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行车到宾利-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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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这里的第二天，便去了曼利海滩。对于它，传说中的美丽终于眼见为实。我没有想到，这里比迈阿密海滩还要漂亮。我们沿着海滩漫步，不时停下来给海鸥喂食，尽量让清新的空气浸透整个身心。太阳在晴朗的天空中照耀着。天空下，那一片蓝色的海水，蓝得超出了我以前对于海水的任何想象。这里距离城市很近，却给人一种位于某个遥远地点的度假胜地的感觉。我们随后去了曼利海滩的“海洋世界”公园。五花八门的海洋生物让我一时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我那时才知道，原来海洋里还生活着这么多种类的鲨鱼。同时，我还见到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些毒蛇和毒蜘蛛。澳洲的野生环境对于探险者来说，的确充满危险和刺激。对我来说，来这里最令我吃惊的可能还是在海滩上见到那些上身裸露的日光浴者。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景象，简直惊呆了。现在还能清楚地回想起当时的感觉来。
从自行车到宾利 第一部分 二。从迪斯尼到悉尼歌剧院：领馆奔驰的年代（…
在我开始进入外交官生涯的时候，我非常幸运能和一位资深外交官、我的上级娄女士在一起工作。她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外交官，也是一位热情而谦逊的人。她是中国政府海外形象极为出色的代表。她自幼生长在英国，无论英语还是与人交往的技巧，都臻于完美。我为能有机会与她共事，感到非常荣幸。我们的工作关系中让我感到非常愉快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她并不是那种喜欢听下属恭维的人。她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才能和做事的结果。这一点让我尤其感到欣慰。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个人应该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干，而不该为了博取上级欢心而另谋其道。
随着工作平稳地展开，我的朋友圈子也慢慢扩大了，包括踢球时认识的一些顶级公司高管和媒体大亨。与此同时，我非常想念妻子小叶。我们是在1987年结婚的。1986年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记者。那段时间，她有时还为CCTV英语新闻节目担任主播，并用中、英文主持过一些大型文艺和体育节目，比如和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孙正平共同主持1987年央视春节武术联欢晚会。一般来说，一位年轻女记者极少有被派驻海外的情况。况且，那时小叶的事业才刚刚起步不久。但我很希望她能来悉尼和我团聚。对于新婚不久的人来说，长期分离并非易事。我俩都清楚，我们各自在事业上的付出将为日后的生活打下更好的基础。每当想念她的时候，我便会想像我俩有朝一日一起漫步在巴尔梅的商店区，或一起在邦迪海滩徜徉的情景。说来也怪，就在我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天我在一家中国餐厅出席一个外交晚宴，当我打开“幸运饼”时，看到小纸条上赫然写着：“好消息正等待为你揭晓”。对我来说，此刻最好的消息莫过于能和妻子在澳洲团聚。没过几天，我便接到小叶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国际广播电台已经决定在悉尼设立记者站，她将被派来担任驻澳洲的记者。
小叶来了以后，我们住到了位于萨赛克斯街上的一座公寓楼里。从我们漂亮的“新居”，可以俯瞰新修建不久的达令港湾。那段时期，我尤其喜爱自己的工作。我同很多人打过交道，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些部长级官员。中国总理*1988年来澳洲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我曾协助组织欢迎仪式，并在访问期间偶尔担任翻译。
