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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

不知道的大宅门 导演郭宝昌传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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惫的犯人们不用四五秒钟便都鼾声如雷了。我几乎睡死过去,突然一声呐喊:“打雷啦!”把我惊醒。听听,并没有声音,我以为自己在做梦,一合眼又睡着了。又是一声呐喊:“打雷啦!”又把我惊醒,我听出是我上床的w君喊的,我以为他在做梦,便也喊了一声:“你叫喊什么?睡觉!”我困得连眼都睁不开又睡过去。
  喊声再次把我惊醒的时候,我知道既不是我做梦,也不是w君做梦,好像有点儿什么事了。w君天生的说话结巴,北京人叫“结巴磕子”。他喊叫的声音已经变形了,惊恐而凄厉。
  “这你……你……你用冰……冰凉的手摸我干什么?”
  我完全想不到出了什么事,他又喊:
  “这……这你……要干什么……郭宝昌……郭宝昌!”
  他突然大叫我的名字;我依然一无所知,也大叫着:
  “怎么了?怎么了?我在这儿!”
  我想侧头向上看他,忽然觉得眼前有个什么东西,您经历过真正的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吗?那就是说把手伸到眼前一寸距离仍看不见,这天夜里就是这么黑。我忙伸手向前,立即触到了什么东西,真把我吓坏了。我床头旁总放着一张小方凳,用来放衣服杂物什么的,怎么会立着什么东西呢?再摸,分明是两条腿。
  我惊得大叫:“谁?”
  只听上面瓮声瓮气地说:“我!”这分明是C君的声音。
  我忙问:“你干什么呢?怎么站在这儿?”
  他说:“没干什么。”
  这时w君又狂叫:“起来!起来!你……要干什么?”
  出事了,我忙伸手向枕头下拿手电筒,居然不见了。
  我边摸边说:“哎?电棒儿哪儿去了?电棒呢?”
  我想照个亮看个究竟。只听“咚”的一声,C君从方凳上下来了,说了一声:“在这儿。”
  顺手把手电筒扔给了我。天呐,我睡得有多死,他什么时候从我枕下拿走的手电筒,我全然不知。我立即开了电筒照去,实在过于恐怖了,只见C君两手握着两圈电线,每只手中都有一根裸露着头儿的电线,直伸向前方。他向我伸来,吓得我三魂出窍,闪电般地向后缩到床角,将右腿直直地伸出大叫:
  “你再往前走我就踹你!”
  C君止步了,上床的w君狂喊:
  “起来,起来!开灯!”
  不知是其他人都睡死了,还是已经醒了不愿管闲事,毕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听到连续的喊声这才翻身坐起,几只手电筒的光同时射向C君。只见他非常镇定地走到屋子中间,突然两手分别捏住两个裸露的电线头,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邻床邮电学院一个小子大叫:
  “不好!自杀!”
  一下子从上床跳下来,抄起一条板凳把电线一挑,电线头儿从C君手中脱出。组长已去开灯,拉了几下都不亮。大家忙把手电筒光射向灯头,老天爷!灯泡已被拧下,两根电线接在灯头上。组长忙将电线拉下,接上了灯泡儿,大家一看,全傻了、懵了、惊呆了,每个人的床头都立着两根狰狞的裸露的电线头。
  C君醒了,慢慢地从地上爬起,用力地搓着两只被电打得乌黑的手,低着头缓缓走到床前一坐。这是要把我们所有的人全杀死,V君怒不可遏地冲到C君面前狠狠地说:
  “蛇蝎心肠!你想把我们全杀死?”
  说着抡圆了胳膊左右开弓足足打了十几个嘴巴。C君不躲,也不反抗,低着头一声不吭。
  我和组长立即跑去管理组报告,敲了半天才从屋里传出一个极不耐烦的声音。
  “干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大C杀人!”
  “谁死了?”
  “没有人死。”
  “没死叫我干什么?睡觉去!”
