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 2007年第6期-第6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曼：您的这种说法会激起女权主义者的愤怒。
莱辛：我认为女权主义对我没什么用处。《金色笔记》一出版便成了妇女研究的一部分，这使得男人厌恶这本书，这对我并没什么好处。
20世纪60年代曾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位知识女性，因厌倦了家务，对着一个啤酒桶默默哭泣，我差点就变成漫画中的这位妇女。所以，我觉得《金色笔记》是一种全新的经历：你可以将从未有人表述过的东西写进去——比如：生活与性、母性与情感等。那个时候还是传统盛行的年代，人们觉得有些事情最好还是不要说出来。《金色笔记》的出版可以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至今我还记得。一年之后，拉金说出了“性交开始”这样的言论。
我不是个固守传统的人。60年代是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时代，她可是个极重传统的人。
［莱辛出生于波斯（现称伊朗），6岁时，全家迁居非洲罗德西亚（现称津巴布韦）。因父亲生病，生活困苦，母亲对生活产生不满。14岁时，莱辛辍学做了保姆，不久开始在南非的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19岁时，莱辛结了婚，生下两个孩子。离异后，莱辛嫁给了带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戈特弗里德，这次婚姻最终以离异而告终。1949年，莱辛将两个年长的孩子留给他们的父亲，自己带着小儿子和她第一部小说的手稿来到伦敦。一年后，莱辛带到英国的手稿《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1950）出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我父母是大英帝国的忠实拥护者，是骨子里渗透着传统的英国人，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所接受的全部教育就是阅读英国文学，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我觉得上大学害了许多作家，尤其是那些学过英语的作家。他们的才能受到了抑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损失。我刚到伦敦时，整个社会充满了求知欲，人们就一切事物进行争辩。每个人都在讲政治，每个人都在看书，并且看了各种各样的书，我记得激烈的辩论总是随时发生。我所写的就是那个时代人们谈论的大众话题，女权主义便是其中之一。如果你是个共产党人，你就会不自觉地讨论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这是个一直都在被谈论的话题，你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辩论是何等地激烈。就连给戈特弗里德倒一杯茶，我都会问：为什么不是他给我倒茶呢？
曼：《金色笔记》出版后，这种争论在我读来还是变革性的。
莱辛：问题是，现实中女人在谈论男人，实际上她们一直在谈论男人。我这一辈子总是亲耳听到女人在谈论男人、男人在谈论女人。在一个农场里，男人说，女人是多么糟糕，说她们如何无法承担生活的重担，而女人呢，其实也一直在谈论男人。只不过当我把这种谈论落实到纸上之后，人们却认为是惊世骇俗的。
曼：我知道您还写过几个剧本。
莱辛：其实剧本创作是我的最爱，但我不是一个好剧作家，我用词太多了。好的剧作家总是能为当地剧团开启幕布，比如哈罗德·品特。
曼：20世纪70年代末期，您开始写科幻小说，您自己认为这类作品与现实密切相关，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仍属于故事领域。但在我看来，其中的一些故事是发人深省的警告。
莱辛：全球变暖、星球未来这类的话题一直是我关注并思索的题材。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令人不寒而栗，但并非新生事物。科学家们一直在谈论人类对世界的影响，不过，对政治家来说这些可能还是新话题。
曼：在对您的作品进行学术研究时，部分学者抱怨您从现实主义作品转向科幻作品来得“太迅速、令人难以预料”。
莱辛：我一向喜欢科幻小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人都看科幻小说，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在看。
曼：您有没有留意过人机交互的网上世界？
