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5精华版-第1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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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于一颗有接受力的心灵来说，没有一样东西会真正失去。
我失去了的东西，不能再得到了。我还能得到一些东西，但迟早还会失去。
我最后注定要无可救药的失去我自己。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害要看重得与失呢？
到手的一切，连同我的生命，我都可以拿他们来做实验，至多不过是早一点失去
罢了。
一切外在的欠缺或损失，包括名誉、地位、财产等等，只要不影响基本存在，
实质上都不应该带来痛苦。如果痛苦，只是因为你在乎，愈在乎就愈痛苦。只要
不在乎，就一根毫毛也伤不了。
守财奴的快乐并非来自财产的使用价值，而是来自所有权。所有权带来的心
理满足远远超过所有物本身提供的生理满足。一件一心盼望获得的东西，未必要
真到手，哪怕它被放到乐球上，只要宣布它属于我了，就会产生一种愚蠢的快乐。
大损失在人生中的教化作用：使人对小损失不再计较。
“无穷天地，那驼儿用你精细。”张养浩此言可送天下精细人做座右铭。
数学常识：当分母无穷大时，不论分子为几，其值均等于零。而你仍在分子
上精细，岂不可笑？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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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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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有目标比赚钱重要
作者：肯尼斯·贝林
说话背景：在第十五个全国助残日，由排名全球４００名首富之一的肯尼斯·贝林先生建立的世界轮椅基金会再次来到中国，７７岁的贝林亲自在中国１２个地区发放了７５９９台轮椅。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位热衷慈善事业的富翁在评说为富之道时指出：找到生活的目标要高于赚钱本身。
我出生贫寒，不过会很富有地死去。
我认为，送给陌生人一个微笑是亲切善良的表示，它给人以温暖和快乐。这
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一种慈善关爱。
我最终在人生路上学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找到生活的目标要高于赚钱本身。
６０多年前的那一幕我历历在目，我们家满载着生活的压力，日子紧巴巴的。
很小的时候我就变得独立了，６岁时开始打零工。从卖蚯蚓、送报纸、修草坪起
步，高中毕业后销售二手车并开了自己的车行，后来又做房地产生意。我雄心勃
勃。那时我什么也没有，渴望成就、渴望物质、渴望成功。到底是什么让我永不
知足？因为我不喜欢做穷人。
我终于拥有了大笔财富。我的钱财比我小时候所梦想的还要多。我以前的梦
想是收集世界顶级老爷车，收购一支全美橄榄球联盟的球队，拥有一艘私人游艇
和一架ＤＣ－９私人飞机。但当我拥有了这一切后，无论我积累并经历了多少更
多、更好、与众不同的东西，我的内心却空空荡荡。我过上了奢华无当的生活。
其实，我们的世界充斥着这样的男女，他们除了拼命地增加银行存款，没有
真正的目标，没有更高的追求。一些人毕生都在追逐金钱，绝大多数时间却一无
所获。另一些人挣的钱多得花不了，自己却活不过他们开的那些公司。这两种人
都在朝着他们所认为的幸福不停地劳作，但是，他们都错了。
我知道他们都是怎么想怎么活的。我曾经很自私，以为物质可以给我快乐，
自己所极度渴望的那种物质上的成功能带来满足感。对财富的需求曾让我无法看
清我可能会失去的一切。在我忙于追求赚钱的每一刻，我无暇去关注那些我正在
失去、而惟有用心方可体会的东西。那时，我以为挣钱就是目标。但事实是，我
把梯子靠错了墙，爬到顶了才发现错了。我不由自主地想，物质上获得成功后，
我竟然不知道去何处寻找真正的幸福。
当我回首所有的辉煌，我终于意识到，找到生活的目标要高于赚钱本身。目
标是这样一种东西……需要你付出心血、时间、爱心，还有金钱，为人类创造更
美好的生活才能达到，不求任何回报。
那是２０００年，当时，我把一个越南小姑娘从地上抱起来，放在轮椅上。
那一刹那，她仿佛看到了希望。我看到她开始展望原本不敢奢望的未来。她绽开
了笑容，眼睛就如同正午的天空一样明亮。我知道，为了那一刻她的所有改变，
我改变了很多。生平第一次，我感受到了快乐。为了保持那种感受，我愿意尽我
所能去做一切。这个小姑娘挖掘出我心底善良的天性，让我感受到被人需要的幸
福。我终于体会到向目标迈进的旅程并不艰难。
我开始去全世界最贫困的地方，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却无助的残疾人。对
于千百万残疾人来说，轮椅可以让他活动、上学和工作。最重要的是，它是尊严。
当一个人趴在地上时，他是没有尊严的，而当他坐上了轮椅，可以与别人一样高
地交流时，他的生命里就有了希望。那一年，我捐资成立了世界轮椅基金会，其
宗旨是为每一位需要轮椅的男女老幼赠送一部轮椅。
轮椅愈来愈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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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跳伞
作者：苏景义
汤姆有一架小型飞机。一天，他和好友库尔乘飞机过一个人迹罕至的海峡。
汤姆发现飞机油箱漏油了。他们一阵惊慌，汤姆说：“没关系，我们有降落
伞！”说着，他将操纵杆交给也会开飞机的库尔，自己去取降落伞。汤姆也在库
尔身边放下一个盛有降落伞的袋。他说：“库尔，我先跳，你在适当时候再跳吧。”
说着，他跳了下去。
飞机仪表显示油料已尽，库尔决定跳伞。他抓过降落伞包，一掏，大惊。包
里没降落伞，是汤姆的旧衣服！库尔咬牙大骂汤姆，但只好使尽浑身解数，驾驶
飞机能开多远算多远。飞机无声息地朝前飘着，往下降着，与海面距离越来越近
……就在库尔彻底绝望时，一片海岸出现了。他大喜，用力猛拉操纵杆，飞机贴
海面冲到海滩上，库尔晕了过去。
半月后，库尔回到他和汤姆所居住的小镇。他拎着那个装着旧衣服的伞包来