  我与组长面面相觑,难道死了人他才出来吗?可再也不敢叫了,只好无奈地走了回去。屋里的人都紧张万分地眼巴巴地望着我,问我怎么着?我说“睡觉!”您琢磨琢磨,还有人敢睡吗?就是敢也睡不着啊!看着C君庞大的身躯,就像个大定时炸弹,还睡觉?大家都坐着没动,满地满床头拉的电线,叫人看着就没拧N吮3窒殖∷捕济欢勺乓膊皇鞘露阶椒},可谁也没话,说什么呀?于是,组长带着大家读“语录”,屋里一有了声儿,气氛就显得稍微松弛了一点儿,很快一本“语录”念完了,再念一遍,又完了,再念,三遍已过,离天亮还早着呢,也就两点来钟吧。
  我起身说上个厕所,没想到忽拉一下子全起来了,都要去厕所,这才看出大家的紧张情绪一点儿没松,谁也不敢一个人出去上厕所,太黑很恐怖,谁也不愿意留下来守个定时炸弹,什么事都会发生。我说你们先去吧,几个人赶羊一样地出去了。我单独面对C君,心中说不出的伤感,便问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啊?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他们回来了,我又出去,尽管有电筒光,仍很可怕,总觉得黑暗中会窜出个人或什么东西。
  回到屋里整个儿一大眼儿瞪小眼儿,w君更是神不守舍、惊魂难定。原来他说打雷是C君把两个电线头捅在他的两个太阳穴,他被电激醒,以为打雷,他晃来晃去便有了“用冰凉的手”按他的头。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是一种什么心理;几十年了我也没想通。邮电学院那小子忽然撇着嘴十分不屑地说:“这样子是杀不了人的,杀不了。人一动线头就会离开,假如先把地线拴在脚趾上,再用另一头……”说到这里突然他不说了,他看见我正惊讶万状地瞪着他;别人也都扭过头来瞪大了眼睛看他,他忽然摆摆手说“不说了不说了”,大家都拿出
  “毛选”假模假式心不在焉地看起来,我仍万分不解地瞪着那小子。他又忽然抬头向我说:“郭宝昌,你不要老看我,你是不是以为我要杀你?不不,我不会,我不会杀你,不用害怕,我真的不会杀你。”可他说不杀我比说杀我还要可怕。这都叫什么事儿啊?都怎么了?人已经完全变异了,人性已经完全迷失了,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来?!
  看“毛选”一直看到了天亮,C君坐在床上始终一动未动,只做着一个动作,不停地搓着自己乌黑的手。
  管理组的人终于懒洋洋、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笑眯眯地问出了什么事?我们指着满屋的乱电线向他讲述了夜里发生的事,他说上午不用出工了,每人把详细经过写一份材料。他把C君带走了。叫我们继续保持现场。
  一个小时后,材料都已写完,别的监舍的人都跑来看稀罕,又闹哄哄地出工去了。管理组的人带了两个公安局的人来,挨个询问我们并做了笔录,而且画了现场图,说不必保留了。这才把乱线收起。管理组的人仍笑眯眯地说C已说了,从w杀起,先w后郭,那就说的是我,我是第二个,然后按次序一个不落地全杀死,再自杀。果然如此。小个子V君忽然问:“这我们要死了怎么算?”管理人员似乎没听明白:“什么怎么算?”V君说:“我们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敌人做斗争才被杀死的,我们还是反革命吗?”管理人员又是反问了:“那你们是什么?”V君说:“我们死了,至少给我们摘了反革命的帽子吧?”
  管理人员冷笑一声说:“你们死了,不过是臭块地!”
  C君出去以后我们奉命搜查他的东西,在那个小本子里夹着一张C君写的绝命书,没有那张照片,是否和我一样也吃下肚去了?原来他父母早亡,是姐姐把他带大的。姐姐在福建。
  绝命书上写着:
  “姐姐,我活在世上,除了给你增加耻辱以外,再没有别的了。”
  只有这么一句话。

  平 反

  我自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入劳改队;到一九六八年底整整四年。中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了套,这批“反革命”大学生成了无头公案,刑满释放也是遥遥无期。命运肯定是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糟糕的是,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居然不得而知。你表现好不好,跟你能否放出去,毫无关系。
  所谓“管理组”,也仅仅是个管理机构,早已不能决定我们的命运。他们惟一能决定的
  是随时可以揪出一个人来批斗,那当然权力也不小,专政机构嘛!所有犯人的思想陷入了极度的灰暗之中,忍受着残酷的精神折磨。大家都特别关注“文革”的进展情况,希望混乱早日结束,至少有一个可以决定我们命运的人或机构,告诉我们:我们目前的真实处境、我们刑期还有多久、我们的未来由谁负责。没人相信已宣布的“无期徒刑”,镇压犯人的手段而已。随着各派的“大联合”,“革委会”的相继成立,似乎乱得好了些。下边会怎么样呢?难道没有一个部门还能想得起我们来吗?
