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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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估计罗隆基这几句话对毛泽东的伤害也不过分。这伤害不仅仅在于诸如谁打天下、谁坐天下，交椅怎么摆等等要命的问题，而在于它是一个旧伤疤，伤害一直可以追溯到1910年末，追溯到他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5＇。更不可以忽略的是，这伤害也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加予的，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也许还有别的人，总之，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洋教育的人，没准都让他十分不舒服过，特别在他们还没领教他的手段而“放肆得很”的时候。当然，当他们在他的智慧下活动的时候，他可以称赞，甚至尊重他们；要是想反，他就要让他们看看，究竟谁“大”，谁“小”；谁真有学问，谁“书读得越多越蠢”。对这批衣冠楚楚，满口洋文，爱洗澡、爱吃药的秀才们随意嘲弄，打趴下再拎起来，拎起来再打下去，可以说是伟大领袖终生乐此不疲的游戏。
5月上、中旬，相当一批亲随已经窥知了毛泽东的意图。党内文章一下达，高级干部们心里都有了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于是东施效颦，也残忍地玩弄起那些“不可一世的高级知识分子”来。比如人民日报依旧在发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如不但统战部的座谈会仍旧开，新闻界等在16日之前还新召开了会议；如几次三番催促储安平之流发言；甚至担心右派品种不齐，有意制造一些。请看李维汉的回忆：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
但当时这批已知情的中共高干确实有意保护一批人，究竟是有组织的布置，还只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友情，今天就不得而知了。今日学界盛传的是，田家英——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秘书，“文化革命”刚刚开始就自杀了——特别着急，急得火烧火燎。一再提醒他30年代就认识相知的老友曾彦修，让他快快闭嘴，不过曾彦修对此予以否认。他清楚记得的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些“过激鸣放”把他吓坏了，比如“到人事科抢档案”、“到天安门示威”等等。他觉得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只好就商于田家英，问能不能把他从这里调开。田的回答是：“你胆子太小了，要放手发动群众，根本还没有发动起来嘛！”他又去找当时文化部主管出版的副部长陈克寒，陈也说：“没发动起来！真有什么事也没什么不得了，怕什么？！”曾彦修记得很清楚，这时确实已不是5月初而是5月底。曾彦修认为，或许大家把田家英类似传说中的另一次事先警告安到了他的头上，那次是对张闻天；时间是在2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那次，田家英与胡乔木苦苦劝说张闻天不要发言，张还是发了，从容而坦荡。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柯庆施此时心情可能相当复杂。他特别关照文汇报，凡是北京方面来的给人戴帽子的稿，都要事先与他通气。那位老黄牛一般只知干活、不善言词的文汇老人严宝礼的名字就是北京点了而由柯庆施勾掉的。这一义举，并不表明柯庆施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有什么与毛泽东不同的见解；如果非说有，也只在用语方面有了一点突破。他独到的评价是：中国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李维汉也有要保的人，他只好耍起小技巧：
工商界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
不会有人出来保护储安平的。《这是为什么》中的一句话：——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已经规定了他此后无可更改的被批斗的地位。社论发表的当天下午一时半，储安平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这时候，他那“经民主党派一致推举”的可爱形象已不复存在。史良当天即就“党天下”稿向她认为应负有责任的章伯钧兴师问罪。章伯钧此时对储安平的了解显然比两个月前勉强接受他的时候多了一点。他的回答是：
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6＇来，卢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才有定评。
接着，6月9日，储安平的老朋友袁翰青等人去看他。在被问到“打算如何就‘党天下’问题写检讨”的时候，储的回答是：“可以写，检讨自己对‘知无不言’是有界限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袁说，如果这样，你还是别检讨了。
11月，人民日报点民盟的名：“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费孝通去看储。此时，本文男主人公的“心气儿”似乎还很足。费孝通回忆：
谈到“党天下”的发言，他拿出一叠信来，说许多人支持他的发言，表示颇有群众，并谈及要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才能当光明日报的总编辑。
要他再当总编辑，就得选他当副主席。这次不是真心要辞职。
笔者接触到这份文献时，很是吃了一惊。直到那时，储安平引以为恨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代表不了民主党派，不能把已经开始了的事情做下去。他可能还不知道，这股“气儿”，无论出于无知，还是信念，或是别的什么，总之，只要你是活在那个时候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的，就得给你泄泄。
6月上旬以后，所有储安平与之沾边的机构，开始或分别，或联合对他进行批判：最早的是民盟光明日报支部（6月11日），接着是社务委员会（6月15日），然后是民革和民盟的联合大会，再后是九三的常委会（6月21日）。
