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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6部分

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286部分

小说: 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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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前有一本书, 《海鸥乔纳森》。书里有两种海鸥,一种把飞行当做觅食的手段,因此,竞逐的范围主要在海岸边的船舷。争食的目标,主要是水手施舍的零食。另一种海鸥却只把飞行当做飞行,因此等它把飞行的技术练习到最远也最快时,虽然没有把觅食放在心上,但它却可以享受到内陆与远洋的山珍海味。

  卡梅隆就是那只特别的海鸥。《泰坦尼克号》后来太卖座了,所以电影公司主动送了卡梅隆一亿美元的红包,作为谢礼。

  对卡梅隆而言,他不需要再向别人证实什么,但他必须要给自己一个交代。这种交代,固然表现在态度上,也表现在细节上。

  《泰坦尼克号》里的船,是一艘只建了半边的泰坦尼克号,由于在码头出航的时候,这半边船的方向和历史的实际状况不符,所以必须用计算机技术将方向鄱转过来。

  结果,拍这幕戏的时候,为了翻转方向的一致,连每件行李标签上的字,他们都故意倒着写,以便翻转过来后是正的。

  那么大一个场景里面,行李标签上的字是什么方向,镜头里是根本看不出来的,但卡梅隆就是要这么拍。

  我们看《泰坦尼克号》的时候,为其中特效的逼起伏而惊叹。但如果只讨论计算机和科技如何制造出特效。而忽略特效的根本精神,那可真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33






谁最吝啬

康亚伟


  大学毕业后,我分到一所大专院校教古典文学兼当辅导员。学校是由中专升成大专的,招生不很理想,为了吸引生源想出很多高招,其中有两招堪称葵花宝典:一是提高专接本的升学率,学生一入大一就被教导一定要续本,从此开始两年半的二轮高考冲刺。第二个就是制定严格的校规校纪,营造出进这个学校就等于进军队的氛围,以便让家长放心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于是大到打架、谈恋爱,小至忘了锁门、关窗户,甚至上自习迟到一两分钟进教室也是违纪……但是学校很大方,光给辅导员的津贴一个月就1000元,当然罚得也高,班里的学生一个月累计超过6个违纪(大大小小都算上)就扣一半,超过12个,津贴就休想要了。为了津贴我尽职尽责地做着高考班地班主任才会做的事:每天早晨6点起来赶学生出操,7点到7点40分堵学生早自习,中午下午查迟到早退,晚上就寝后挨个转宿舍不许学生说话、打手电;看见男女生之间交往过于密切,马上进行明察暗访,想办法灭险情于微末之间……在我尽心的管理下,大家除了学习,就是搞学校要求的活动,班级的违纪连连为零,虽然原本活泼开朗的班容不见了,可是看着每月1000元的津贴和红旗班集体的成果,我觉得自己做得万分正确。

  当然还是有几个刺头,除了几个男生以外,最不省心的就是一个叫许二妮的女生。她长得黑胖,脸上有痤疮,说话粗声大气,眼睛虽然大而清澈,可似乎总是在向人抛媚眼。而且她有说话癖,不论男生、女生逮着就聊,说到高兴处还不顾场合地大笑不止。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她的装扮:食指粗的金项链在脖子上缠了一大圈,硕大的金戒指手上戴了俩,长长的金耳环从耳际垂到了肩膀,身上是万紫千红的名牌服装,真佩服她的勇气,什么样的颜色都敢在身上试验,整个一个暴发户。不过许二妮有钱,经常呼朋引伴地下饭店、跑歌厅。所以很多学生都哄着她然后找她借钱,但是许二妮是让她请客吃饭买东西没问题,借钱休想。于是学生找我告她的状,说她又抠门又爱显摆,后来发展到向我反映说许二妮的耳环晃得他们没法上课;许二妮身上的香水味太重冲得宿舍没法进人。

  无奈之下,我找许二妮做工作,我们俩的谈话都可以编一个小品了。我教育她,正在上学的学生不应戴这么多首饰,她说自己现在已经成人了。我说那也不该戴,会让同学不平衡,她说那就怪他们没托生一个有钱的家。我只好转了话题,问她有人找她借钱没?她说老师你明知故问,全班有34的学生都找过我,我就是不想借给他们。我问她那为什么又总请客买东西,她说我有钱又不借钱给别人,再不请请他们我得掉冰窖里,噎得我没话可说。一次教育不成就得多次教育,她后来倒好,来个认真倾听死不悔改。最后我也懒得管她,对于自甘堕落的人有什么好说的,抓好班,多拿些津贴,评个优秀班主任才是正经的。

