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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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务界的消息说，中国现在肯定比美国少）。我没有关于中国的神经衰弱症统计数字，但我在各地医院和疗养所看到的病例似乎是很多的。共产党人正在企图建立的那种制度的社会压力所引起的内心紧张，显然是很厉害的，而且又很少有发泄的地方，因此求教于中医的人数量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医生最后说：“共产党人企图使传统医学同现代科学的医学相结合，从而创造一种中国的新医学，这一雄心壮志能否获得成功只有等时间来证明了。不管结果怎样，它的发展是值得我们不断地予以注意的。”
已故的英国小说家奥尔德斯·赫克斯利，是一个热烈相信针刺的人，早在1957年就报道说：“现在国际针刺会议正在召开，”几百名欧洲医生正在试图“把西方医学的科学和技术同古老的中国针刺科学和技术结合起来。”他还说：
把一根针扎到膝盖下腿部的表皮里面（或别的部位，针也可扎得很
深；操作很熟练，是不致于出血的），竞然会影响到肝的功能，这显然
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在正常的、健康的有机体里，（中国人认为）有
气血在不断地循环。……针使气血的流动改变方向和正常化。
据中国针刺医生的说法，在人的四肢、躯干和头部里分布着以某种方式与各个器官相连的肉眼看不见的“经络”。赫克斯承认这是“一个由经验所证明的事实的问题。”他接着说：
在这些经络上有特别敏感的穴位。把一根针扎进其中一个穴位，就会
影响同这个穴位所在的经络相连的器官的机能。熟练的针刺医生扎了若干
选择得宜的穴位，就能重新建立气血的正常循环，从而使病人恢复健康。
我们会又一次耸耸肩膀，说这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只要读了最近召
开的针刺会议的会报，我们就知道，实验人员使用精密的电子测量仪器，
已能探索出中国人所说的经络的路线。当针扎进一个重要穴位时，就能录
下电流状态的较大变化。（伦敦《观察家报》1961年10月22日。）
赫克斯利说：“在中国古老的治疗方法很有效验”的那些病理症状中，有“各种令人不快的精神状态，例如，某几种的抑郁和忧虑，据推测它们同器官的受到扰乱有关，只要气血一恢复正常循环，这些症状就立即消失了。在精神分析学家的病榻上躺了几年也得不到的疗效，在某些病例中，用一根根针扎两三下却可能得到。”
想到中国的医学文献对于细菌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流行病学、内分泌学、性病学等基础科学，严格说来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知识，对于消毒也只有朴素的概念，因此，人们对针和草药疗效的热忱或许也有其限度的。在预防天花、斑疹伤寒、结核病、鼠疫、痢疾、霍乱、破伤风、黑热病、疟疾、丝虫病、梅毒和其他一些疾病方面，中医学说实际上是无效的。甚至在1971年让一个外行人去判断，中国的那些可能仍在继续反对中西医结合政策的人究竟是否有几分理由，也许仍然为时过早。
在我看来，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医院里遇到的一些医生对于传统的治疗方法所得到的威信，还是感到不安的。许多医生至少对强迫学习中医这一点，一定很恼火，正象要所有的西医学习接骨术那样。在文化革命对西医人员的影响中，除去更强调深入农村地区服务外，就是他们对于群众认为什么好、什么不好的意见也采取了更加谦虚的态度。针刺的效果及其在应用中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到了七十年代，已经使它更加受到人民的欢迎，它的疗效也更令人印象深刻了。
在我们讨论把这种新的麻醉方法应用于切除腹部巨瘤、胸腔手术，甚至应用于切开心脏的手术时，林巧稚大夫说，“现在还不能用一般的解剖学理论来说明针刺。”她最后说，“我国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期望早日得到一个‘突破’”。
（七） 性和人口控制
到一所医院的一个病房去一看，就反映出卫生保健工作中的一个巨大变化：节制生育的一切实用方法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和利用。但林大夫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在使婴儿出生方面花的时间要比不让婴儿出生方面多得多，例如她们要制止子宫癌的发生，要从事接生，要参加文化革命所普及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全国性计划。
概括地说，现在是遵循毛泽东为医务卫生工作人员规定的四项指导原则来行事的：第一，预防为主；第二，满足工农兵的需要；第三，把农村和城市的公共卫生措施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第四，团结中西医。
“预防为主”远不仅是指计划生育而言，但现在计划生育是一个极其基本的问题，因此在报道“预防为主”的其他方面以前，需要进一步讨论它。
中国的避孕丸效果怎样？据林大夫和其他专家说，他们的那种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完全没有副作用。如果每日服用，其有效率是百分之百，但忘记服药（有意或无意）的人“依然很多”。与此同时，现在正在加紧研究一种每月服用一次的理想的避孕丸。林大夫说：自1969年以来，就在全国各地试验使用这种避孕丸了。仅北京一地，就有五千人参加一项节制生育的试验计划，其中包括医务人员、工人及其家属。
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日本利用前列腺催经的阴道丸的研究和成果，也保持接触。林大夫说：“我们的研究小组－－我们称它为计划生育战斗组－－也在研究药效较长的口服避孕药。我们正在试验三个月服用一次的避孕丸，而且，现在我们深信，我们能够试制出一种有效期为一年左右的避孕丸或注射剂。”用中国草药作为男用和女用的避孕药也在继续试验中。（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出用针刺来避孕的方法！）男子绝育（有了两个孩子以后）是提倡的，自由的，但并不普遍。
