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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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三门峡截流刚完成的时候，全国主管水利的李葆华曾豪迈地说：　　

水利建设是一项改造自然的伟大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亿万人民要从自然手里夺取主动权，使自己从自然的奴隶，变为自然的主人。……这个伟大的斗争，在旧中国是无法设想的。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高举三面伟大红旗，大搞群众运动，就一定能够赢得胜利。＇48＇　　

如果说，那时还不知道潼关淤积，不知道西安告急、不知道连续20年一个接一个地掏洞和移民返迁，这番给自己鼓劲的话说说倒也罢了。不料，到了1980年代末，在庆祝三门峡工程30岁生日的时候，赫然出现的是竟还是这样的定评：　　

30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浪花，但在新中国的治黄史上，却记载着举世瞩目的功绩。这30年，是开发黄河拼搏探索的30年，是兴利除害、造福人民的30年，也是治黄英雄战天斗地、取得节节胜利的30年。在世界闻名的多泥沙河流上筑起高一百多米，长七百多米的巍巍大坝，还是亘古以来的第一次。它像一座水上长城，把奔腾咆哮的黄河拦腰截断，向一条钢铁的锁链，缚住了黄河的脖子，使有史以来桀傲不驯危害人民的黄龙，乖乖听从人民使唤，为社会主义建设造福。＇49＇　　　　

这可真叫——共产党人遇到了多大的挫折，都不可以“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　　

八、教训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　　

如果说，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各种“形而上”的缘故：体制、制度、决策、运作程序、哲学观及对生态资源的破坏等等，还是不“纠缠”为好；那么有形的损失呢？　总该可以开列出来吧。　　

先看直接经济损失：　　

①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着，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②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　　

③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④当时多迁移的30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15万人；　　

⑤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　　

⑥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①　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50多万亩；　　

②　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50＇　　

③　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土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　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的中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即使中国共产党人，起初也并不就是这样。　　　

1951年水利部治理黄河的方针是“以整理下游河道及修护堤防为重点，包括培修大堤、加强岸护、堵支塞串、固滩整险等工事，以宣泄较1949年更大洪水标准。”＇51＇如果我们担心这只是写到正式文件里的套话，1952年，周恩来致信毛刘朱陈等党内巨头，关于治黄，也只是“滞洪、堤坝、灌溉”，所谓“积极慎重、稳步前进”。＇52＇　　

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到了1955年，情况变了。对此，1964年，决定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　　

看来，1958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1955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我压的，1958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53＇　　

为什么会“急”？　头脑为什么会发热？　“黄河清”怎么会造成压力？　为什么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到底把什么放得过重而要牺牲掉其他？　　

先看“急”。　　

当时用来吓唬周恩来、邓子恢的，是“下游河道年年淤高”，“决口改道威胁与日俱增”。刚从苏联回来的青年才俊沈崇刚引用的数据是“每年淤高0。17至0。23米”，这意味着4至6年就是1米，“河南黄河段可能漫溃”，所以必须“立即”修建三门峡水库解决“防洪急务”。＇54＇　　

这数字准确吗？　　　

温善章1989年重新回顾时，给出如下估算：　　

当时，甚或是现在，下游河道高出地面的程度，尚低于明清黄河故道3～4米；洪水位超出两岸地面的高度，比长江荆江段还低4～5米。如果以明清故道的高度，作为决口改道危险的标准，现河道尚允许再淤一个时期。按当时的短期资料，下游河道每年淤积4亿吨，每淤高一米需要15年；达到明清故道的高度，尚需50～60年。另外，即使达到明清故道的高度，按现代堤防、埽坝的抗洪能力和抢险水平看，也不一定决口改道。＇55＇　　

这是说，即使按照传统思路，也没有那么急。至于就让黄河做一条地上河；或者如黄万里所一贯主张，就让它改道，以“分流淤灌”的办法治黄，就更不是非筑高坝不可了。　　

这是对泥沙淤积的估计。　　

按照当时的思路，泥沙淤积的后果是改道。当黄河真的在下游改道时，损失究竟有多大呢？　当时说的是：　　

波及2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威胁着这一地区80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旦决口，将：　　

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部署，同时几年来治理海河的成果，也可能毁于一旦。＇56＇　　

看温善章1989年计算：　　

当时提出的下游决口改道泛滥25万平方公里，是3000多年来历次决口改道范围的迭加；而那8000万人，当然也是在这个基数上算出来的了。事实上，黄河决口的泛滥面积，与决口地点有关；加上50年代黄河下游已有的防洪能力，这种损失推算，是被数倍夸大了。＇57＇　　