到汤姆的家门外，发出狮子般的怒吼：“汤姆，你这个出卖朋友的家伙，给我滚
出来！”
汤姆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跑出来，库尔很生气地讲了事情的经过，汤姆的妻子
边说：“他一直没有回来。”边认真翻查那个包。她从包底拿出一张纸片，只看
了一眼，就大哭起来。库尔一愣，拿过纸片来看，纸上有两行极潦草的字，是汤
姆的笔迹，写的是：
库尔：我的好兄弟，机下是鲨鱼区，跳下去必死无疑。不跳，没油的飞机会
很快坠海。我跳下后，飞机重量减轻，肯定能滑翔过去……你大胆地向前开吧，
祝你成功！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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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诚信的世界
作者：刘素林
在熙熙攘攘的街头，你是否会对不绝于目的盗版光碟嗤之以鼻？在大大小小的考试中，你是否会拒绝一切“善意”的微笑与请求？在人烟稀少的乡间小路，你是否会坦然接受陌生男子的热情相助？在自家的门口，你是否会欣然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踏入家门？
坦率地说，我不会，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在面对和我同样情形的时候，会选择和我同样的答案。在这些看似普通的场景背后，我们发现了“诚实与信任”的幽灵，它在我们中间游荡，挥之不去。于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面对地铁口“发票、发票”叫声的此起彼伏，面对街道旁抱孩子的大嫂兜售光盘时的热情洋溢，面对天桥上一串又一串的“办证”小广告，还有那背弃了誓言与信仰的贪官、那制作假药的小商贩、那使用假文凭的大学毕业生、那生产学术垃圾的所谓教授，还有那些金融诈骗、股市造假、虚假的赈灾演出……
有位学者给我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假期里，我和几个做生意的朋友在一起喝茶。当一个朋友谈到偷税漏税的诀窍时，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了，朋友们争相吹嘘他们是如何成功逃税并欺骗国家的。当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即使在法制最健全的国家也会发生。主要的区别不在于逃避税务的频率，而在于社会对此的接受程度。逃避纳税、投机经营，在我们的国度成了少数商人展示才智的窗口，但成熟民主国家的民众对此感到羞耻，不会在社交场合对此津津乐道。”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要求的以法律为权威的制度体系的构建，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构建诚信社会更为关键和根本的战略，是公民“心态”的改变。所以说，重任未有穷期，我们每位社会成员都任重而道远。
诚实与信任的缺失问题，任何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国和东欧国家一样，也面临着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但中国更独特的情况是，从古到今的文化传统一直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前，市场从没有真正地主宰过这块土地。
在许多基层的村落中，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时打交道的都是亲戚、邻里，极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这种经济模式所沉淀的文化内涵是：重人情而轻规则（遇事不依制度而诉诸“关系”、“后门”），重空间而轻时间（老乡观念强，守时观念差）。这样的文化内涵，用以应付村落里熟人间的关系自然没问题，但如果面对的是陌生人，就有些不够用了。如何和陌生人打交道？中国传统文化教给我们两个字：一曰“忠”，二曰“义”。“忠”用以协调自己与作为陌生人的领导的关系，所谓“忠臣不事二主”。而“义”则用以协调自己和作为陌生人的朋友的关系，所谓“情同手足”。
集“忠”、“义”于一身者，最典型的非介子推和关羽莫属。前者在晋文公重耳饥寒交迫的时候，剜却躯体之肉以待主人。而后者更是与刘备出生入死并对他忠贞不贰。如果说介子推距离我们尚已久远，关羽则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有意思的是，关羽作为一名战将，武功绝非后世小说描绘的那么高强，加上他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终致败走麦城，而且错过了于蜀汉有利的战略格局，其过失不可谓不大。当时的人对此就有比较客观的评价。比如蜀汉后主刘禅就曾封关羽为“壮缪侯”，语气间多有不屑。可历史越往后翻，关羽身价越高。宋代以来，关羽多次为朝廷所封，地位越来越高，成了与孔夫子比肩的“武圣人”。关羽身价一路走高，折射的是市场因素开始在这个小农国度逐步“发酵”的事实。道理很清楚，商业越发达，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与陌生人做生意，如何建立买卖双方的信任呢？关羽“千里走单骑”“义薄云天”的传奇就在铜钱的计算声中粉墨登场了。
为人须仗义，做生意亦是非此不可，是我们这个小农国家发展出来的必然逻辑。陌生人之间的生意关系，一定要发展到朋友之间“义气”的程度，才算可靠。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的逻辑。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总是请人去吃“花酒”，可谓是煞费苦心，以义开道。可惜的是，“义气”要求双方的交情必须发展到一定的深度，这不是所有的买卖关系所能具备的。在“义气”的故纸堆里，我们看到的只是放大了的“人情”，找不到“法治规则”的身影。更何况，小农思想里本身就隐藏着某种程度的“欺生”的狡黠。因为他与外界的交易，即使有，也往往是一次性的，故而“欺骗一次又何妨”。于是，我们见到了今天中国市场秩序中诚信的缺失。这个问题恐怕不是靠弘扬传统的“义”文化所能解决的。
每谈及诚信，不免几多唏嘘、几多感慨。幸亏还有国歌，其中一句颇具理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