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少年作家批判书 -黄浩 马政 著-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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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术当中，素描是必须的基本功，几乎每个从事美术创作的人都需要有扎实的素描功底。但是素描能力再怎么扎实，也仅仅是功底而已，没有人会无知到把显示自己扎实素描基本功的作品当成伟大的艺术品。要知道，一根制作手法再娴熟不过的扁担，也是不可能陈列在家中当艺术品的；能够陈列在家中当艺术品的，只能是那些经过艺术加工与改造之后的扁担。只要蒋峰能够将其自身的潜质挖掘出来，他还是不失为一个“80后”中的好作者。其实，这样的潜质在他的某些作品中时有表现，比如在《比喻：鹅卵石、教育及才华横溢》那篇文章中就相对做得比较好。
（下）
中国文化曾经在一段时间里领先世界，于是中国文人大都认为“天朝上国”哪有必要向西方蛮子文化取经？尽管中国文化本身有很大的自我繁衍和矫正的能力，但一湖死水终究会变黑变臭，一如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提到的“文化酱缸”。西方小说则在“文艺复兴”后快速地发展、成熟起来，到了19世纪之后，小说这门手艺已经锻造得颇为完善。而在中国，直到“五四”以后，小说作者们才开始借鉴西方小说的写作技巧，开始向小说的“现代化”进军，并逐渐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者和作品。
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小说偏重于对事件、语言及人物表面特征和客观环境的刻画和描写。惯用的手法是，将人物形象的刻画，归入到对事件矛盾冲突的描写中。所以这些小说难免流于性格单一，少变化，轻主体。西方小说则偏重于心理描写，旨在挖掘沉淀于小说人物内心的潜意识，善于刻画出丰满、善变的人物性格，让有血有肉的人物跃然纸上。西方小说中包含着作者的广博知识，涉及社会许多方面，因而内容丰富翔实，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领域的知识。
蒋峰的文本创作方法是什么？东方还是西方，难以说清楚。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翻译体”，所谓“翻译体”是不是就是东西方小说写作的汇流处，是不是就是东西方小说交流之后的结晶？我在阅读蒋峰小说时也在不停地思考着。读罢之后我猛然觉醒，原来“翻译体”只是因为翻译工作者的外语能力和母语能力之间的协调性不够好，尤其是翻译比较生涩难懂的句子时，经常把原意扭曲或者变形了翻译出来，甚至索性变得不知所云。所以说，翻译体其实是一种相对牵强的文体。
在我看来，一个作者刻意模仿翻译体，好比一只跳蚤在鼻子上插根牙签充大象，一样具有幽默色彩。西方的小说创作的确有很大一部分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我们要学习的并不是一个外壳，西方文本的魅力来自其对人的内在精神、心理的深入挖掘，并不是因为其生涩难懂，更何况某些生涩难懂还是因为翻译时的语言断层造成的。对于西方的读者来说，好像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生涩难懂的问题。
可惜的是，人们常会错误地把语言断层当成宝贝，认为那才叫“先锋”，那才叫“内涵”，那才叫“成功”。于是先有余华再有蒋峰等人虔诚地去学习这种断层文字。为了彰显另类，他们于是断得更厉害、更离谱。“池子里的水位迅速上涨，一直淹到水龙头声音才逐渐变小。之后水便从浴室的门底缝流出来，浸湿了地面。要不是有哭声从里面传出来我真的认为我表哥已经死在了五十多度的热水里。那是杜宇琪的哭声，开始低低的，像从耳边轻轻吹过的风。几分钟后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就在里面失声地痛哭起来。很多年以后我都无法将那种声音遗忘，一种可以漫过水面，浮在空气中，将玻璃击碎的声音。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明白到底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才能使人如此伤心。