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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威廉恩道尔的粮食危机-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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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1节:煽风点火(3)

  卡瓦罗还是戴维?芒福德的密友和商业合伙人。芒福德是老布什政府财政部的高官,负责按布雷迪计划对拉丁美洲债务进行结构调整,后来他担任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董事。“扬基银行家们”确实对卡瓦罗信任有加。

  梅内姆的经济计划由戴维?洛克菲勒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朋友们制定。该计划着力推进激进的国家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并且在医疗卫生、教育和工业等各个领域废除了此前精心制定的国家管制。以前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突然向外国进口商品大开门户,开放程度甚至超过了军政府统治下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私有化的进程是按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按照华盛顿的旨意行事)的要求制定的,这是提供紧急贷款来“稳定”比索的一个条件。当时,阿根廷正经历类似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那种每月高达200%的超高的通胀率。军政府下台后,留下了千疮百孔的经济和财政,阿根廷外债债台高筑。

  梅内姆利用军政府最后几年造成的高通胀率,强行对这个国家进行经济改革,其采取的措施之激进远胜于军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卡瓦罗“恪尽职守”,强制实施了国外要求他采取的休克疗法,他立即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4亿美元的贷款和高度称赞。随之而来的是一波私有化浪潮,范围从国有电信公司到国营石油垄断企业,甚至包括国家社保基金。一时间,腐败猖獗。通过牺牲纳税人的利益,梅内姆的亲信们成了亿万富翁。

  取代国家产业垄断的是大型外资私人垄断企业,它们从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或花旗银行的贷款中获得了大部分资金。同样是这些银行,几年后组织阿根廷富人进行资本外逃,把手中的比索换成美元,存入离岸的大通银行或花旗银行的“私人银行”账户,从而赚得盆满钵满。

  而对于阿根廷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生活却每况愈下。国外资本接管企业之后,造成了公共部门工人大量失业。阿根廷的梅内姆政权及其负责经济的最高官员多明戈?卡瓦罗,因创造了金融媒体所谓的“阿根廷奇迹”而备受赞扬;这不足为奇。

  通过将货币控制权彻底交给一个“货币委员会”,通货膨胀在1991年停止了,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中央银行,其控制权掌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手里。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此时的比索已经严重贬值,比索的汇率被货币委员会死死地固定在了1比索兑换1美元的水平。如果货币委员会账户中的美元储备没有相应的增量,国家不能通过印制钞票的手段来刺激经济发展。固定汇率的比索为外国投资者敞开了大门,他们纷纷涌入阿根廷进行投机,从90年代阿根廷国家经济私有化当中获取了巨大收益。

  2001年4月,阿根廷处于重大的经济危机当中,卡瓦罗被再次召回掌管国家经济。这个时候,他代表纽约的银行及他在阿根廷银行界的朋友们,秘密策划了一场“政变”。卡瓦罗直接冻结了私人储蓄者在阿根廷银行的个人银行账户,以挽救他在纽约及其他地方的外国银行家朋友们的资产。

  这个时候,阿根廷拖欠了1320亿美元的国家债务。2001年4月就任经济部长后,卡瓦罗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秘密会见少数经过精心挑选的外国银行的人士,包括洛克菲勒的JP摩根大通银行以及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戴维?芒福德、伦敦的汇丰银行等。他们用新的债券与290亿美元的旧阿根廷国家债券进行掉期交易,这笔秘密掉期交易使得这些银行获得巨大利润,并避免了它们对阿根廷的贷款产生风险。这次债务掉期交易后,整个国家的债务负担更重了,阿根廷成了输家。一年后,卡瓦罗和七家外国银行受到了司法调查,检方指控这些掉期交易是非法的,目的是为外国银行谋利。根据美国金融调查人员的说法,这项交易实际上加速了阿根廷国家债务的拖欠。到2003年,外债总额增加到了1980亿美元,相当于梅内姆1989年就任总统时的3倍。