  就这样到了大二,我开明清小说鉴赏课。有一天讲到《儒林外史》的严监生,在对比完中外作品中吝啬人物之后,我让学生说一说身边吝啬的人。有学生说他们中学校长的媳妇为了省水,不让丈夫、孩子用家里的卫生间,实在憋不住了就排队上,由最后一个人冲一次马桶。有学生说他的邻居退休后拒不交出单位办公室钥匙,以便等大家晚上下班后去打免费长途,最后迫使单位换了锁……听得大家前仰后合,乐不可支。只有许二妮没笑,等大家笑毕,她站起来说:“老师,我想讲一个故事。”没等我同意,便自顾自讲了起来:“在坝上农村有户4口之家,爹、娘和两个女儿。开始一家4口就靠夫妇俩种那几亩山里薄田为生,年年苦熬却年年吃不饱饭。1996年镇上修路,离他家很近,于是男人的姐姐帮他们借了些钱在路旁开了个煤站。刚开始煤价不高,他们总赔钱,家里穷得叮当响。后来煤站开始赚钱并且越赚越多,这家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户。但夫妇俩依旧紧抠着过日子:住的是过去的土坯房,唯一的电器是一台经常没影儿的14英寸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一概没有,女人要么穿大姑姐剩下的衣服,要么买便宜布做衣服穿,有时候裤裆做窄了,穿在身上直抽筋。加上天天在煤站里,脸黑乎乎的像个小丑。抠门的结果是2002年这家又开了第二家煤站,还花高价让二女儿上了重点高中。2003年冬天很寒冷,女人穿得少冻感冒了却不舍得住医院,打着点滴往返于两个煤站,还要洗衣服做饭。一天女人洗完一大盆衣服往外倒水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等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临走时只来得及对赶来的两个女儿说了一句话:‘你俩多孝敬你爸。记住吃好、穿好,把娘没享受过得统统享受一遍。’可是女人死了不到一年,男人就又娶了个年轻女人,给这姊妹俩一人50万元让她们单过。”

  故事说到这儿班里没有一个同学笑,而许二妮已经泣不成声。我不知如何安慰她,这时下课铃声响起,解了我的围。后来我想借此开个主题班会,但所有的班干部都表示沉默,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大二下半学期,许二妮找着一个出租车司机申请退学二人同居,一年后再遇到她,她已经生了一个女孩,成了典型的中年妇女。而我带的这个班有90名学生考上了专接本,为此,学校发给我一笔奖金,但是,已毕业的学生却很少再同我联系,他们彼此的联系也很少。我知道这是我自找的,一个吝啬付出爱心、不耐心了解学生的班主任,是带不出一个充满爱和同情的班集体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30






22年前的24小时

铁凝


  1976年初秋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河北博野县张岳村第十生产队干活儿,地头一个推自行车的社员,我的乡村好友素英对我高喊着:“铁凝,你看看谁来啦!”我向地头望去,见一个身穿红黑方格罩衣的小女孩站在素英身边正对我笑,是我妹妹,这个小学五年级女生,就这么突然地、让人毫无准备地独自乘一百多华里的长途汽车,从我们的城市来村里看我了。

  张岳村离县长途汽车站还有八华里,妹妹下了汽车本是决心步行八里独自进村的,路上正巧碰见进城办事的素英,素英便用自行车将她带回了村。

  我走到地头,望着妹妹汗津津的脑门和斜背在身上的鼓鼓囊囊的军用挎包,我想这是一个多么胆大的人哪,而我的父母居然能够同意她独自一人出远门。妹妹对我说,没有素英的自行车她也能找到张岳村,她已经听我说过许多遍这村的位置了。妹妹还告诉我,她身上的挎包里都是带给我的好吃的,她要看着我吃好吃的,然后和我玩一天——她说她就是来和我玩儿的。

