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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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元之说他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亲眼见过这张虎皮。那是一张五寸长的纸片，满满地写着“嵩拜”两个颜体字。南京“松茂”号当铺把这张虎皮当作古玩收藏。遥想当年，严嵩显赫一时，大小官员的前程甚至生死都在其掌握之中，而他又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家伙，某官吏看到这张帖子会有什么想法？他当然有理由推测，这家当铺或许与严嵩有金融往来关系，至少能与严府说上话，当铺有如此硬的关系，还是不要敲诈勒索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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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伙生意：商家膏血招来的风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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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晚年失宠，威风不再，那张虎皮吓唬人的有效期最多不过二十年，每年分摊的吓唬费高达五万元人民币。这五万元花得值吗？即使可以有效地吓阻豺狼，吓得住狐狸或豹子吗？
我在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上读到过一个向当铺勒索陋规的故事。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段光清在浙江省宁波府慈溪县当知县，遇到了三件要花钱的事：一是宁波新知府到任，二是浙江巡抚（省府一把手）到宁波阅兵路过慈溪，三是浙江学政（主管教育的副省长）到宁波监考途经慈溪县境。遵循潜规则，县里照例要掏钱意思意思，偏偏县财政紧张，拿不出钱来。财政方面便向段光清请示，说慈溪有一个惯例，城乡各当铺此时都要帮贴费用，是否发文催促一下？
段光清说，此等陋规，怎么能发公文呢？你等去和他们好好商量，各当铺自愿帮贴，我便接受。如果不肯帮忙，你也别多说什么。
好好商量的结果，各当铺果然“自愿”掏钱，“帮贴公费数千串”，相当于上千两银子，而且不留文字。
我觉得我们的祖先说话特别高明。用现在的表达方式，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就是乱摊派吗？但是仔细品品人家的措辞，“帮贴公费”——行为的主动发出者一举从索取方变成了掏钱方。在“公”字面前，人家“自愿”，表现出很高的觉悟和境界，这能和摊派搭界吗？帮贴不是摊派。群众的自觉行动，怎么能叫摊派？
俗话说：“灭门的知县，破家的县令。”意思是县令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子民折腾到倾家荡产的地步。掌握了如此手段的县太爷和颜悦色地来了，找你商量“帮贴公费”的公事，而且又不是找你一家，公费的去向又那么尊贵，一个开当铺的，即使身上披着虎皮，真有胆量拒绝吗？毕竟那张虎皮不过是一张皮，并不是真虎，连“为虎作伥”的“伥”也不是。这“伥”也不知用什么手段从主人家弄出来一张名帖，卖了三千两银子，一旦真闹出事情让老虎知道了，他能有好果子吃吗？我在后边还要接着开头的故事讲陆太监把事情闹大后的情况，诸位自会发现“伥”们闹事也是有风险的。更要紧的道理是：当铺方面不过买了一张虎皮，只出了一张虎皮的价钱，并没有提出售后服务的要求，也没有支付售后服务的费用，难道可以指望伥们学雷锋吗？
这就是说，那家当铺每年花费五万人民币，买来的并不是全保险，而是部分保险的可能性。至于这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现实，还要看豺狼狐狸方面的后台、胆略和智慧。我们所能确信的只有一点：当铺方面最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的这笔投入，应该低于因官员敲诈勒索而造成的损失的预期值。