为了不发生这样的损失，必须不让它决口；而不决口的唯一办法，就是下游河道不能再抬高；用水库拦沙于是成了唯一的有效办法——这是浪漫派“水库工程必须上”的主要依据。但多大的库容量就足够了？　　　

本来，黄河下游河道的泄洪情况，……是不小于14000～15000立方米/秒。若据此估算，按千年洪水标准，30～35亿立米的库容就够了。但当时给出的黄河下游的安全泄量是6000～8000立方米/秒，以此推断必得一个90亿立米的大库。＇58＇　　

于是，必须大上，并且尽快上。什么地方足够大，上起来不但最现成，且最具戏剧性效果？　三门峡！　　

但“上、快上与大上”不可能没有弊害，当时难道没有提到么，比如良田淹没，为什么不结合中国国情，将它看做是用什么都换不回来的宝贵的资源丧失呢？　而对于只能算作幻想——事实证明也正是幻想——的以水土保持减少来沙，为什么会有那么不负责任的乐观估计？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1980年代末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1989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和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林华在1989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4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么政府——或者说党——的决策者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图什么？　　　

据原水利部副部长，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王化云1987年说：“三门峡工程问题，我们先后给毛主席汇报过四次，给周总理汇报过多次，给少奇和中央领导同志都汇报过黄河的问题”。＇59＇我们当然可以追问他“你是怎么汇报的”；或者不加追问，对他这类红色专家们事后为自己推托责任的这一贯作法取无可奈何态度。但政府——或者说党——由于政治运动与内部清肃不断，以至造就出这样一批不负责任的只以谄上为事的浪漫家（邓时代再加上贪官污吏），在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上一错再错，把中国弄成今天这样，就不由得人不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只看三门峡工程，周恩来说：　　

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打到现在很被动。＇60＇　　

这是实话，因为，我们在前文已经知道，在人类头脑最热的30年代，荷兰人、英国人、挪威人，治理黄河的野心也仅限于“削减洪水”；带有明显掠夺特色的日本方案，也不敢不把“水库不排沙，寿命短”；“　泥沙无法解决，全盘工程失败”说在前边，而且谨慎地强调“分期开发”。美国人的认识就更透彻：对黄河而言，就是“防洪”；而对中国，“耕地淹没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根本否定在三门峡筑坝。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自己的非党派专家在没有政治压力下的意见，更是扎实可行：“在干流，只允许以防洪目的筑低坝”。没有谁敢于轻言“综合效益”，更没有谁敢对“沙”夸下海口。怎么到了50年代中期，事情就不一样了？　　

　　　

1964年6月和12月，周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61＇　　

黄河清，出自童谣，下边还有三个字：圣人出。翻开史书，“道里小儿齐唱……”是常常被看做一种神秘的朝代更迭的谕示的。中国人，不要说1950年代，就是今天，整亿的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但共产党以推翻三座大山解救劳苦大众起家，起码在表面上，已不再有人把“皇上”、“分封”挂在嘴边。可是如果我们细细分析毛、周一班人包括汪东兴、叶子龙、胡乔木、张玉凤辈的活动模式，看看上海、杭州、武汉等处的专用宾馆，以及彭德怀、陶铸等重臣的谪贬、擢升方式，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朝廷＇62＇。毛泽东写过“东临碣石”，写过“数风流人物”，没人会看不到那呼之欲出的帝王情怀。既然事实上存在着潜在的人主臣民意识，当然也就有潜在的揣摩与阿谀，有拐弯抹角、乔装打扮的歌功颂圣。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从上到下所怀着的，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毛的巡幸在古今中外首脑人物中，是很突出也很特别的。联想到黄河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地理与精神联系，他住进中南海之后，“第一次出京巡视的地方就是黄河”＇63＇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2年10月……（铁路局副局长把省委书记、王化云等）一行人领到车站内一间房子休息，等待从东方驶来的列车。　　

一支烟还没抽完，耿副局长从外面跑进来，激动地说：“是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的专车马上就要进站了！　”　　

“是毛主席？！”大家也激动起来，王化云慌忙整理了以下衣服，跟随大家往站台上跑，边跑边睁大眼睛朝东方张望。　　

不一会儿，毛泽东的专车缓缓驶进站来……（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红彤彤的。天兰得透明，没有一丝云彩。……毛泽东身穿深灰色呢大衣，头戴银灰色干部呢帽，一身整整齐齐，领着几位干部向西北方向的一个小村庄走去。　　

（谈到黄河治理，方案、淹没等，谈到了三门峡水库问题），王化云介绍了有关情况。…　　“三门峡水库能发多少电？　能灌溉多少地？　”毛泽东盯着他问。　　

王化云报告了当时规划的数字。　　

毛泽东点点头：“如果把这个大库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