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专门声讨右派分子。储安平此时已不能不“向人民投降”，并以此为题作了一个4000字的发言。用今天的标准看，虽不十分诚恳，把自己骂得确是够惨的了。而且这检讨是他主动要求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特别看重他自己的人民代表资格。但在别的会上——或者说在别的气氛或情绪下——就不是如此了。据他的同人对他的描述：
……不顾会上许多同志揭发的大量事实，储安平的发言都是捧着一份过去他在别的会上交待时准备好的书面材料，照本宣读，且只谈光明日报的具体业务，避免回答政治问题。
这时还是夏天，到了冬天，作为收尾，九三学社与光明日报联合举行了千人批判大会。那次，专门请了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水平高的孙定国同志作重点发言。在孙的发言面前，“储安平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读者或许有兴趣知道一下“章罗同盟”。它属于右派分子中最高定罪，储安平被说成是该盟重要成员。据千家驹回忆：
毛泽东认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以中国民主同盟与农工民主党表现最为恶劣，“其源盖出于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云。“章罗联盟”这个毛泽东钦定的罪案，其实完全是一场冤案，真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章伯钧与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副主席，我和他们两人都很熟，与章伯钧的来往尤为密切。凡是对民盟内部历史稍有所知的人，谁都知道章罗两人在民盟内部极不相能，互相水火。
反右斗争以知识分子为重点，罗隆基是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被划成右派，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章伯钧，他自命为“左派”，在整风初期，他没有发表什么实质性的言论，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为了要使章伯钧上钩，特地多开了几次政协座谈会，一定要章伯钧发言，章伯钧就抛出了“政治设计院”的谬论。这一下就被抓住辫子。“章罗联盟”的名词是毛泽东定的，说他们两人结成“联盟”来“反党”，要取而代之！
这在稍知民盟内幕的人无不认为滑天下之大稽！真叫黑天冤枉！
在1978年的摘帽决定中，体现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科学精神，只因“真理标准讨论”那时尚未真正渗进这一领域，故言语之间不免还有“凡是”味道：
“章罗同盟”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疯狂进攻中是互相响应的，都是企图在我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但没有发现二人在组织上共同策划、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
反右斗争的最强音是毛泽东本人发出的。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他……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报告……
……这一百天，时间有很大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
……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
……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
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后也是要受整的。
从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心里“七上八下”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后来被划的与未被划的，总之在前一段有翘尾巴之嫌者，开始努力表现，以实际行动求自保。笔者在这里已不忍心摘录所有这些学者、教授、名流们横七竖八的相互揭发、质问、攻讦……像在一片巨大的、四周围满了观众的沼泽中，他们踩别人的时候，对自己的上升都怀着一丝希望，殊不知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一同沉没。他们的表现没能争得站在坚实地面上的人一援手，只给自己留下永远不可告人的悔恨。
这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国的文化人在这里写下他们最悲惨也是最耻辱的一页。
七
＇命＇梵文Jiva的意译，即“灵魂”。耆那教名词。分受物质束缚的和不受物质束缚的（即解脱的）两种。受物质束缚的“命”，又区分为动的和静的两种。前者存在于动物、人等有生命体中，后者存在于地、水、火、风等无生命体中。
——《宗教词典》
60年代初的一天，梁漱溟只身踏步，踱到厂桥棉花胡同。那天天气很好，胡同里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他缓步走着，用他那常年素食者几乎悄没声儿的脚步。自从1953年与毛泽东当众发生激烈争执以来，这位对人生抱着炽热而又冷峻态度的哲人，整日价以“学习”为业，他画卯的地方干脆就叫：学习委员会”。
他是去看储安平的。他们二人曾为同道——鼓吹已成陈迹的第三条道路；他曾冷眼看这小伙子潇洒地周旋于政界与学界之中，也见过他如何正在兴头上被兜头泼上一瓢冷水。如今他又去看他，这几乎小他20岁的昔日闻人已匿迹很久了。
他来到甲12号门旁，敲门，无人应。再敲，依旧无人应。如是者四。换了任何一个人，此时都会转身走掉了，不巧访者恰是不达目的不肯轻易放弃努力的梁先生，于是又这么周而复始地敲了下去。
门终于开了。高大、清瘦、几乎面无血色的储安平出现在门口尔到20多年的老友，他没有一丝热烈的表示，只说了一句：“不想见人，叫门是从来不应的。”
客人被让进一个不算宽敞的独院，三间正屋、两间厢房。令这位老北京惊讶不止的是，墙边拴着一只羊。
家中静悄悄的，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书和字典摊在桌子上，不见报纸，不见杂志，只有一帧他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孤零零挂在墙上。他们坐下来，东拉西扯，可惜梁先生在1987年回答笔者的追问的时候，具体内容都不大想得起来了，只记得储安平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