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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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问世前，里昂·瓦尔拉斯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他在其中使用了他父亲的方法，包括他父亲对价值的解释。他在该评论接近开头处写道：“可以说，交换价值和所有权同时产生于效用数量的稀少或有限。”这是里昂·瓦尔拉斯对价值理论的第一次声明，表明他从一开始就完整地接受了父亲的观点，不过，同他父亲一样，他在此所要说明的只是物品是否有价值，以便指出它可否列为财产。　　　　
　　在他的第一本著作《政治经济学和正义》中，里昂·瓦尔拉斯仍然追随父亲的价值理论。他在该书最初论及价值时说：“其根源在于，效用数量有限导致效用的稀少。”这表明，他对父亲的观点没有增加什么新东西，除了试图把稀少性同供求观念联系起来之外；瓦尔拉斯这样做，也许是想把他父亲的观点同约瑟夫·加尼尔有影响的观点协调起来。他同意父亲的观点，认为当时流行的两种价值论都不正确；但这个看法不像在他父亲的著作中那样，引起完全的对抗。分析的结论是相同的，这些结论限制了他父亲，也使他自己裹足不前。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去研究决定物品相对价值量的那些条件。他写作和思考时，他甚至没有考察一下价格形成过程突发性的本质。他对价值问题的兴趣是社会和哲学的，而不是经济学的。所以对于价值同一个人从物品的不同数量的消费所得到的满足的关系，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而除非把得自物品的满足看作物品消费量的函数，否则就没有机会遇上边际效用的关键思想。　　　　
　　Ⅲ　　　　
　　瓦尔拉斯的下一部著作是《赋税批判理论，并附：忆洛桑代表大会》。他在这本书中没有利用与税收有关的任何价值理论，却没有必要地引述了他父亲的价值论观点。他说：“我父亲在1871年《论财富性质和价值的起源》一书中已经证明，交换价值产生的原因，不在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说的劳动，也不在于让·巴蒂斯特·萨伊所说的效用，而是在于有效用的物品的数量有限。这个理论是正确的理论，也是惟一的可以得出如下推论的理论，即交换价值用稀少性或供求关系来测定亦即用储备量与需求量之间的关系来测定。”　　　　
　　正在这时候，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给他儿子发了一封关于价值问题的长信，这封信在帮助儿子打破价值问题上的僵局方面可能起了作用，因为这个僵局本来就是由于他留给儿子的一整套概念而形成的。他在信中对他自己关于消费的某些观念及其对儿子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他感到用数学方法表示他的“稀少性”概念是困难的，而这在过去从未使他烦恼过。他以往总是把稀少性看作市场上预期的消费者人数同物品数量的比例，并假定每个消费者只需要一单位的物品。这种观点确实妨碍利用效用函数。在这封信中，奥古斯特·瓦尔拉斯从上述立场稍微离开了一小步，因为他考虑到了下述情况：一些人可以比另一些人消费更多的消费品，因而当用分数来表示稀少性时，该数值就不再包括消费者人数。他就此论述道：“一个人一天喝一升酒，等于两个人每天各喝半升，也相当于四个人每天各喝四分之一升。一个女人每年穿坏六双鞋，等于两个女人每年各穿坏三双。一个人常年生病，每天都要看医生，等于三百六十五个人每年只看一次医生。这就使我们无法确定社会所消费的一切资料或食品的需求单位。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数学占领政治经济学的障碍——它已经占领了力学、声学和光学物理学——至少，它使数学在社会财富理论上的应用更缓慢、更困难。”　　　　