我们在领馆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帮助当地人了解中国文化。我经常参加在澳洲各地城市举办的电影首映式和文化节，也经常带领中国音乐家到一些乡间小镇去演出。从1988年到1991年这三年时间，我对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所见之多，是后来十八年加在一起也无法相比的。我对澳洲乡村有一种特殊的喜爱。来这里以后我发现，在澳洲，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许多桉树，看到有牛、马、羊群的风景。澳洲的辽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收到过许多澳洲孩子们充满稚气的来信。他们通常是因为学校里布置的课外探究项目，写信向我们了解关于中国的情况。领馆里有许多介绍中国历史和工艺品的小册子。我还经常应邀为一些中学和社区团体做关于中国情况的演讲。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澳大利亚人，也使我在英文演讲能力方面得到了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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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去悉尼歌剧院观看音乐演出，中间休息时会出来喝一杯香槟。这种感觉我非常喜欢。尤其在夏天的夜晚，我们会走出歌剧院大门，站在台阶上眺望悉尼城市上空美丽的天际线和港湾。在这座当代建筑奇迹的环抱之中，欣赏如此迷人的画面，沐浴着徐徐吹来的晚风，我们时常会和无数游人一样，陶醉在此情此景中。
我和小叶合用一辆公家的300E奔驰车，开着它跑了很多地方。
我们有幸接待过一些从国内来访的文化界人士，包括来参加悉尼国际电影节的电影《红高粱》的男主角姜文。记得姜文跟我说起，他和一些朋友在香港购物，花一万港币买了一台摄像机时，店员问：“你们一定是台湾来的吧？”那时候，人们普遍还认为，大陆人没钱。姜文自豪地回答：“什么台湾来的？我们是大陆来的！”我还接待了时任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王蒙。他很喜欢我给他模仿的美国黑人英语。而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幽默感和超脱。作家*才先生到访悉尼时，还来过我和小叶住的公寓做客，品尝小叶为他做的意大利比萨饼。
那时候，我们生活很愉快。当时国内即将发生的事情，是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人未曾想到的。
“*”以后，西方国家在一些贸易和文化交流项目上对中国进行抵制，许多文艺表演团体赴中国演出的计划被取消。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上级娄女士赴堪培拉就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文化参赞，由我接替她，负责悉尼总领馆文化处的工作。那时，领馆其他部门负责人通常都是五六十岁，我当时才有28岁。
娄女士和我决定组织首支澳大利亚爵士乐队访问中国，希望以此来帮助打破西方国家的抵制。虽然我们在此之前接触过包括爵士乐奇才詹姆斯·莫里森在内的许多澳大利亚音乐家，我们最终还是决定安排“格雷姆·贝尔全明星爵士乐队”赴北京、上海、西安、广州四个城市进行访问演出。这次合作使我荣幸结识了两位最优秀的音乐家。格雷姆·贝尔被誉为“澳大利亚爵士乐之父”。他当时已年过七十，艺术生涯跨越半个世纪，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乐队著名女主唱帕特丽莎·汤姆森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叫“小帕蒂”。她在1960年以演唱沙滩摇滚，成为当时海报招贴画上的流行音乐明星。她丈夫劳里是乐队中的鼓手。临行前不久，“小帕蒂”跟我学会了用中文演唱《南泥湾》。在中国访问期间，每当她演唱这首歌的时候，观众的反应都极为热烈，疯狂般地喜欢上了她。那次访问获得了极大成功，所到之处，他们都受到如同国王、王后一般的礼遇。从那时起，我与格雷姆和“小帕蒂”结下了毕生的友谊。我将永远感谢他们在我后来的人生中给予的帮助。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热情的人。格雷姆有着年轻人的心态，并没有被享有的盛名和艺术成就所累，对新事物永远怀有一颗好奇之心。“小帕蒂”和丈夫劳里不仅为人善良，且总是乐于倾听他人。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他们身上可以感觉出，他们对他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关注。如今，每当我只顾了说话而忘记倾听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他们来。
