而不在权威或时髦理论上。目前大家所争持的似乎同我毫无关系。他们既称为作家,我想想,假若我无法参加这一切理论的检讨时,是不是还宜于来接近文学事业,真成为问题了。
  绅士骂不绅士,不绅士嘲笑绅士,这算是数年来文学论战者一种永不厌嫌的副题,我觉得真不必需!其实两者正差不多,就因为两者还是人,坏的一样的坏,懒的一样的懒,至于好的,也还是一样的好。造谣谩骂对于根本问题有什么益处?但若干人的成败,显然皆有从此处下手的情形,我觉得对于这风气无法攀援,故预备不再让自己在这事业上鬼混。照理说来,使一个人阔大不凡,实不在乎如目前一般人所谓有无思想,却只看这人有无魄力。一些无用的人,即或从小到大吃长斋,生来既无补于佛教的兴衰,死后也不会成佛。有些人毫无一个君子的品德,他却可以做出一些有益于社会人类的事业来。有气魄的人的沉默,比小小东西呐喊动人多了。
  你不觉得吗?为了社会正需要小麻雀吱吱喳喳,正欢迎小丑,我想离开这份生活,过几年再看看一堆日子能不能帮我们把社会习气修正了一些。
  上海来信却说:
  不要发牢骚,把自己的文章抄好,把熟人的文章逼来吧。这刊物,就正是想用成绩来修正一切海上习气的一个刊物!为什么不赶快把文章寄来?我问你。稿件你一定为我催催,顶好在七月二十号以前能寄来。我还欢喜同他们能够直接通信,你可不可以将我的意思告诉他们?我更希望他们能对于丁玲和善一点,亲近一点,没有事的时候,将丁玲当个朋友,同我在纸上说些不客气的空话。自从九九走了后,我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要人爱容易,找人玩也容易,然而要得到几个那么相熟,那么不拘束,那么可以发点小脾气的朋友可实在太难了。九九到了北京不为我写信,我难过得很!刊物取名曰《北斗》,这个名字你以为怎么样?
  天气热,流汗使人生气。既预备过青岛,到了那里你看看,住得安稳,我想想我要来青岛玩时也容易多了。
  青岛海滩真美丽,抓起一把沙子,你就可以看出若干螺蚌的残海那是一本真的历史,不过只是用这些小小生命写成的历史罢了。我到过青岛,忘不了那个地方……她并非忘不了青岛,还只是记忆着同海军学生从济南逃过青岛小住的一段生活罢了。刊物征稿在北方既极其顺利,南方似乎也有了许多朋友帮她的忙,故她生活似乎又乐观了一些。七月里寄信过北京时,感情便活泼的很多了。信上说:……看见她们一些奶奶们都将要为我们这个杂志而重新提起创作的趣味,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事。她们或许要更来认真一下,努力一下,假使她们有了一点可贵的成绩,我觉得这也还是我们的成绩呢,所以我很快活。
  假如我能将她们一切已成的,过去的女作家们;已经为一种好的生活营养着,无须乎怎样去努力了的,还和一些新的,充满着骄气和勇气,但不知道怎么样去努力的年轻的女作家们联结在一块,于一种亲切的友好的形式下握起手来,无间无忤的往前走去,大家会在生活里面感到充实有意义得多!
  我自己呢,自然得分外努力!我觉得,真是常常觉得,对我好的人太多了。我常常会为这些难过,会觉得太对不起这些人;这些并不在我面前而感到很切近的一群。他们爱我,他们喜欢我的作品,他们希望我;希望我更能写出些好的东西,而我呢,我觉得过去简直骗了这一批人。我的成绩还不应当得到朋友那么多的尊敬与爱好。我的力量有限,生活又那么一个样子,只能让别人失望!我看我自己的缺点,比什么还看得清楚,我只是个纸扎的老虎,现在好像完全怕人拆穿,怕失去一群人的好意,勉强把这纸扎的空虚囊袋填满起来,填的大部分却是稻草!一个人经验太少读书太少怎么行?我还得去学,若我有一份勇气,还应当放下这枝笔,再到另外一种人群里去学习!你说:“我担心你在绅士方面的成功,将使你成为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没有一句相当的话可以表示我感谢你的意思。你说得是。不过,你放心,我不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成功的,我正惭愧在这方面的小小成功!