避孕药的应用已推广到了什么程度？在我访问过的各省内，据说避孕丸到处都在应用，甚至在陕西省内地也是这样。但林大夫说，还是供不应求。在中国，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大致有七、八千万，这意味着每年需生产约一百七十亿粒每月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男用的避孕药可以帮助弥补目前这种避孕丸的供应不足。
中国还需要大量的预防各种传染病和流行病的疫苗，它现在已成为这方面的最大生产者。北京的一家“超现代化的”药厂（曾去参观过这家药厂的荷兰医生J·A·德哈斯对我说，它比欧洲的任何一家药厂都大）每年生产疫苗八千万单位。我的老朋友、美国出生的马海德医生告诉我，他在中国其他地区，曾看到有这样生产能力的药厂在十二家以上。
有关方面正式告诉我，北京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使用避孕方法，其中有三分之二服务避孕丸，在周围十个县的农村公社，现在约有百分之四十的适龄妇女服用避孕丸。
关于全国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已有十多年没有公布了，而各地向我提供的数字又大不相同。例如，“大北京”1969年的人口增长率，官方宣称是百分之一点六；在上海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别人告诉我那里的人口增长率仅百分之一；而西安市的人口增长率据一位官员估计为百分之三。
无论如何，人口增长率还是太高。使毛主席感到不高兴。我同他谈起一般的进展情况时，我说我高兴地发现这些日子里避孕药的使用更加广泛了。“现在，至少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他说。我受骗了。在农村，如果一个妇女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她想有个男孩。如果第二个孩子仍是女孩，她还想再生个男孩。如果生了第三个，还是个女孩，她仍想再生个男孩。很快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那时她已经四十五岁了，所以就只好这样算了！
“不错，但是现在反对的人不很多了吧－－我是说，年轻人不反对节制生育……？”
毛说，他们仍然重男轻妇女。他想美国的情况大概也是一样。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是改变固执的思想是需要时间的。
毛对“没有儿子”的家庭的节制生育表示怀疑，使我想起了1965年我同陈永贵的第一次会见，陈是山西省山区一个公社的著名的大寨大队负责人，曾被广为宣传过。陈带领了三百六十名社员（一百七十八人是强壮的成年人），用手工工具挖土劈山，辛劳地开辟出新的土地。他们筑起许多哩长的石头渠道，引来了灌溉用水，他们开辟了果园，他们完全靠自力更生，向顽强的大自然开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在十年之内，他们把粮食的亩产量增加到三吨，这对那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来说是一个新纪录。陈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精力充沛，富于才智，完全是社会发展农民本色。我问他公社里的“计划生育”情况。他似乎不熟悉这个术语，我说，我是指“节制生育”。
“哦，这个”，他咧着嘴笑了。“不，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强壮的劳动者。”
我问这位农民，1964年他这个大队登记了多少出生的婴儿？他立即回答说：“八个。”再问他有多少人死亡？他说：“我们没有人死亡。”甚至连一个曾祖父也没有吗？他搔搔头。他记起有一个年老地主已经不在了。他补充说：“如果你把这叫作死的话。他已经好多年不是身强体壮的人了！”
遇到三、四十岁的男女农民，他们（现在可有点不好意思了）承认有五、六个或者更多的孩子，最大的几个通常又都是女孩，这是极其普遍的事。为了养大一个孩子就有必要生下六个或更多的孩子，这种旧的宿命论观点也是很难破除的。（我遇见过许多年纪大的人，他们的经历就是如此。）农家的老大爷和老大娘，出于旧习惯，还在继续推动他们的年轻后代多生孩子。
1964年，周总理告诉我，他的政府希望到1970年时人口增长率能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现在我问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时，他说，到1966年，全国人口增长率确实已降到百分之二以下。他又补充说，可是在文化革命期间，许多青年男女自由混合，人口增长率又急剧上升。许多人的早婚，助长了出生率的提高。随着纪律的恢复，越轨的时期已成过去。由于简便的新避孕丸的更加广泛的使用，总理认为人口增长率又在下降了。
外国人自然很想知道（中国人也一样！），避孕丸对很普遍的严格对待性关系的态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在解放前的中国，一个未婚妇女不管怎样清白，要是被人看见单独和一个男人在一个地方漫步，是会丧失她的结婚资格的（或者会被人扔石头或受到成群人的滋扰）。同时，穷苦人家则把女孩子卖给人家作妾、当妓女或为奴。所有这些都已消失了，供单身汉或还不满足的已婚男子寻欢取乐的从前那些“出路”都被堵死了，引诱妇女是严重事件，强奸则是严重罪行。
男女同学很普遍，未婚青年男女许多事情都在一起做，但是不能有性的关系。有一两次成对骑着自行车外出游玩，就足够证实这对男女已有婚约了。毁约会召来社会的轻视，尤其对男子是如此。在公社一起劳动时，甚至和一个男孩子坐在树下同吃一顿便餐，也会引起这个女孩子的名誉受到损害，这些情况，是我在朋友家里同一个十几岁的以前红卫兵几小时谈话中听来的。
一对暗中已有“婚约”的男女会发生性爱关系吗？一位医生朋友回答说：“婚前发生关系的事例确实很少见。至于实际上的乱交，被认为是越轨行为，要受到社会的惩罚；屡教不改的，则要在监禁中改造。婚外的性行为是少见的，可是同婚前的性行为比较起来，要多一些。”
中国人被问到这类问题时，容易受窘。但我的询问已使人确信是善意的。1965年，我向北京市妇婴保健处的一位副处长询问婚前的禁欲情况－－在这个国家里，结婚的理想年龄，女的已推迟至二十六岁，男的是二十八岁。（在中国农村地区，建议的结婚年龄女的是二十三岁，男的的二十五岁。）我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普遍保持贞操，外国人是很难相信的。
她指出，现在妇女都有生产工作可做，有和男子同样的机会；在过去，一个女孩子二十岁还未结婚，是丢脸的，而今天的看法正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