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纪事:1937-1947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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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回国后，各地政治局委员大多已齐集延安。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共13人。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王明的报告分析了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的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是，他又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批评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批评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一些正确观点，并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张。主要是：一、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忽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原则区别。二、反对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三、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幻想依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求得抗日战争的速胜。
在会上毛泽东没有作正式报告，但他在两次发言中，正面阐述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正确主张。他说：团结御侮是我们的基本方针，统一战线问题要适合于这个总方针。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国民党内划为左、中、右派，而且左、中、右派会变动的。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派大官来也是必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要派大批人来侮辱和破坏红军，应该拒绝。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来，而是说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这次会议，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王明的错误意见虽然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没有为全体与会同志所接受。会议决定成立由25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并由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五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秘书处。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国南方各省党的工作。会议之后，王明前往武汉，并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使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华中敌后地区的党的工作和开创根据地工作受到了一些不良影响；但是，就全党范围来说，还是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针为主。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使梁漱溟对抗战前途感到悲观，同时又想对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于是，梁漱溟产生了赴延安见毛泽东的念头。经蒋介石同意，中共方面表示欢迎，梁漱溟便很快成行。1938年1月5日，梁漱溟由西安前往延安，1月25日返回，往返共三个星期。在延安，毛泽东不仅设宴招待了梁漱溟，临走时又为梁送行，而且进行了6次长时间的交谈。有两次竟通宵达旦。他们谈的内容很多，主要的归纳如下。
梁问：造成1927年后国共两党分裂、斗争的客观因素是什么？毛答：大致分为国内的因素、国际的因素。如国际的因素，那时各帝国主义同惧中国的赤化，他们可以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来分化中国内部，使国共分裂。但到今天则相反。今天国际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一边，因统一不起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日本的侵略逼成中国的团结，反侵略者则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处处从正面助成我们的团结。1936年西南“两广事件”和“双十二事变”时，英美友人的心理及其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毛泽东说：这就是今昔客观因素的不同。由于这些因素（国际的加国内的），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
关于抗战前途问题，梁漱溟说出了自己的失望和悲观。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他说，到延安就是专程讨教的。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他把话说完后，面带笑容，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使梁漱溟十分信服。毛泽东这次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后他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
谈到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毛泽东和梁漱溟分歧很大。毛泽东事先用一天时间读了梁漱溟著的几十万字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这是梁在谈话前送给毛的。毛泽东作了许多摘录。毛泽东对梁漱溟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但你的主张总的来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在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后，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他争辩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但中国的中古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激烈、不固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自当强。”因此中国社会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激烈、不固定。根据这种分析，梁漱溟提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8个大字。“伦理本位”是指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善友等等，即注重义务。“职业分途”，就是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稳定、发展。这一次，梁漱溟讲了许多，毛泽东耐心听着，有时插话。毛泽东强调说，中国社会有着特殊性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毛说梁的观点太看重了中国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则说毛是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特殊性的一面。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
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虽然存在着重要分歧，但毛泽东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致使他终生难忘。梁漱溟结束对延安的访问要返回西安去了。临别时，毛泽东对梁漱溟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1938年初，在延长、延川、宜川等县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有200多名伤病员集合起来要上延安“请愿”，并点名要找毛主席提意见。
两延河防司令员知道后，很着急，他赶紧请来伤病员代表谈话。原来，这些伤病员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老同志，当时留在陕北根据地的几个伤残医院里疗养。由于日寇和国民党军队对我抗日根据地的蚕食、“扫荡”、封锁，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同时有些医务人员医护作风差，对伤残人员照顾得不周到，因此，他们很有意见。司令员听了伤病员代表的意见，一面找房子安排这些同志先住下，一面打电话把这件事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伤病员提的意见，又问司令员怎么处理的。当了解清楚后，毛泽东说：“没有责备他们就好。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贡献，现在伤残了，没有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是些好同志呵。”稍停片刻，毛泽东又沉痛地说：“同志，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搞好啊！”“我们确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动手术’医治这官僚主义。”他要司令员转告伤病员：“就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住，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司令员内心很不平静，放下电话就跑到伤病员的住处转告毛泽东的话。大家听了深受感动，都说毛主席总是和群众血肉相连，心心相印，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有个伤病员哽咽着说：“请转告毛主席，我们不去延安了。”
司令员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还是坚持邀请伤病员派代表到延安来开会。开会前，毛泽东为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把司令员等人召到延安，制定切实改进的措施，连更改医院名称的细节都考虑到了。毛泽东说：“不能再叫残废医院了，这个名称对伤病员的人格不尊重，任何人到那里去，都会对这个名词反感，很不好。要把残废医院改成荣誉军人教导院，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去办好。”
1938年2月底，会议在延安抗大旁边的房子里召开。毛泽东亲自到会讲了话，他说：“欢迎大家提批评意见。过去工作没搞好，责任在我们上面没有组织好，缺乏主动精神来抓这一工作。当然，客观上也确实存在好多困难，需要谅解。”最后，毛泽东说：今后大家都要照这里讲好的去办。伤病员代表和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讲话都非常激动，每个人的心中都鼓起了一股劲：做好工作，团结抗日。
会议刚开过，毛泽东根据有的伤病员要求回家乡的意见，请周恩来副主席先同国民党交涉，待人身安全有保证后，再送伤病员回去。后来，通过周恩来同国民党交涉好了，荣誉军人教导院才把2000余名荣誉军人送回老家。当时有些同志提出：将来还叫不叫他们回来呢？毛泽东说：全国胜利后，当然要他们回来，因为他们是回各地做抗日宣传动员工作的人员。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指示，全残的同志不要让他们回去，因为他们到白区去，连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会有很大困难的。
1938年底，毛泽东还召集卫生部门和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到杨家岭向他汇报对伤残工作的检查情况。在会上，毛泽东当即指示有关部门，今后发物资的次序为：（一）前方；（二）伤病员；（三）残废同志；（四）后方部队和机关等。残废同志的伙食标准与伤病员相同（中灶标准，每人每天7分钱）。
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伤病员和残废同志的生活立即得到提高。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忽视对伤病员和残废同志在生活上的照顾和政治上的培养。这已成为我们党和军队工作的优良传统了。
毛泽东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自2月1日起再来开始，说是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在第一天的日记上写道：“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月十七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页。”
以后毛泽东几乎每天不漏地记录着读过的页码，有几页、十几页、几十页不等，要是工作紧张没有时间，就写上“没有看书”。
2月6日，读完李达《社会学大纲》第二篇，开始读第三篇“社会的经济构造”。
2月20日，读完李达《社会学大纲》第三篇。开始读第四篇“社会的政治建筑”。
3月5日，开始读李达《社会学大纲》第五篇“社会的意识形态”。
3月16日，读完李达《社会学大纲》全书。
3月18日，开始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本日看完第一章，一直到55页止。
3月25日，开始读《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寄来的他所著《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到93页。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