  ……生活就是工作,工作也就是生活,把自己精力凝聚在某一点上面去,是的,人人应当那么办!你且等着看,倘若我过去日子,真如你所说的“被不幸的命运绊了一跤”,那么,“应当爬起来再走”的气概,又回到我身边来了。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
  我八月里过青岛后,上海的消息更不同了一点。我觉得事实并不令人惊奇,只是这个广东人代替了那个福建人,个人方面或有所得,社会方面却不免受了些损失。温室原只适宜于培养一点小花小草,至于十围的松树,百尺的楠木,不在大气中严寒酷暑里长养,却移到温室里去,实在是一种不可修正的错误!
  但这是谁的过失?泥土的气息,白日的光,在人类本性上莫不各有一个共通的观念。爱的,谁不怀了一种期待?憎的,谁不极力逃避?但所要的何尝是可以自然而然得到的,近在身边的又何尝不恰恰是讨厌的?这世界上原有种种理由,使得每个人各自孤单的守在一小点上,把生命不吝惜的空费。一个为生活弄衰弱了的心,明白她的已无从再来服侍她。(海军学生用热情使她认识了“爱”,而用生死离别诠释权衡这个字的意义与分量,几年来的种种遭遇,使她业已厌倦了再拈着这个字儿来思索。)正为了厌倦,忽然有一个谨饬忠顺的男子,处处表示希望能够来照料她,侍候她,想同她在一堆过日子,这勇敢处同痴憨处皆使她只有苦笑,但苦笑之余,她自然就不让这男子再走开了。
  她说:你明白,我不满意做一个“情人”业已多日了。新的生活想来还可以用得着那句老话。我当时想:在这方面她放下了缚束自己情感成为一束的努力,很平常的同一个男子在一处,对于她也可以说是很合理的行为。因此听到她的消息后,还很为她快乐。直到第二年后,在上海一品香饭店见及了她,我方明白我的估计有了一部分不对。为甚么原因两人会同住下去,我并没有分析错误。至于两人同住以后的生活,我原本猜想一定很好,从事实上我方明白已弄错了。温室实在不是这个湖南女子应住的地方。

  写成《记胡也频》

  我还在北京住下时,有个在辅仁大学念书的小朋友,同一个很爱重中国的年青美国人,为了他们所办的英文简报,平时即专以介绍点中国文学消息作品以及关于文学消息为目的。海军学生等失踪,中国人在麻木中忽视过去了,他们却觉得是一件不能过分忽视的事情,想为几个在中国混乱情形中死去的作家,特别出一期专号,要我们为他们用中文写点关于海军学生的一切,以便翻译成为英文。我答应了他们这种委托,因此写成了《记胡也频》那篇文章。等到文章写成时,谁知简报却已不能继续出版,那文章后来就寄给上海《时报》馆发表。这文章未着手以前,我曾写信去告她,并向她询问关于这种文章的意见。且以为倘若她能写,我就不再动手。来信时却说:我目前不能写这种文章,我希望你写。可以少写些,这个人你明白的,三句话就可以说完。还有写时得小心一点,因为家乡那一个,我们还不适宜于把这个人的真实消息送回去!她还以为他在俄国,寄了一张小孩子的相片来,要我转寄过俄国!
  到了青岛这文章快要写成时,我又去信告她文章的内容与字数。下面是她关于这本书第二个回信:……记也频能准我看一看吗?我也常常想为他一生做一长传,然而一想到效果,便觉得太费力了。我这人真是个不合理的人,讲实利讲到这样子!不过我想我总可以写一点出来,在我个人对于他的纪念。但这是以后的事。如今你能写,我非常高兴。
  这个信从上海发出的日子是九月二十九。到十一月二十九,却来了第三个信。
  《时报》上的文章我觉得你太主观了。尤其是关于“一幕悲剧的写实”那一段。当日也频写时原本全是臆造,我不愿小气,不同他计较。而你又忘却你自己,用这作材料,无乃冤枉丁玲之至!
  这本书从《时报》登载以后,拿过光华付印时,一切便是她所经手的。当时那篇文章在某一小节中,提到几个人在萨坡赛路搬家的故事,她觉得有了些错误,我以为她要改的尽管改正。但等到她把全部分稿件看过之后,大约她已看明白这错误并非我的疏忽,且在那本书尾的声明中,我又业已提出关于这本书的目的与得失。故当这书付印时,她便尽它还是照原来的稿样,不曾有所加减。但那个海军学生较长的传记,则大约因为她后来生活上的变动,出于她自己意料以外,就无机会再与世人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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