　　请注意，他在这里没有进一步说明，一个每日饮用2利特尔酒的人，如果再增饮半利特尔，则这半利特尔酒对他的意义必不相同，恰如6双鞋中的每一双对一年穿6双鞋的女人必定会有不同的意义一样。他没有看出，后续的物品具有不同的意义，如同他的儿子以及杰文斯和门格尔于10年后所指出的那样。他之所以就此却步，是因为他未能想到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品（酒、鞋等）的数量。相反，他可能一直认为，个人所能够供应的消费品的数量是一定的。他也许觉得，在个人本性之内成之外存在着某种强制力，要求个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调节他的消费。然而，除非假定消费者能自由选择，否则便不可能体会到（至少，不可能运用）任何边际效用概念。　　　　
　　Ⅳ　　　　
　　从《赋税批判理论》到《社会思想研究》（1868年），里昂·瓦尔拉斯很少提及价值理论。在这七年间，他的写作集中在实际问题上。他评论过（1863年）古尔诺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这使他有机会表述他对效用和数理经济学的观点（他还没有运用过数理经济学）。他在《社会思想研究》（内含他1867－1868年间发表的一系列公开讲演，这些讲演首次发表于《劳动》杂志）中，再次回到其父的效用观点，而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东西，并且带着深深地伤感，因其父已于1866年去世。　　　　
　　Ⅴ　　　　
　　除了父亲以外，还有哪些经济学著作家影响过瓦尔拉斯早期的效用观点呢？在《纲要》第一部分（1874年），瓦尔拉斯曾对吉诺维西、西尼尔、孔狄亚克和萨伊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价值分析中运用了效用概念。在第二部分（1877年），瓦尔拉斯首次注意到杜皮特同效用发现之间的联系，而在此前尚无人公开指出杜皮特是一位先驱者。但这并不意味着瓦尔拉斯在1873年之前曾就教于杜皮特，他肯定不会这样做。他对杜皮特没有表现出任何恭维，他说，杜皮特的效用观点并不比萨伊的好。他在这年给杰文斯的信中就是这样说的，也许说得更多。最大的责难是杜皮特从不区分效用曲线和需求曲线，这个批判是对的，但是这对一位早在1844年研究效用问题的作者来说未免太苛刻了。令人有点费解的是，为什么瓦尔拉斯一辈子都无视杜皮特的作为边际效用学派先驱者的要求？特别是在杰文斯已经坦白接受了这一要求的情况下。瓦尔拉斯至少犯了判断的错误；很可能是出于对杜皮特不自觉的嫉妒。这可追溯到1860年代初在巴黎时，瓦尔拉斯在法国经济学界刚有立足之地，杜皮特却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很高声誉，这种嫉妒没有随岁月流逝而减弱。瓦尔拉斯十分关注优先权问题和他对经济学所作贡献的性质问题，他乐于承认戈森在一本不为人知的著作中较早地解释了边际效用思想，但他不肯对人皆知晓的杜皮特多置一词，而他在1877年（很可能在1874年）前显然读过杜皮特关于边际效用的一些著作。他在形成自己的边际效用思想时可能直接从中汲取了一些营养，同样明显的是，他后来一直无视的东西，正是他1877年前所忽视的有益思想。　　　　
　　Ⅵ　　　　
　　此后几年对瓦尔拉斯来说是艰难的，他没有时间研究价值理论，直到1870年任聘于洛桑大学。表明他的思想发生新转折的第一个明显暗示，是他到洛桑后向《道德和政治科学学院》1873年8月16日和23日会议所宣读的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显然是从日后成书的稿件中择录的，例如他略去了《纲要》中依据一般函数概念所作的全部论证，而只用了几何图解。应当记得，杰文斯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中，用的全是代数分析，而没有图形。瓦尔拉斯只以最基本的情形说明他的论点，即只有两个人交换两个商品。他用需求曲线进行分析，后者则是从他的交换者效用曲线引申出来的。　　　　
　　该论文包含《纲要》中略去的重要一小节。1873年论文中有很长一节论述效用测定问题，但1874年《纲要》的相应部分却缩短了，这必定反映出作者对这一重大问题没有把握。这预示了他日后对效用测定问题所抱的态度，即尽可能少谈这个问题。他在《纲要》中说，困难不是不可超越的，尽管我们不得不假定效用可以测定。在1873年的那篇论文中，他对这种相当脆弱的论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说明。例如，他说，他的论证方法也就是物理学中衡量“质量一类要素”的方法。他后来正确地意识到，既然已经“假定了”可测定性，所以对其理由还是少谈为妙。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六章　杰文斯《理论》、门格尔《原理》和瓦尔拉斯《纲要》所阐述的边际效用理论（一）　　　　
