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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

盖普眼中的世界-第25部分

小说: 盖普眼中的世界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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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终于打败我了。”海伦流着泪轻声对他说,但盖普仰天躺在摔跤垫上,想不通究竟谁打败了谁。
  珍妮的母亲去世后,她去探望海伦与盖普的次数变得频繁,但盖普对他所谓母亲的“随扈”颇有微词。珍妮外出时身边总有一小群崇拜者,偶尔还有一些自讨的妇女运动健将;她们来找珍妮,多半要求她口头支持或捐款赞助。往往有个活动或目标,需要珍妮洁白的制服出现在讲演台上,虽然珍妮通常说得不多,也不长。
  其他人演讲结束后,他们会介绍《性的嫌疑犯》的作者。观众立刻认出她那身护士制服。珍妮直到五十多岁,仍保持运动员的身材,动作利落、容貌不出众。她会起身说:“这是正确的。”有时也会说:“这是错误的”——视场合而定。她一生的困难抉择都自行决定,因此可以相信她在妇女问题上,一定会选择正确的一边。
  这一切背后的逻辑,让盖普气愤不平、焦虑了好几天,有次一个女性杂志的记者要求采访他,谈谈身为知名女性主义者之子的感想。女记者发现盖###择的生活,不禁乐不可支地称他为家庭主“夫”,于是盖普动了肝火。
  “我做我想做的事,”他说,“你别给它乱取名字。我不过是做我想做的事——我妈妈一辈子也就是这样。不过是做她想做的事罢了。”
  记者步步进逼;她说盖普的口吻酸气冲天。她提示说,做一个闻名世界的作家母亲的无名作家儿子,想必不容易。盖普说,最大的痛苦在于没有人了解他一点也不排斥母亲的成功;他只偶尔不喜欢她的追随者。他说:“那些靠她生活的丑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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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份女性杂志刊出的文章指出,盖普也“靠”他的母亲,日子过得很舒服,他也没有理由对妇女运动抱持敌意。那还是盖普第一遭接触“妇女运动”这字眼。
  这次事件发生后没多久,珍妮就来造访。她带一个盖普所谓的跟屁虫一起来:一个不爱说话,表情严肃的大块头女人,在盖普公寓门口晃来晃去,而且不肯脱下大衣。她对小丹肯充满警戒,一副唯恐被这孩子碰到的模样。
  “海伦在图书馆,”盖普告诉珍妮,“我正打算带丹肯去散步。要一起来吗?”珍妮征询地看看那个跟她一起来的女人;女人耸耸肩。盖普觉得他母亲成功之后,最大的弱点就是(借用他的话)“听任那些恨不得自己也能写出《性的嫌疑犯》,或同样成功的作品的残废、不健康的女人利用她”。
  盖普可不愿意在自己家里被母亲不讲话的同伴慑服,这女人块头大得足够当他母亲的保镖。或许她就是,他想道。他眼前浮现母亲与壮汉型的女同性恋护花使者同行的不愉快画面——心狠手辣的杀人王,不让男人的手碰触珍妮的白制服。
  “那女人的舌头有问题吗,妈妈?”盖普悄声问珍妮。大块头女人的沉默让他愤怒;丹肯想跟她说话,但那女人只用噤声的眼神制止孩子。珍妮小声告诉盖普,那女人不说话是因为她没有舌头,真的。
  “割掉了。”珍妮说。
  “老天,”盖普低声道,“怎么发生的?”
  珍妮向上翻眼睛;这是她从儿子那里学来的。“你真是不看新闻的,是吧?”珍妮问,“你从来不注意社会上发生的事。”在盖普看来,正在“发生”的事,绝对不及他正在“编造”的事——他的写作——重要。他母亲让他不高兴的一点(自从她介入妇女政治之后),就是她老是在谈新闻。
  “你意思是,这是新闻?”盖普说,“是一件有名的舌头意外,我应该要知道的吗?”
  “天啊,”珍妮厌烦地说,“不是意外,是故意设计的。”
  “妈,会有人故意把舌头割掉的吗?”
  “正是如此。”珍妮道。
  “老天爷!”