后来有个女孩告诉我，假如一个人痛苦到极致，眼睛就不再是泪水的唯一出口，身体的任何部位都可以流出眼泪，譬如你会伸出手指迎着阳光哭泣，或是仰望天空在心口流泪。在那一刻我就明白，从底缝渗出来的或许并不是充满柠檬香泡沫的温水，那是我表哥杜宇琪的泪水，他的全身都在哭。他平躺在浴缸里，看着自己的泪水渐渐漫过身体，溢出浴缸，沿着红色瓷砖流到外面的蜡油地板上，风过之后会留下乳白色的颗粒，醮在食指舔一下，稍有咸味的那种。”（蒋峰《维以不永伤》）蒋峰也许自以为他的这种写作手法万分详尽，给予了读者完美的视觉体验和最为逼真的画面感受，他孜孜不倦地大把大把地往外洒文字，企图用最多的文字把最小的场景描写得真实而细腻。可惜他就是忘记了，文字的力量在于引导读者进入文字塑造的某种真实，而不是你一个作者在那里拼死拼活地告诉读者，这里是什么样子，那里又是什么样子。仿佛煞有介事的要把画面放大拆分成一块块的马赛克，从第一块开始，无一遗漏地向读者阐述出每个色块之间色调的变化情况和规律。读这样的文字，同看张艺谋的《英雄》一般，让我觉得如同面对一个浑身赘肉还喋喋不休的肥女人一样腻味。不负责的写作者给了作品以蒙着金光的表面，却用废品来将所有的空虚填满。
或许这一切都源于蒋峰太想写好一部小说的缘故，他所欲图的，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性的文字，可惜他却时刻都忘不了要把自己的书卖个好价钱。在两种斗争中，蒋峰必然陷入自相矛盾的怪圈。只是我们更愿意相信，兴许蒋峰也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顺手摸了几下市场的底子。哪有人会拒绝两全其美呢？市场看起来是一座金山，其实却是片金光灿灿的沼泽。“80后”的作者们的文本创作总是与市场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因此首先陷进去的是那些早就准备好要跳进市场的商业写手们，他们在其处女作出版的时候就已经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卖文为生”的文字机器，追求的是文字的娱乐性和挑逗性，追求的是商业炒作之后的大红大紫；其后便是如同蒋峰一般的试探者，这些人在一开始还表现出一种认真的写作态度，默默无闻细心耕耘，但是在文字创作的中途，有意无意地偷窥了一下市场那块肥肉，于是刹那间如同偷食禁果一般变得势利和圆滑，于是他们开始学会偷工减料，开始学会时不时建造一点豆腐渣工程去卖个好价钱——据闻蒋峰的《维以不永伤》的第三部分是由若干个已发表的短篇作品拼凑而成的，这种陷入沼泽的堕落一经开始，便注定没有收拾的余地。蒋峰应该明白，只有通过艺术的手法赋予文本深刻而明确的内涵，才能将文本的创作推向一个个高峰。经过市场的洗刷后，最后只剩下有着充分理性和甘于沉默、甘于孤独的独行者们，才能穿过文本创作的沙漠步入真正严肃而经典的文学绿洲。
从蒋峰这个个例来看，“80后”的写作者要避开的应该不仅仅只是文本创作上面的失误，更多的，还有作为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应具备的人格韧性和能够避开凡俗的理性定力。
（杨睿端：男，1986年出生。散文小说散见于各报刊杂志，作品《承载》获得《小作家选刊》与上海一汽举办的作文大赛二等奖。）
第4部分
由宠儿到青皮：胡郎从此多郁愤
替胡坚在万千青少年读者群里造成影响，并从而奠定其“霸主地位”的是一篇小说《宠儿》，刊载于2002年第一期的上海《萌芽》。几年来，以《萌芽》为中心脱颖而出的一批批“新概念”状元们，前仆后继，基本上都成了“80后”文学丐帮队里的九袋弟子。在一大帮子文学小青年的眼中，“新概念”俨然成了又一次当代科举，陈佳勇进了北大，韩寒拒绝复旦，郭敬明成为中国的哈利·波特。
这些“新概念”出生的写手们似乎都钟情于一些黏糊糊、软塌塌的文字，长此以往也就难免形成“新海派文学”和“新新鸳鸯蝴蝶派”的格局。平心而论，我比较喜欢好斗的文字，对于一般情况下出现的“新海派文学”以及“新新鸳鸯蝴蝶派”之类的作品是很不待见的。这与年轻人的文学作品是否炉火纯青和人品好坏毫无瓜葛，只是一个私人的特殊喜好而已。因此面对“80后”，尤其是出生“新概念”的“80后”，我往往采取“你写你的，我看我的，我们两不相干”的态度。然而同样出生“新概念”的胡坚，却以其赌博般专注的写作，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丝久违的阅读快感。