  洛克菲勒的阿根廷土地革命

  第62节:煽风点火(4)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梅内姆政府开始采取“革命性”的行动,把阿根廷的富饶多产的传统农业变成了针对全球出口的单一性农业。这一次,政策的脚本还是由纽约和华盛顿的外国利益集团来替他编写的,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都是戴维?洛克菲勒的同伙。

  梅内姆声称,把粮食生产转变为转基因大豆的工业化种植,对于这个国家偿还飞涨的外债是必要的。这是个谎言,但它成功地改造了阿根廷的农业,使之更合乎像戴维?洛克菲勒、孟山都公司、嘉吉公司等美国投资者的心意。

  堆积如山的巨额外债、强制推进的私有化进程和彻底取消的国家保护性壁垒,阿根廷经济在近20年内承受了这三板斧的猛烈打击之后,原来经济效益很好的阿根廷农业,现在成了美国投资者进行最激进变革的对象。

  1991年,早在美国批准和开始进行田间实验好几年之前,阿根廷就成了开发转基因作物的秘密实验室。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变成了这个项目的活体实验品。梅内姆政府成立了一个伪科学的“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负责发放转基因作物实验许可证,他们共为玉米、向日葵、棉花、小麦,尤其是大豆实验发放了至少569张田间实验的许可证?。对于梅内姆政府或这个委员会在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上所拥有的自由裁判权,公众也毫无争议。

  委员会总是秘密碰头,讨论结果也从未公之于众。它只是充当了转基因种子跨国公司的代言人。这毫不奇怪,因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来自孟山都、先正达、陶氏益农等转基因生物巨头。总部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孟山都公司,1996年是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专利“大豆”——抗“农达”(Roundup Ready)大豆(简称RR)——的种子生产商。

  1995年,孟山都开始生产抗农达大豆。这种大豆从农杆菌中复制了一个基因,用基因枪将其嵌入到大豆基因组中。这使得这种转基因植物能够经受住非选择性除草剂草甘膦的喷洒。草甘膦是农达除草剂中的活跃成分,能杀死传统的大豆。邻近孟山都抗农达作物的任何传统大豆作物,都会不可避免地由于随风传播的污染而受到影响。一旦引入了孟山都的抗农达作物将自然而然大大促进它的传播。

  孟山都的抗农达大豆中的基因改变,意味着将杆菌形式的酶纳入到大豆作物中,使得转基因大豆免受孟山都的除草剂农达的伤害。农达就是美国政府用来清除哥伦比亚毒品作物的那种除草剂。

  正因为抗农达大豆能够免受伤害,因此无论是大豆还是所有的杂草都可以喷洒“农达”,这样既杀死了杂草又能将大豆保留下来。通常,转基因大豆(与传统的大豆相比)单位面积的化学除草剂用量不但没有降低,反而需要更多,这样才能控制杂草的生长。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豆得到了大型农业综合种子公司的推广,成为全世界动物饲料的主要来源。1996年梅内姆总统向孟山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它在阿根廷全国独家销售转基因大豆种子。

  在将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种子大批量引入阿根廷农业,以及随之配套地使用孟山都的农达除草剂的同时,(用美元计算)极端便宜的阿根廷农田被嘉吉(世界最大的粮食商品贸易公司)这样的大型外国公司、像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那样的国际投资基金、像西伯耳公司一样的外国保险公司和大企业股东收购一空。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这是利润极其丰厚的买卖,因为到最后,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就会成为一种全新的、用工业化方式生产大豆的商业化农业的基础。阿根廷的土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生产种子的工厂。对于这些外国投资者来说,这个计划的绝妙之处在于,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相比,生产转基因大豆不需要付出多少人力成本。

  实际上,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当时成百万英亩的上等农田被银行挂牌拍卖。通常,用美元投资的买主都是外国公司和个人。小农场主卖掉土地后所得无几。有时候,如果拒绝出售土地,他们会受到恐怖武装分子或警察的威胁,逼迫他们让出地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自由市场改革大潮之中,廉价的进口粮食充斥市场,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逼得倾家荡产,最后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土地。