莱辛：我不会用计算机，虽然从理论上说我应该用，但那种蹲在那儿的机器总是出些小毛病。我曾用过一台，当时我朋友的办公室里淘汰了一台计算机，我对他说：给我用吧。以前，我曾以打字谋生，现在我有自己的打字员，全靠他能把我书写潦草的稿子整理出来。
曼：您是不是又在计划写下一本书？
莱辛：是的，刚开始写。但我跟自己说，好了，现在是最后一本了。
曼：您以前也说过这话吗？
莱辛：不，以前从未说过。不过，我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写书也是，一种艰辛的苦力——我如此自愿地写书，简直是太荒唐了。但我确实已经开始写一本新书，我想写写我的父母。我父母都是了不起的人，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不幸地是，他们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毁了，战争完全毁了他们的生活，在我父亲身上尤为明显，在我母亲身上稍好一些。如果没有一战的灾难，我的父母会是什么样子，我很想写一写。战争压在我的心头，像是一场噩梦一样，因此写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我的想法是：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父母会是什么样子？
曼：您是通过写作体验自己的想法，还是表达自己的想法？
莱辛：当你写作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有些东西是超乎自己想象的。
曼：您下笔的时候就知道结尾吗？
莱辛：哦，这可不一定。我写上本书的时候，本来已经构思好了紧凑的故事情节，让我没想到的是，其中的一个人物自己蹦出来了，这可是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他把整个故事情节都破坏了，突然之间，他控制着整本书，我该怎么办？整个故事都走样了，然后我就想故事本来应该是这样发展的，这才找回了原来的故事结构。
曼：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必须舍弃一些已经构思好的东西？
莱辛：哦，是的，经常有。谢天谢地，我总能将它们撕成碎片，不受它们的影响。
曼：您平常写日记吗？
莱辛：是的。谁想要，我就留给谁吧。
曼：您的两本自传才写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
莱辛：这个有点难度。60年代，我像大地母亲一样为人所熟知，我的屋子里总是挤满了14到24岁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已人近中年、有些已是知名人士，所以那本书我不可能接着写下去了。我写了《最甜的梦》（The Sweetest Dream，2001），在那本书里有60年代的风情，但我把一些真实的人物剔除出去了。
［从那时起所发表的自传性作品，不论是纪实体还是小说体，都没有涉及到莱辛的个人生活。有些作品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展现了有关莱辛的一切，其实并没有涉及这方面的信息。］
曼：曾有人未经您的授权写过一本您的传记。
莱辛：哦，那个人确实不好对付。那位女士想当然地以为，我很乐意由她来写我的传记，她已经跟出版商签了合同。她脑子里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会不同意。没办法，我就跟她说，等着吧，我会跟我的朋友说不要配合。接下来，她就走访了很多地方，找到了很多人，有的我只见过一次，有的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些人向她提供了我的各种信息。这本书里的东西极不准确，她也根本不关心这个。
曼：网上还有一个您的个人网站。
莱辛：是由我早期的一个书迷管理的，他比我更了解我自己。这个网站做得很棒，有些过奖之处。我一般不看，因为我知道那会令自己陷入无休止的争议之中。有很多东西，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现在仍在变。事实上，我觉得自己从未对任何东西保持一贯的看法。
（邹咏梅：山东警察学院，邮编：250014）
桑塔格传（节选）
［美国］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著 姚君伟／译
卡尔·罗利森（Carl Rollyson）是美国桑塔格研究专家，主要著作包括《桑塔格传》（与夫人莉萨·帕多克合著，2000）、《阅读桑塔格》（2001）、《女性偶像：从梦露到桑塔格》（2005）等。此处节选的是《桑塔格传》第六章。
——译者