  “你听说过爱伦·詹姆丝吗?”珍妮问。
  “没。”盖普道。
  “现在已经组了个协会了,”珍妮给他说明,“因为爱伦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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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遭遇什么?”盖普问。
  “她十一岁,遭两个男人强暴,”珍妮说,“然后他们把她的舌头割掉,让她不能告诉人家他们是谁,长什么样子。他们蠢得没想到十一岁已经会写字了。爱伦写了一份非常详尽的描述,他们就被抓到了,受审,定罪。在牢里,有人把他们杀了。”
  “哇,”盖普道,“那么这位就是爱伦·詹姆丝?”他低声问,对大块头女人有了新的看法。
  珍妮又翻翻眼睛。“不是,”她说,“那是爱伦·詹姆丝协会的人。爱伦·詹姆丝还是个孩子;是个单薄、瘦小的金发女孩。”
  “你是说,爱伦·詹姆丝协会的会员在外头都不说话?”盖普道,“好像也没有舌头似的?”
  “不,我是说她们真的没有舌头,”珍妮说,“爱伦·詹姆丝协会的会员都把舌头割掉了。为了抗议发生在爱伦身上的事。”
  “我的天啊!”盖普说,他以一种新起的厌恶感,看着那个大块头女人。
  “她们自称爱伦·詹姆丝会员。”珍妮说。
  “我不想再听这种垃圾,妈。”盖普说。
  “好吧,这个女的就是一个爱伦·詹姆丝会员。”珍妮说,“是你问起的。”
  “爱伦·詹姆丝现在几岁?”盖普问。
  “十二岁,”珍妮说,“不过是一年前的事。”
  “这些爱伦·詹姆丝会员开会吗?也会选举主席、财务和其他职员吗?”
  “你怎么不去问她?”珍妮指指门口的女巨人说,“你刚不是说不想再听了吗?”
  “她又没有舌头回答我,我怎么问她?”盖普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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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会写呀!”珍妮说,“爱伦·詹姆丝会员都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她们会把要说的话写给你看。你知道写字是怎么回事,不是吗?”
  幸好这时海伦回来了。
  盖普以后还会遇到爱伦·詹姆丝会员。虽然他对爱伦的遭遇深为同情,但对这批偏激的成年模仿者,只觉得厌恶。她们习惯一见面就递一张卡片给人。卡片上大致写着:
  哈啰,我是马莎。我是个爱伦·詹姆丝会员。你知道爱伦·詹姆丝会员是什么吗?
  要是你不知道,你会接到另一张卡片。
  在盖普眼里,爱伦·詹姆丝会员就代表所有簇拥着他母亲,试图利用她推动她们的粗糙理念的女人。
  “我告诉你这些女人是怎么回事,妈,”有次他对珍妮说,“她们可能本来就不善言辞;她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做过半件值得说的事——所以割掉舌头也不是什么牺牲;事实上,这可能帮助她们避免各种尴尬。如果你懂我的意思。”
  “你太缺乏同情心。”珍妮告诉他。
  “我有很多同情心——对于爱伦·詹姆丝。”盖普道。
  “这些女人也受过其他苦,”珍妮说,“所以她们才会渴望更接近彼此。”
  “而且让自己受更多苦吗,妈?”
  “强暴是所有女人的问题。”珍妮道。盖普最讨厌他母亲搬出“所有人”这字眼。他觉得这是把民主推广到白痴的极端。
  “它也是所有男人的问题,妈。如果下次发生强暴案,我就把我的老二割下,挂在脖子上到处走。你也觉得这种行为可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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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谈的是真诚的表态。”珍妮说。
  “我们谈的是愚蠢的表态。”盖普说。
  但他会永远记得第一个遇到的爱伦·詹姆丝会员——那个陪他母亲来他公寓的大块头;她离开时,写了一张纸条塞到他手里,像给小费一样。
  “妈妈有个新保镖,”挥手告别时,盖普悄声对海伦说。然后他看保镖给的字条。
  上面写着:
  你妈值得两个你。
  但他不能怨母亲;因为他跟海伦结婚的前五年,所有账单都是珍妮付的。
  盖普开玩笑说,他为第一本长篇小说取名《拖延》,是因为它花了他那么长的时间写作,但他的进度一直很稳定、细腻。盖普不是个爱拖延的人。