相比太多的“天才少年”，胡坚的思维具有了一种让人折服的机敏与冷酷。这可能跟他的身材甚至脾性有关，攻击力强大，防守得体。他的杂文里的攻击与防守之间的转换，确实显得挥洒自如。杂文之道，其实也就是“物不平则鸣”。如同是行走江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当然，少年得志，因此难免也会说些过头与出格的狂话，就好比当他愚蠢起来的时候，居然会拿区区一个单行本来跟北大较量，结果若不是武大仗义出手，我想胡坚现在最多会和现在那个什么“80后五大才子”之一的集文学家、艺术家、图书策划专家、伪摇滚音乐家田禾一样：表面上博大精深而实际上不过是全方位抓瞎。
说句实话，我很不喜欢胡坚以“王小波门下走狗”而自居，从他当初走出这步臭棋开始，他就把自己锁在一个固步自封的格调里去了。所以当他的《愤青时代》打上清韵书院新书排行榜的时候，作为FANS之一，我很奇怪自己对此书第一时间的追踪激情已经消失了。然而我又无法因为对一代宗师门下走狗的歧视而无视一位“80后”非常出色的作家的存在。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把注意力转向了《愤青时代》以外的作品。
相比那些个依样画瓢的小说，我看得最多的还是他的杂文。在天涯网站的“关天茶社”里，我看完了他的《独木桥上的报告》。从NO。1到NO。100，那些个文字几乎是以一种自我放血式的、疯狂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小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似的写作方式与激情，耗费了我整整一个夏天的阅读时间。读完后我才意识到，《独木桥上的报告》和《愤青时代》完全不是一回事。假如说，胡坚对王小波的模仿使得他的小说毫无创新意义的话，那么在《独木桥上的报告》里他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正是《独木桥上的报告》让我不得不承认，胡坚已经具备了一名作家最起码的良知。他的语言具有一种放荡而纯洁的力量。相比于一些同龄的写作者们来说，胡坚的作品是凌厉且高贵的。当那些坐在明亮的大学课室里衣食无忧的写作者们竭尽所能地表达出一些令人恶心的颓废和忧伤时，胡坚，这个理想主义的“宠儿”在遭到北大的拒绝后愈发的显得愤世嫉俗起来。胡坚后期的文字越来越富于表现力和生命力。文字间强烈的跳跃感，明朗而坚韧，连迷惘也显得特别的思路清晰，让人不得不对他的语言能力大为敬佩。
对于像胡坚这样才的年轻写手来说，北大因为他不是“新概念”作文状元而拒绝了他的请求，或者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不幸。一个好作家往往需要在一种郁郁寡欢的气氛里才能有所成就，这是一个很有规律也很有传统意义的谶晦。就像当年寂寞的王小波与路遥他们那样，天妒英才，英雄必死，否则毫无出路，或许胡坚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说到这里，我必须声明一下我的立场：即使胡坚自甘沉入深海去与珊瑚为伍，但作为与胡坚同一时代的读者，我始终相信他的潜力不可忽视，他的文字也不应该被同龄人遗忘。
这是一个崇尚小资的年代。铺天盖地、乱七八糟的报刊杂志上遍布着小资情调和鸳鸯蝴蝶派的闲言碎语，高雅的音乐、昂贵的小物件，躺在床上成就生活，为自甘堕落和无知寻找高尚的借口。可以说，胡坚及其《独木桥上的报告》与这个大环境正好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实际上胡坚的文字非常灵秀机智，其作品文采斐然的程度，较之其他的几位“80后”写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与这个时代最大的反差就是文字中充满了类似革命群众指点江山的气魄，无产却胸怀天下。他的杂文短小精悍，气势磅礴，区别于同时代写手铺天盖地的靡靡之音与功成名就，他本人的心态与生活状态也是非常健康的。对于短期内的沉默，胡坚是这样说的：他们宁滥毋缺，我是宁缺毋滥，我们的本质是不同的。以此看来，胡坚当年的激进以及现在的沉默，无疑可以称之为一个天才给予一大批“天才”们的当头棒喝。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激进不仅是个思想潮流，它更是一种精神气质，是一种文化品格，一种大勇气和大气魄。在积重难返的文化困境和社会缺陷里，激进绝不是所谓的标新立异。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