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马斯洛-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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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断重复未完成的任务，即未解决的问题的试验。最近的研究工作表明，只有涉及到危及人格核心时，即当失败意味着丧失安全、自尊、声望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时，这种倾向才会出现。这些试验给我们的论点加上一个类似的限定是合理的：当人格的某一基本需要受到威胁而机体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期待永久的重复，即不成功的应对。
　　　　具有一定表现性的持续行为和具有一定应对性的持续行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横跨一种单一类型的行为，而且还扩大了所有进一步划分出来的分枝类别。我们已经看到，在“表现性持续行为’或“简单的行为完成”这一大类别之中，不仅包括了释放和宣泄，而且很可能还包括运动肌的持续动作，激动的表现（既可能是愉快的也可能是不愉快的），以及一般的观念运动倾向。要把下列现象包括在“重复性应对”这一大类中也是同样可能，甚至是富有成效的：悬而未决的屈辱感或受到侮辱的感觉，无意识的忌妒或羡慕，对自卑感的持续不断的补偿，潜在的同性恋者不由自主、持续不断的乱交，以及其它想解除威胁的徒劳努力。我们甚至可以提出，如果对概念进行适当的修正，那么对神经病本身，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描述。
　　　　当然，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鉴别诊断（differential　diagno…sis）的工作还仍然存在，也就是说，要问一下：某一个特定的人所做的特定的重复性的梦是表现性的，还是应对性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进一步的例证可参见默里的列举（353）。

神经病的定义

　　现在一般都认为，典型的神经病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作为一种单独的神经病症状，都是典型的应对机制。弗洛伊德证明，这些症状有功能，有宗旨，有目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效果（直接的益处）；这是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然而，许多症状虽然称为神经病症状，却也的确不是地道的应对性、功能性或有目的的行为，相反却是表现性的行为。仅仅将那些主要是功能性或应对性的行为称为神经病行为，似乎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引起更少的混乱，至于主要是表现性的行为则不应该称为神经病行为，而应当另加称呼（见下）。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可以区分两类不同的症状，即真是神经病的，也就是功能性的、有目的的或是应对性的症状，还是主要具有表现性的症状。如果一种神经病症状的确有一种功能，对病人起了一种作用，我们则必须假定这种症状能使这位病人有所好转。如果有可能使病人的真正的神经病症状消失的话，那么，从弹论上讲，他无论如何也是会受到伤害的。也就是说，他会以另外的方式陷入极度的焦灼状态，感到极度的心神不定。这可以恰如其分地比喻为将房屋立于其上的基石抽掉。如果房屋的确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那么即使它已破碎不堪，远远不如其它石头，将它抽掉也仍然是十分危脸的。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症状并非真是功能性的，如果它并未起某种至关紧要的作用，那么将它抽掉非但不会有什么害处，还能于患者有益。对于症状治疗的一种常见的责难正是基于这一点之上的，即：假设一种在旁观者看来是毫无用处的症状，实际上却在病人的心理机制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治疗者了解到它到底起什么作用之前，决不应该随便瞎治。
　　　　上述观点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虽然症状治疗对真正的神经病症状显然是十分危险的．对只具有表现性的症状却没有丝毫的危险。后一种症状如果被解除，不会有任何严重后果，而只会于病人有益。这意味着症状治疗的作用，比精神分析学所乐于承认的要大得多（463，487）。一些催眠治疗专家和行为治疗专家都强烈地感到，症状治疗时危险一直是被夸大了的。
　　　　告诫人们一下，一般将神经病想象得简单一点也是颇有好处的。在任何一个神经病患者身上，都可以同时发现表现性的和应对性的两种症状。在它们之间进行区分就象区别先后一样重要。一位神经病患者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反应，患者正是试图借助于这些反应来克服，或者至少是忍受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这些反应是地道的功能性反应，但无能为力的感觉本身却主要是表现性的；它对患者毫无益处，患者从来希望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原始的或者既定的事实，他除了作出反应之外别无它法。

灾难性的崩溃；无能为力

　　　　机体的所有防御性努力统统归于失败的情况是会偶尔发生的。原因不外有两种：或是外界的威胁过于强大，或是机体的防御能力过于弱小。
　　　　戈尔德斯坦（Goldstein）对大脑受伤的病人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一次证明了应对性反应（无论多么微弱）和在不能进行应对或应对无效时所产生的灾难性崩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在病态的恐惧症患者身上，可以看到由此引起的行为。这种人不是陷进了自己所害怕的境况（260），就是要对极其严重的创伤性经历作出反应（222），等等。也许这在所谓患神经病的老鼠所表现出来的疯狂、混乱的行为中看得更为清楚（285）。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动物根本就没有神经病。神经病是一种有机的反应。它们的行为则毫无结构可言。
　　　　此外，灾难性崩溃另一种特点是没有功能，没有目的；换句话说，它是表现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因此，不应该把它叫做神经病行为，而最好是用些特殊的名称来描述它，如灾难性崩溃，行为紊乱，诱导性行为失调，等等。但克利（Klee）也有其它的解释．可以参考（233）。
　　　　这种必须同神经性的应对区别开的表现，还有另外一个例证。这就是人类和猴类在经受了一连串的失望、剥夺、创伤之后．有时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的无能为力和气馁丧志。这种人可能会达到完全放弃一切努力的地步，主要是因为他们似乎看不到努力还有什么用处。例如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单是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来说，他们的冷漠可以被解释为无能为力或气馁丧志的表现，也就是说，被解释为放弃应对，而不是任何特殊形式的应对。冷漠作为一种症状当然可以同紧张症患者的暴烈行为以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觉区别开。这些症状似乎是真正的应对性反应，因此似乎表明紧张症患者和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仍在争斗，尚存希望。这样，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我们都应预期他们会有较好的预后（prognosis），有较大的康复可能。
　　　　一种有类似结果的类似区分，可以在久病不起、试图自杀的人身上和对轻微疾病作出反应的人身上看出。这里，对应对性努力的放弃再一次明显地影响了预后。