  又是一个严冬,南口的气温要比北京低四五度,土地硬得像水泥地,一镐下去只是一个白点儿,不到半小时,我们便大汗淋漓。有几个人,当然有我,居然在数九寒天脱光了膀子干活儿了。干活已经是我们排遣忧愁的惟一的好办法了,一天干下来,浑身松快。收工了,当我们排着队走回监舍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一辆大卡车扬着尘土停在了我们监舍前,雄赳赳地从车上跳下了十几位男男女女的革命小将,红臂箍上分明标着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一下车便大吼:“北大的学生,收拾行李,上车!”“北大”是揪出反动学生最多的学校(北京高校中只有清华大学没有。据说是蒋南翔校长抵制了,这在“文革”中成了他的一条罪行),这里一共有六个。
  这六个人诚惶诚恐地进屋收拾行李,根本不知出了什么事。收工回来的人没一个人进屋,都远远地站着看,眼神中充满了惊奇和困惑。这天管理组正好没人,好像是进京开会去了。这更奇怪了,不跟管理人打招呼就把人带走?红卫兵,没人敢惹啊。六个人拿着行李磕磕撞撞地出来了,看得出都是满头雾水。他们被赶上车,卡车呼啸一声扬尘而去。
  人们乱了,开始进行各种猜测:有的说这是揪回学校批斗;有的说这是转回学校劳改;也有人说咱这劳改队大概要散了。
  这时只见一位管理组的人,气喘吁吁,满头大汗飞奔而来。见我们都站在门口便吆喝着叫我们进屋去,并说吃完晚饭全体集合。很明显,他从外面跑进农场的时候神情十分慌张。
  晚上开会时,管理人员声色俱厉地说,他在公路口遇见了那辆卡车,拦住一问才知道是把六个人揪回去批斗——斗完了还要送回来。可现在有人在搅浑水、煽阴风、造谣传谣,说什么劳改队要解散,这是破坏改造。你们必须认真改造,好好劳动,否则的话决不姑息!大家听了以后不能不信,可又不相信!这么大的事管理组会不知道?既是斗完了还送回来,干嘛叫他们把行李全带上?终是满腹狐疑,但不敢再议论了。
  第二天出工,正在干活儿,忽然管理组来人叫航空学院的马上回去,大家又是一愣。难道又是来揪回去斗吗?第三天矿业学院的又被接走。说出大天来也没用了,哪儿那么巧?几个学院同时揪回去斗?肯定有事!但谁也不敢(倒不是不愿)想得太好。扑朔迷离,如在十里雾中。早上出工便有人丢着眼色唱起了样板戏:“这几天多情况,勤瞭望,费猜想,不由得心潮起伏似长江……”大家无不会意,真是费猜想啊!
  第五天出工,工间休息时,一北师大的天津籍学生走到我身旁捅了我一下,然后大声说:“撒泡尿去!”我知道他有话要说,忙随他下到一个沟底。看看四下无人,他立即塞给我一封信,是“北大”来的。打开一看里面,我简直不敢相信,是那个用电线杀人未遂的C君。信中写道:我已回到学校,受到工宣队和红卫兵的热情欢迎,亲热地称我“同志”,昨天在天安门还参加了反美大示威……天呐,天!这不变天了吗?他怎么从反革命杀人犯一下子成了革命同志了?这还有谱没谱?天津哥们儿兴奋地说:“到头啦!回家啦——”这次已经不是谣言了,消息传开,人人振奋,个个翘首以待,盼亲人“红卫兵”来解救我们。管理组的人不那么神气了,也客气了许多。
  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接走,每天都有信来。矿业学院一小子来信说:“我自由了。你们怎么样?南口风大小心闪了舌头!”也不知是什么意思,狗屁不通。
  过了元旦,劳改队没剩下几个人了,我慌了,怎么不见电影学院的人来接我?真是望穿秋水不见伊人之倩影。我沉不住气了,跑去管理组问。一个人居然说:“你们学院的人说了,不管你了。”这犹如晴天霹雳。我惊恐地问那我怎么办?他阴阳怪气地说那我们也不能老陪着你,凡是没人接的,一律送到“四类分子劳改队”。这就意味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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