　　　Ⅰ　　　　
　　边际效用学派的三本奠基之作出现于1870年代初。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于1871年，里昂·瓦尔拉斯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第一部分出版于1874年，第二部分出版于1877年。我们已经说明了促使这些作者以其各自的方式阐述效用理论的各种条件，现在我们来对这三本完全独立著作的某些方面作一比较。　　　　
　　这三本书所提供的效用理论的资料，其质量之高、范围之广，远非以往许多片断的讨论材料可比拟，他们为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奠立了适当的基础。本章将依次讨论以下问题：三位奠基人所用术语的差别；生产要素的效用；得自交换的预期效用；总效用的再分割；可分割性所引起的问题；最后是关于效用的测定问题。下一章将讨论其他一些问题：个人之间效用的比较；效用函数的形式；收入的边际效用；最大化；劳动价值论及其同需求曲线的关系。　　　　
　　Ⅱ　　　　
　　边际效用学派的三位奠基人都没有使用过“边际效用”这个术语，下文将会提到，这个术语最早出现于德文是在1884年，出现于英文是在1888年，出现于法文就更晚了。这个术语出现时，杰文斯已经过世。门格尔在“边际效用”一词通用之后很久依然健在，但他从未用过这个词。瓦尔拉斯坚守着他自己对“边际效用”的特殊和首创的说法，拒不接受新术语。1890年代以前，其他经济学家也没有普遍使用这个术语。　　　　
　　至于“效用”一词（在今日经济学通用的意义上），杰文斯和瓦尔拉斯至少还使用过，而门格尔却不然，他从未用过。他坚持认为，效用（在我们现在理解的意义上）对物品价值的决定不起作用。在大多数场合，门格尔都避而不用“效用”一词，即使用，也要指出，它对考察价值是不适宜的。门格尔何以这样看待“效用”呢？看来，这主要是由于他拒绝把效用量的变动同物品量的变动联系起来所致，尽管他没有明确这样说过。在门格尔看来，效用从性质上来说是不分等级的，就如同死亡一样，所以他坚决反对把价值和效用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价值是分等级的，而效用是一次性的。　　　　
　　门格尔用以代替“边际效用”的是“满足的意义”。满足本身同效用一样，在数量上是不会变动的，但满足意义是变动的。他限于讨论由具体欲望的实现而带来的满足的意义，这个欲望，指的是由物品总量的一部分来实现的那种欲望。这就是他谈论边际效用的方式。程序上和语言上的这种差别，明显地反映在他首次的一般陈述中，这个陈述后来以边际效用递减法而闻名。门格尔说：“任何一种特殊欲望的满足，达到一定程度，都会具有相对来说最高的意义，进一步的满足的意义就会逐渐减少，直到最后达到这样一种程度，那个特殊欲望的更多的满足变得毫无意义了。”请注意，在这段话中，门格尔根本没有提及物品。　　　　
　　另一方面，杰文斯却依据门格尔未曾说明的真实的物品来表述他的思想。在讨论效用时，他开始就说：“把我们的注意力尽可能地转向产生快乐和痛苦的实物对象和行为是适宜的。”于是他把满足欲望的能力附于物品之上，并称此能力为“效用”。这样以来，杰文斯对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的表述，在外表上就不同于门格尔的表述。杰文斯说：“表现最后效用程度的函数的变动，是所有经济问题中最关键之点。作为一个普遍法则，可以表述如下：效用程度随商品量的变化而变化，商品数量增加，效用程度最终会减少。”　　　　
　　瓦尔拉斯的说法与杰文斯相仿。他只论及到个人从欲望的实现而得到满足的条件。他集中注意那些能够满足欲望从而具有效用的物品，因而他对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的最初表述，看来更接近于杰文斯而不是门格尔的表述。瓦尔拉斯说：“从所消费的物品的第一个单位或该单位的第一部分，到最后单位或最后部分，内含的效用总是减少的。”　　　　
　　瓦尔拉斯最初是用“内含效用”来说明“边际效用”的，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