桑塔格回国，里夫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时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讲师。1950年12月，桑塔格在该校读大二时在课堂里与他认识，10天后两人结婚，里夫28岁，桑塔格17岁。桑塔格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毕业后，在全美大学妇女联合会的资助下，赴牛津大学做研究，撰写博士论文。1958年年底回国时，论文未完成。到机场去接。他们拥抱。他们朝车子走过去。他车子尚未发动起来，她便提出了离婚。他们坐着，他们哭了。结束了。
里夫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是个比较极端的人，表现得就像柯尔律治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英国诗人、评论家，作品有《古舟子咏》等。笔下对参加婚礼的宾客述说着自己的痛苦的古舟子。他的心似乎在滴血。哈佛大学丹尼尔·阿伦教授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安慰他这位同事。里夫在他的论著——《弗洛伊德：道德家的心灵》——几次再版中，都把桑塔格的名字从鸣谢名单中画掉了。
桑塔格26岁时从里夫父母手上要回了6岁大的大卫，1959年元旦带他抵达纽约。她记得，当时他们仅有2只箱子和70美元。“我激动万分。我就像《三姐妹》中渴望去莫斯科的艾琳娜一样，心里能想的就是纽约！纽约！”
在欧洲，桑塔格的博士论文没写多少。她向资助者全美大学妇女联合会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感谢联合会对她的研究多年的支持，“对我来讲，这是很有价值的一年，或许是我学术生涯中最珍贵的一年”；同时，也感谢她们对女学者的支持。她的博士论文“断了的线头得回过头去接上”。她说要很快写完博士论文，可她终究没能完成。
独自一人，桑塔格得马上找个栖身之处（她在韦斯滕德街350号1栋2居室小公寓住下），还得找份工作。开始的半年，她在《评论杂志》找到一个编辑的职位，生活得以支撑下来。她脑子聪明，长相漂亮，给那里的一位叫马丁·格林伯格的编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格林伯格也清楚，对桑塔格而言，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活儿，她很快就要写作，动笔写小说处女作。有一次，艺术评论家希尔顿·克雷默来编辑部访问，格林伯格把桑塔格指给他看。克雷默一眼望过去，看到一个非常迷人的年轻女郎身穿居家棉布衣衫，就是他母亲穿着洗碗的那种。单调却别有风韵。尽管《评论杂志》的编辑的衣着并不时尚，但穿得还算讲究，而这个引人注目的女人却穿便装。克雷默说：“这多少有点儿矫情。”
从一开始，桑塔格就做着许多有志青年作家在纽约做的事情。她在“所有的派对、乱七八糟的派对”上游弋，寻找新面孔。偶尔，理查德·霍华德会陪她去。霍华德是一位集法国文学爱好者、翻译家、诗人、评论家于一身的人，是一个在文学界玩弄权术、追名逐利之徒。他也是个同性恋，有着杜鲁门·卡波特那样的对竞争作出估计的能力。你还别说，罗伯特·吉拉德真拍到过他像卡波特那样疲惫不堪的照片：霍华德四仰八叉，一只纽约的文学猫，看上去却要比卡波特凶猛，他似乎不那么挑逗，却更狡猾，也更有自控力。
对桑塔格来说，在纽约的头一年半是充满活力的，也是可怕的。她以《希波赖特之梦》为书名的小说进展迅速；她逐渐结识了许多纽约文人；她像其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在大都市穿街走巷，探幽寻胜。她得为大卫整个家，她得拼命干活，养活儿子。她不愿从里夫那里接受什么孩子抚养费或离婚赡养费，尽管根据加州社区财产法，她有权得到这两笔钱；她是在加州向当时在斯坦福的里夫提出离婚诉讼的。她的律师对她讲，他还从未碰到过一个代理人会放弃法律赋予的权利，但桑塔格在发表独立宣言，她决心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1959—1960学年，桑塔格在位于布朗克斯维尔的萨拉·劳伦斯学院和城市学院找到了工作，教哲学。正如西蒙·克莱因——她在康涅狄克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位朋友——所注意到的，这种折磨人的生活让她时不时形容憔悴。但是，克莱因倒不妨引用阿尔弗雷德·切斯特说过的一句话：“试图找到路，找到自己的路，吃点苦也甜。”
为了得到指点，桑塔格找到阿尔弗雷德·切斯特桑塔格在巴黎的好友。和哈丽雅特·索姆斯桑塔格在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好友，在巴黎重逢后，结伴周游欧洲各国。。阿尔弗雷德1959年2月已从巴黎回到纽约，哈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