在体育交流方面，我组织了澳大利亚第一支板球队访问中国。提到板球，一位名叫费尔·奥萨里文的澳洲老人长期以来的一个梦想就是，教十亿中国人打板球。在他的热情倡议下，我们先是安排了三位年轻的中国曲棍球运动员来悉尼几周时间，专门学习板球打法，后来又组织了澳洲国家板球队前往中国访问。板球队在中国期间，除了走访几个城市以外，还和一些外国驻华使馆的球队进行了几场表演赛。在队员们启程去中国以前，新南威尔士州体育部长和中国总领馆分别为他们设宴饯行。我因此有幸一睹鲍勃·辛普森和澳洲板球界其他传奇人物的风采。在中国领事馆的宴会上，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只是邦德集团的两名代表对于宴会中使用了富士达啤酒感到颇为不满。邦德集团是板球队此次访问中国的赞助商之一，本身拥有一些啤酒制造厂家。这两名代表向我提出抗议，坚持要我们换上他们旗下某个牌子的啤酒。鉴于此次宴会是由中国领事馆举办的，作为主人一方，我只有耸耸肩，对他们说：“对不起，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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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这段时间里，我逐渐意识到，外交官并不是我想终生从事的职业。我很希望自己能在别的方面有所发展。虽然过去的三年给我留下了许多非常美好的回忆，让我遇到了许多优秀的人，可当我看到从事外交行业二十年以上的成功外交官时，我对他们在人生中的境况并不很满意。虽然我非常喜爱作为VIP去参加电影首映；去歌剧院看芭蕾，听歌剧，听音乐会；去参加各种外交使团的酒会、招待会；向当地学校和各种机构介绍中国文化；代表祖国走访不同的国家，但我已清楚地看到，在这个事业上我能走多远。此时的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的愿望，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企业家，以此实现更多的人生梦想。
在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我最终决定放弃外交官生涯，在自己三年澳洲任期结束之时辞去公职，开始新的人生道路。
当时，我的选择之一是去美国读书。即使在做外交官以后，我时常还会有一种冲动，希望日后能有机会到美国去读MBA。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留在悉尼。我已经在悉尼生活了三年，这座美丽的城市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在领馆工作时，我也曾梦想过，有朝一日能在沃尔多夫酒店拥有自己的一套公寓，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内心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外交行业，确实是一件有悖常情的事。父母一直期望我能在外交官的职业上继续发展下去。这种预期也可以说是我以往人生轨迹的自然延续。我曾在最好的中学和大学学习，在美国一年的学习机会我丝毫没有浪费，做外交官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勤奋地工作。父母自然期望我能延续以往的人生道路，在外交岗位上骄傲地为国家服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外交官的生活毕竟是相对安定和舒适的。外交官通常在国内工作几年，然后派驻国外几年。而永远生活在国外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父母都已经上了年纪，想到我的决定将使他们余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不能有我伴随在身边，我其实感到非常难过。此外，除了会说英语之外，我并没有什么技术专长。通过何种途径才能最终实现梦想，我自己也无法确切预见。但一想到我们将有可能自己把握命运，有可能创造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成绩，我就感到兴奋不已。人生中无限的潜力有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这种想法让我备受鼓舞。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我曾经前思后想，难以决断。可以说，最终是我对自己的信心和妻子对我能力的信任，使我下决心去勇敢、积极地面对内心的挑战，努力去创造一种新的、更美好的生活。在美国学习和在澳洲工作这几年的经历，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只要我们不怕吃苦，至少一切皆有实现的可能。澳洲是一个机会平等的国家。如果我在中国的环境下没有达到目标，我很可能会怨天尤人。在澳洲，如果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只能责怪自己。
当我告诉家人，我将放弃外交官生涯的时候，他们都不以为然。最初，我对妈妈说的是，我将在澳洲留学深造。这样，她会更容易接受一些。我当时并没有告诉她，我希望从商的想法。
在中国的传统中，商人的地位一直不高。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金钱在人们心目中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鄙视，有时甚至被视为“贪婪”的同义词。经商赚钱在当时国内的许多人眼里，并不是一件特别值得尊敬的事。那时候有了一个新名词，做生意的人开始被称为“个体户”。这是个多少带了贬义的词。因为“个体户”并不被社会尊重。那时候，城市里的大部分人都在为公家工作，不少人对“个体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