人体心理症状

　　　　我们所做的区分正在人体心理医学领域里应该特别有用。正是在这个领域，弗洛伊德过于天真的决定论造成的危害最大。弗洛伊德错就错在将“被决定”和“无意识地促动”两者等同起来，仿佛行为再也没有其它的决定因素了，例如，将所有的遗忘，所有的笔误和口误都看做是由无意识的动机所单独决定的。谁要是探究一下遗忘等是否可能有别的决定因素，就会被他斥为非决定论者。直到今天，还有许多精神分析学者除了无意识的动机之外，再也想象不出别的解释。这种观点在神经病学领域里还可以站得住脚，因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神经病症状都确实有无意识的动机（当然也有其它决定因素）。
　　　　在人体心理学领域。这种观点却造成了不少混乱，因为很多相对来说属于人体的反应根本就没有目的和功能，也没有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动机。诸如血压高、便秘，胃溃疡之类的反应，更有可能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和人体过程的副产品或附带现象。没有人会希望（至少没有人会一开始就希望）有溃疡，高度紧张、冠心病发作等等（暂不考虑间接受益的问题）。一个人所希望的——对外界隐瞒消极的倾向，压抑惹是生非的欲望，或者努力达到一种理想中的自我，这一切都只有付出身体上的代价才能得到。但这种代价总是出人意料的，肯定是不希望有的。换句话说，这类症状通常不会象一般神经病症状那样有直接的益处。
　　　　邓巴（Dunbar）的事故多发病例中的骨折现象就是个极好的例子。他们的匆忙、懒散、粗心草率、游民性格，当然使骨折更容易发生；但这些骨折现象是他们命中所定，而不是他们的目的。这种骨折起不了任何作用，没有任何益处。
　　　　可以暂且假定，有可能（即使这种可能性不大）将上述的人体症状怍为神经病的直接益处制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按照它们的实际情况来加以命名，将它们称为变形表现（conversion）症状或者更笼统地称为神经病症状。如果人体症状是神经病过程中所意料不到的人体代价或附带现象，那它们最好被赋予另外的名称，如生理性神经病，或者象我们已经建议过的那样，称之为表现性人体症状。一个神经病过程的副产品不应当同该过程本身相混淆。
　　　　在结束这个论题之前，可以提一下最明显的表现性症状。这些症状是一种极其普通的有机状态，即压抑、健康、能动性、冷漠等的表现出来的或实际的部分。一个人如果受到压抑，那就是整个身心都受到压抑。便秘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显然并非应对，而是表现（虽然很明显，它在另一位病人身上可以是一个应对性症状，即在一个拒绝排泄粪便的孩子身上，他以这种行为向讨厌的母亲表示无意识的敌意）。在冷漠中失去胃口、丧失语言功能，健康状态中的强健肌肉，或者感情不稳定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质等都是如此。桑塔格（sontag）的一篇论文（433）可以用来证明，对同一种人体心理紊乱可以做出各种互不相同的解释。这是一位妇女的病历报告，这位妇女患有严重的毁坏面容的面部痤疮。这种状况的最初出现以及分为三个周期的复发，都同由于性的问题所引起的严重的感情压力和冲突恰好重合。皮肤病在三个周期的发作，时机选择得恰好使这位妇女得得以避免进行性接触。可能是出于避免性问题的愿望，才在无意识之中煞费苦心地生出痤疮来；这或许也象桑塔格所认为的那样，是她对自己过失的自行惩罚。换句话说，它可能是一个有目的性的过程。要想根据内在的证据来确定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连桑塔格自己也承认．整个事情也有可能是一系列巧合
　　　　然而，它也有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机体失调的一种表现，这种机体失调涉及到冲突，压力、焦灼，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表现性症状，桑塔格的这篇论文有一个方面是不同寻常的。作者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类病例中的基本矛盾，即痤疮既可以被解释为表现性症状，也可以被解释为应对性症状，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大多数论者所掌握的资料并不比桑塔格多，但他们却放任自己沿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得出了确定的结论，即在一些病例中确信是神经病症状，在另一些病例中则确信不是这种症状。
　　　　有必要提防将目的性强加给可能是出于偶然的事情。我想象不出比下面的病例更好的方法来说明这种必要性，不幸的只是我未能追踪到这一病例的来源。病例所涉及的是一位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他是一位结过婚的男子，因为暗地里同一位情妇发生着性关系而正在忍受着严重的负罪反应。他还报告说，每次去会过他的情妇之后都会生出严重的皮疹，不去会情妇倒也没有这种事。按照人体心理医学界的现状来看，许多开业医师都会把这当成神经过敏反应，因为是自我惩罚性的，所以也就是应对性的。然而检查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没有那么玄乎的解释。原来患者情妇的床上生满了臭虫！

作为表现的自由联想

　　　　这同一种区别可以被用来进一步澄清自由联想的过程。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联想是一种表现性现象，而不是目的
性、应对性现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由联想之所以能为它之所为。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精神分析理论的庞大结构以及所有来自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实践，几乎完全是以自由联想这种临床手段作为基础的；那么，这种临床手段至今很少受到严格检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几乎根本没有，就是连推测也寥寥无几。如果自由联想确实能促成或导致宣泄和顿悟，那我们也只能说，到目前为止还并不了解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