除了吓阻作用之外，虎皮会不会有助于扩大市场份额呢？如果有这种作用，价值评估就要引进新的因素。不过，根据我的当代生活经验，生意做得好坏，与虎皮的关系不大，忽略不计也罢。我认识的某些朋友，就在自己公司里挂着某首长的题字，或者挂着与某领导的合影，或者给自己的公司找了顶红帽子，据我所知，这对他们的产品竞争力并无帮助。我在某些宾馆饭店里也见过这类当代虎皮，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知道这东西对我的选择并无影响，或许还有一些宰客欺客的负面担心——老虎总是可以引发这种担心的。
其实，不仅在古今中国，披虎皮的策略在整个生物界都是很普遍的，因为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行为生态学上有一个词：“拟态”——明明是没有毒的蝴蝶，偏要长成有毒蝴蝶的模样；明明是低毒性的蝴蝶，偏要长成剧毒蝴蝶的模样。有毒的昆虫往往色彩张扬，不但不肯伪装隐蔽，反而生怕捕食者认不出自己。钱商和铺户在市场上买进卖出，和气生财，并无可靠的加害能力和防御手段，可以类比为无毒物。官员和太监可以影响行政，调动合法暴力自卫或者害人，不妨比喻为毒物。
在自然界的拟态关系中，模拟者是占了便宜的。它们无须自己制造毒素，节省了资源，又获得了近似毒物的安全度。在人类社会中，模拟者要占这个便宜，就必须分肥。铺户和钱庄老板每年要拿出部分利润，从不好惹的人手里买一身不好惹的装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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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伙生意：商家膏血招来的风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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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政府应该保护他们不让人欺负，国家已经征收了税费，官吏们也从国家领取了俸禄，这种私下的二次分配在名义上不应该存在。实际上这套规矩却很流行，因为欺负人的人通常就是官府中人，或者是官府支持的人。而且，三千两银子的开价表明，私下规矩的分寸相当精确。同时也表明，商人的安全很稀缺，父母官的恩情很昂贵，整个政府则既无能又昂贵。这种昂贵将抑制甚至阻塞一个新方向的摸索和进展，遏制一个在今日社会分工中极其重要的集团的成长。
三
当杨主事扯下黄纸，拆了铺户赵二的棚子的时候，他便损伤了虎皮的价值。经此一伤，假如严府的家仆再卖名片，便难以卖到三千两银子了。假如陆太监和赵二之间有某种交易，以后再进行交易的时候，太监的身价也必将下跌。根据这种逻辑推测，太监们为了维护产品的声誉和原来的价格，必须采取报复措施，为自己挽回声誉。
杨所修是什么人呢？在《明史》中，杨所修这个名字多次出现于崇祯年间，他先当谏官，又投靠著名的恶棍太监魏忠贤，给魏忠贤当鹰犬，爬到副都御史（近似监察部副部长）的高位，崇祯登基后，他又首先揭发魏忠贤以洗清自己。但是到底也没有洗干净，终于被撤职处分，最后发回河南商城县老家。崇祯末年，农民造反军攻陷商城县城，杨所修被持“大骂而死”。
此杨所修和彼杨所修是一个人吗？我考证不出来。杨所修并非常见名，同时、同名、同在中央供职的概率似乎不会太高，这两个杨所修很可能是一个人。拆棚子的杨所修的职务是“署……主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代理处长”，这或许是那个给太监头子当鹰犬的杨所修被处分后担任的临时职务。（注2）果真如此的话，这个人便不是海瑞式的清官。杨主事很难缠，但也可能被收买。
杨主事究竟该不该拆那个棚子呢？按照正式规定当然该拆，他代表的是维护皇帝尊严的秩序，这在当时是最硬气的理由。但是，从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出发，这棚子就不该拆，因为双方都需要它。这在今天是最硬气的理由。假如这棚子侵占官道，妨碍公共交通，该不该拆就要两说了，我们要看它究竟侵占了一寸还是一丈，左右是不是早已被别人侵占，等等。不过杨主事没有强调这一点，我们也不必把事情复杂化，只管像他那样考虑维护皇家秩序即可。
即使完全为了维护皇家秩序，这棚子也是有理由不拆的。太监已经在上边贴了存放御用物品的黄纸，标明这是皇家秩序的合法组成部分。杨主事进去检查，陆太监又亲口证实了这一点，同时还签下自己的名字和职务，并无皇上追究时推卸责任的迹象。更何况，皇帝哪会管这等闲事，很难想象崇祯也像杨主事一样跑进来查看。既然拆不拆两可，杨主事为什么非拆不可？
我猜，杨主事是被神态倨傲的陆太监激怒了。你不过是一只小伥，还敢在我面前充大，你以为我是谁？