  第63节:煽风点火(5)

  此外,播种转基因抗农达大豆种子和使用特殊的农达除草剂的农田,不需要进行常规的泥土翻耕。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转基因大豆革命的发起者开辟了广阔的堪萨斯式的农田,在那里,大型机械化设备可以日夜不停地工作,而且通常由GPS卫星导航系统遥控,甚至不再需要农民来开拖拉机。

  利用免耕农作方式,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被当作对生态有益的东西兜售给阿根廷农民。实际上,它们绝对不是对环境友好的东西。

  转基因大豆和农达除草剂采用一种称为“直接播种”(direct drilling,免耕法的一种称呼。——译注)的技术进行耕种。这种技术首先在美国采用,为的是节省时间和金钱。

  “直接播种”方法,只有富裕的大型农场主才能花得起钱采用,它需要一种庞大的特殊机器,这种机器将转基因大豆种子自动塞到几厘米深的小洞里,然后填压上泥土。有了这种直接播种机器,数千英亩的土地就可以由一人播种。以前留下的作物残余秸秆就可留在田地里任其腐烂,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害虫和杂草与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一起生长。这反过来又为孟山都创造了更大的市场,可以在销售拥有专利的抗农达大豆种子的同时,销售其特殊的专利草甘膦,即“农达”除草剂。这种种植方法在使用几年之后,杂草对草甘膦显示出了特殊的耐药性,于是又需要使用更大的剂量或其他除草剂。

  相比之下,传统的3公顷桃树或柠檬树需要70个到80个农民来耕种。

  1996年,在决定许可种植孟山都的转基因抗农达大豆之后,阿根廷随后发生了一场革命,它被倡导者们赞颂为“第二次绿色革命”。实际上,这是一场反革命,一度富饶多产的以家庭式农场为基础的全国农业体系,被改变成了一种由一小撮势力强大、富有的大庄园主主宰的新封建主义状态。

  梅内姆政府保证说,对转基因大豆种子将敞开国门。经过极度通货膨胀的岁月之后,阿根廷农民陷入了可怕的经济困境。孟山都公司乘虚而入,向渴望得到贷款的农民扩大发放“信贷”的范围,供他们购买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和农达除草剂,这是唯一对其抗农达大豆有效的除草剂。通过向农民提供必要的“直接播种”机械和培训,孟山都还使得最初向转基因大豆的过渡过程对农民更具有吸引力。

  “阿根廷,给我大豆吧……”

  阿根廷转基因大豆革命的结果,至少在一个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的农业经济被彻底改造了。

  20世纪70年代,在债务危机之前,大豆在这个国家的农业经济中所占地位微不足道,种植面积只有9500公顷。在那些年月里,一个典型的家庭农场种植多种蔬菜和粮食作物,还养些鸡,有的还养有少量的牛,来生产牛奶、奶酪和牛肉。

  在改种孟山都大豆和采用大规模生产技术四年之后,到2000年,转基因大豆的播种面积超过1000万公顷。到2004年,面积扩大到1400万公顷以上。大型农业收割机械大量砍伐森林,并扫荡由当地农民占据的土地,以便为大豆种植提供更多的土地。

  阿根廷农业的多样性——一垄垄玉米地、麦田和广阔的牧场——被迅速改变成了种植单一农作物的地区,就像埃及的农作方式在19世纪80年代被棉花取代并被摧毁一样。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阿根廷的农田,尤其是名扬四海的潘帕斯草原,曾经到处是绿草如茵的养牛牧场,中间穿插着玉米地和麦田。农民们在农业与牧业之间轮作,以维持土质。采用单一种植大豆的方式后,由于对关键养分的过度吸收与消耗,这些土壤需要更多的化肥,而不是像孟山都承诺的那样需要更少。几十年来在阿根廷草原上自由自在地游牧的牛群,如今被迫圈进了美国式的大型牛栏,以便为利润更丰厚的大豆让路。传统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

  对转基因大豆影响有深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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