  这本小说号称“历史小说”。它的背景是从第二次大战期间(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直到苏联占领结束的维也纳。主角是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三八年德奥合并后,他必须保持低姿势,静候反击纳粹的最佳时机。但他等得太久。重点是,他最好在纳粹接收前就采取行动,但当时他对任何事都没把握,而且他太年轻,也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同时,他的寡母非常珍惜自己的生活;她一点不关心政治,只顾把亡夫留下的钱都藏起来。
  战争期间,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丽泉宫动物园当管理员。维也纳的饥荒变得严重时,深夜常有人入侵动物园,这是赃物市场食物的主要来源。这位管理员决定放剩下的动物自由——他当然对自己国家的拖延和默许纳粹德国暴行之举一无所知。但因为动物都很饥饿,所以无政府主义者一把它们放出来,它们就把他吃了。“这是很自然的事,”盖普写道。而动物也被在维也纳街头搜寻食物——只比苏军早一步——的暴民轻易屠杀。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无政府主义者的母亲活过战争,而且一直生活在苏联占领区内(盖普让她住他和母亲住过的那栋位于许文德巷的公寓);吝啬寡妇对外人的包容,终于因一再目睹苏联人的暴行——其中以强暴案最多——而耗尽。她看着这城市恢复过去的温和节制与洋洋自得,回想起自己在纳粹崛起时的冷漠表现,不禁深感懊悔。苏军终于离开;时间跳到一九五六年,维也纳重现旧貌。但这妇人哀悼她的儿子和毁坏的祖国;她每个周末都到部分重建,恢复展示的丽泉宫动物园,回忆战时她偷偷来这儿探望儿子的情形。匈牙利革命促使这位老太太采取最终行动。数万新难民涌入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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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唤醒这自满的城市——它一定不能再袖手旁观——这位母亲试着重做一遍她儿子做过的事:她放出丽泉宫动物园的动物。但所有的动物都吃得很好,心满意足;只有少数勉强被赶着走出笼子,出来游荡的动物活动范围都局限在丽泉宫的步道与花园中;最后它们都回到笼子里,未受伤害。一头上了年纪的熊有严重腹泻。老太太的解放动作虽立意良善,却完全没有意义,也未能落实。她遭到逮捕,法医检查出她罹患癌症;她得了绝症。
  最后,很反讽地,她积聚的钱总算有点用途。她死得很奢华——住在维也纳唯一私立的鲁道芬纳医院。死前的梦里,她幻想有若干动物逃离动物园:一对年轻的亚洲黑熊。她幻想它们存活下来,生养不息,后来成为多瑙河谷著名的新物种。
  但这只是她的幻想。小说结束于丽泉宫动物园那头拉肚子的熊之死——在老妇人去世之后。“现代革命不过尔尔,”一位批评家写道,他称《拖延》为“反马克思主义小说”。
  这本小说因历史研究翔实正确——盖普对这方面其实兴趣不大——而备受赞扬。它的独创性,还有这么年轻的作者第一部作品就能提出如此独特的观点,也颇受重视。盖普这本书也由吴尔夫出版,虽然他同意在书衣上不提这是女性主义斗士珍妮·费尔兹的儿子的第一本小说,但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拿这件事做文章。
  一位批评家写道:“真难以相信,珍妮·费尔兹如今已享盛名的儿子,真的长大成为一个他小时候宣称他想做的那种人了。”诸如此类涉及盖普与珍妮的关系的不相干插话,都让盖普气结,他希望他的书能就它本身的优缺点被人讨论,但吴尔夫给他解释残酷的现实,大多数读者比较感兴趣的是,盖普是何方神圣,而不在于他写了什么东西。
  “年轻的盖普先生还在写熊,”一位自以为聪明的老兄责备道,他精力十足,特地从名不见经传的杂志上翻出葛利尔帕泽的短篇。“或许等他长大,会写一点跟人有关的故事。”
  但整体而言,这是一部水平在一般之上的Chu女作——也得到更多注意。它当然不是多么畅销,也没有让盖普成为知名品牌;它不会使他成为他母亲那样的“家庭必需品”——盖普发明的词。但吴尔夫告诉他,这本来就不是那种书,他也不是那种作家——永远不会是。
  “你指望怎么样?”吴尔夫写信给他说,“如果你要发财成名,就改走别的路线。如果你对文学认真,就不要啰唆。你写了一本严肃的书,它严肃地出版。如果你以为可以靠它生活,你谈的不是现在这个世界。还有记住:你才二十四岁。我想你还会写很多书。”
  吴尔夫是个值得尊敬的聪明人,但盖普对此不很确定——他也不满足。他赚了一点钱,海伦也开始领薪水,他不需要珍妮的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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