假如陆太监不充大，换一种策略，把杨主事拉到后边坐下，让随行的衙役们也在前边坐下喝一杯，然后，诚恳地告诉他，上用的东西还没有到，棚子闲着也是闲着，先租出去两天给宫里的哥们儿赚点茶钱。最后，再塞给杨主事一个红包，天热了，随便叫冰敬或瓜敬或程仪都行，总之要利益分沾，不要独吞卖虎皮的收益，更不要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如此这般，此事未必不能找到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
奈何太监们霸道惯了，非要吃独食不可；杨主事背后有真老虎，也没有忍气吞声的道理，于是矛盾升级。杨主事有备而来，当下拿赵二的棚子开刀，赌气吞了这只羊，同时也伤了与羊合伙的伥。
数日后，皇帝祭地大典的前五天，工部的部长和副部长率领一个检查团到方泽坛视察准备工作，检查团成员有工部的一些司局长，几位给事中（近似总统办公室负责监察工作的秘书），还有几位监察御史，杨主事也带着他手下的衙役随行。进入祭坛禁地后，陆太监率领打手王识货和十多个宦官拥上前来，揪住杨所修连骂带打，还扯碎了他的官服。跟随杨主事的衙役们也挨了暴打，其中一个叫董科的衙役，大概是那天拆棚子最积极的人，竟被按在地上重责二十二板，打个半死之后，又锁上关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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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伙生意：商家膏血招来的风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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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大臣在一旁看着这出武打戏，谁也不动。
事发后，杨主事立刻写本向皇帝告状。他说，拆除棚子是为了“净街道肃观瞻而光大典”，陆永受竟敢不遵守命令，殴打主管官员，在祭坛重地擅自行刑，这是“事出异变”。他伏乞皇上命令司礼监将陆永受和王识货一并严提究治，以维护皇家体统。
五月二日，祭地的前一天，崇祯批示，要求司礼监问明情况回报。司礼监立刻向皇上汇报了事情经过，皇上再次批示，说街道应该清理。陆永受擅自殴打官吏，属于认识问题，降三级，打二十板。工作照旧。王识货释放，别人不再追究。
此事就这样处理完毕了。
四
在我看来，这是一场打着皇家旗号，依仗合法伤害权，重新瓜分“血酬”或“血利”的战斗。血酬——破坏要素应当分到的资源——必定会有，但是分配必须公平，必须依据破坏能力的变化而灵活调整，否则就难免开战。
中国企业家创造了适应“破坏力水平”的多种生产关系形式。买虎皮算是一种简单形式。赵二不仅买了一张虎皮，还把“伥”——太监——拉了进来，这是比较紧密的合伙形式。赵二当然明白伥要吸血，但是面对吃人的毒蛇猛兽，赵二甘愿出血。为了生存，他反正要出血。在江湖黑话中，送钱就叫“上血”，每月送的陋规叫“月血”。（注3）从官吏方面看，把企业说成罪犯，挑毛病收拾企业，并不是什么难事，有这种损害权的部门可以开出一长串。于是，中国企业被迫创造出各种出血的形式。按时送钱似乎是破坏要素分肥的最常见的形式。再过二三百年，股份制在中国渐渐流行，赵二们还会与时俱进，创造出相应的“硬股”——包括黑股和权力股。所有这些生产关系形式，都体现出中国企业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明智。
那么，花钱买虎皮，按时主动“上血”，拉权势入伙，被迫送硬股，这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企业应该如何称呼，以区别教科书上的企业呢？套用“硬股”和“合伙”的造词思路，我们不妨称之为“硬伙企业”——合伙对象都是那些很有害人本事或人家惹不起的硬家伙。这种企业形态的流行，表明了企业自身的欠缺——缺少抵御侵犯的能力或权利，换一个角度说，也表明生存环境中破坏因素的浓度超常增加。
硬伙企业的硬度大有差异。明朝社会是一个行政权力支配下的社会，身份等级制度严格细密，不同身份和级别的人拥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这意味着不同的损害能力和防御能力。于是，硬伙企业也呈金字塔状，有特硬企业，部级硬企业，省级硬企业，还有县硬乡硬等等。上个世纪我在安徽农村调查，听说某县把产值超过一千万元的民营企业家一概定为副乡级待遇，以对抗本地小官吏的骚扰，这是硬伙企业系列中的新创造。
实际上，硬伙的损害能力和防御能力因人而异，随时变化。同样是内阁大学士，严嵩不可一世，一张名片价值三千两银子，徐阶就要弱一些。杨所修在工部当主事，缺少损害商人铺户的机会，论权势也敌不过太监，但是皇帝要举行祭祀大典，他负责清理临时建筑，损害能力和相应权势便临时壮大了。实力一变，分肥的份额就应该及时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