  我和妹妹已经半年多没见面了。春节离家回村时,她抱住我不放,坚决要求为我把票退掉。那是我插队之后回城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和村里潮湿的凉炕、苦涩的千白菜汤相比,我实在不愿抛开家里的温暖:干净明亮、琐碎踏实的一切,还有我那与我同心同德的妹妹。当我一次又一次买回返村的长途汽车票时,是她一次又一次毫不犹豫地为我退掉。对于退票,开始我的态度是半推半就,有点矫情,有点阿Q,好像我本是要走的,是妹妹她偏不放我离开呵。到了后来,便是我主动请求我妹妹了:“你能不能给我再退一次票”在家的日子一天天拖下去,暗算一下,原来妹妹已经为我退了八次票。这个春节的八次退票,是我和妹妹之间的一个小秘密。所以没有第九次退票,是因为我想到了我的知青副组长的身份,虽然乡村并无部队那样严格的纪律,可也不能超出返村的日期太久。

  现在妹妹来了。目的单纯而又明确——和我玩一天,可是我正在干活儿啊,我的农药还没喷完呢。我怎么能在这广阔天地里,在这大忙季节和妹妹“玩”一天呢。那时的我们,本能地提防这个“玩”字。社员们却围拢过来了,这群善良而又乐观的人,在那个禁玩的年代,他们是依然懂得人情世故、家长里短的人。他们要我放下喷雾器领我妹妹回知青点,他们说,这老大一片地,不缺你这一半个劳动力,谁知他们越是劝我,我越是不肯离开,仿佛在逞能,又好像利用我妹妹到来这件事接受考验:看看我的大公无私吧,看看我革命的彻底性吧,看看我铁心务农的一片赤胆忠心吧……我把妹妹扔在地头,毅然决然地在棉花地里干到中午收工。

  当我领着妹妹回到村里的知青点时,她已经有些不高兴了,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为什么你不跟我玩儿呢我只是反复对她说,我太忙了。在知青点食堂吃过午饭,我们刚回到宿舍就下雨了,妹妹期待地说,下雨了你们就不出工了吧。我说是的,不过我们一向利用下雨的时间开会。妹妹气急败坏地说,我来了你还开会啊!我训导她说这是在村里不是在家里,你应该懂事。妹妹悲哀地说早知道这样我才不来看你呢。

  下午,我们十几个知青集中起来开始在食堂里开会,我心乱如麻。我多么希望这会快点结束,好让我有空陪陪我妹妹,可乡村里的会议都是漫长而缺少实效的。会开了近两个小时,又有人开始读报。这时我发现妹妹站在门口。她挑衅似地冲着我们全体、也冲着我说,要我陪她出去玩儿。她这种不管不顾的态度使我有点下不来台,我跑到门口把她领出门去,我说开不完会我就不能和你玩。妹妹说你开完会就再也看不见我了!我并不重视她的气话,只一心想着怎样保护自己在众知青中的形象,让大家看看我并不是一个因家人来探亲就不顾集体的人啊。于是我坐得更加安稳,甚至当主持人宣布散会时,我还故意要求再读一段报纸。

  会终于散了,我回到宿舍发现妹妹不见了。这时我才真的害怕起来:天下着雨,她能到哪儿去呢我披上雨衣就跑出门外,同院知青也随后帮我去寻人。

  我们找遍村子又找出村子,最后在旷野上,我看见一个朦胧的小红点在跳动,那就是我的妹妹,她正向县城的方向跑着。我大声叫着妹妹,她在雨中跑得更快了。当我就要追上她时,她又钻进了一片玉米地。我也钻了进去,一边拨开茂密而又刺人的玉米叶,一边央求她跟我回村,并答应从现在开始就和她玩儿。她的头发和衣服都被雨淋湿了,却头也不回地跑着,边跑边报复似地大声说:“我要揭发你八次退票的事,我要揭发你八次退票的事!”我追赶着妹妹,心想我是多么应该被揭发啊,玉米叶划破了我的手脸,我想它们也正刺伤着妹妹的皮肤。我哭起来,妹妹就在这时停住了脚,是我的眼泪使她妥协了。我把雨衣披在她身上,拉着她出了玉米地。我的知青战友们也赶到了,素英听说我丢了妹妹也骑车从家里赶了来。她不由分说把我妹妹放在车子大粱上带着她就走,她说她回家要给我妹妹烙白面饼煎腊肉。

  这晚妹妹在素英家领受了贵宾的礼遇:素英一家将她围在炕上,给她说笑话解闷儿,她喝了姜糖水祛寒,吃了平时农家很少动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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