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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

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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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气象学权威竺可桢先生认为,11世纪的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寒冷的时期之一,仅从天禧元年(1017)至政和三年(1111)这段时间的东京来看:降雪不断,冻死甚众,有时大雪连月,至春不止,平地积雪八尺有余,连飞鸟都冻死了。进入南宋,即公元12世纪的临安,气候更为寒冷,降雪之多,胜过北宋,不仅比平常频繁,而且延至暮春。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东京,冬天虽有大风雪,但仍有夜市。除卖点心、水果外,“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乾,夜深方归也”。临安,“冬日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至三更后,方有提瓶卖茶”。    
  这两条史料揭示了这样一个史实:商贩们“提瓶卖茶”所用的瓶,是保温的暖水瓶,因为用铁或瓷制成的瓶子装茶水,即使在茶瓶的外面包裹厚实的棉被之类,在极寒冷的冬夜,一会儿也会凉的。且在宋代,是非常讲究注滚热的汤水于盏碗中,“点开”茶叶或茶饼才饮用的。像蔡襄《茶录》所说:“凡欲点茶,先须令热,冷则茶不浮。”还有在宋代笔记、小说、诗歌中屡屡出现的“斗茶”,倘无盛贮热水的暖瓶,无法想象是如何“点茶”相斗的?这就如同没有保暖的瓶胆,在冬夜里是不可以卖热茶,而冷    
  茶在冬夜里不可能有市场一样。正因如此,在宋代饮食行业中,“提瓶卖茶”才成为独立的行当。需要提及的是,宋徽宗是最能追求浮华的,官宦贵吏无不以有珍稀物品争相献上邀赏,民间的工匠也无不受这种“侈奢则长人精神”的感染,纷纷钻研奇巧技艺。《夷坚志》中的擅长涂镀水银技术的锡工,就是小太监在百姓居住区发现的。这就表明这种水银涂镀技术已在民间广泛传。而暖水瓶得到最喜欢奢侈品的徽宗的赏识,会很快推广开来,也是十分可能的。临安在暖水物品方面就出现了“暖水釜”。既称之“暖水釜”,其构造必是用玻璃为胆,水银为裹。皇帝将这样的暖水器皿,赐给出嫁的公主,说明此类暖水器皿在宫中已普遍使用,并颇得人们的喜爱,从而使使用暖水器皿成为社会的时尚。    
  那么,宋代的暖水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目前尚未有出土的宋代暖水瓶实物证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出土的宋代的瓷茶瓶、玻璃水瓶寻找旁证。从出土的宋代茶瓶看,它一般造型为宽口,鼓腹,平底,短流,与流成90°角的腹壁上安有筒形把手。在江西赣州、景德镇的宋井中,江苏无锡环城河宋代古井中出土的宋代挈瓶,一般为弇口(或敞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小圈足(或小平底),为便提携,在肩部安双系或四系。    
  此外,从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0~11世纪初中亚伊斯兰制造的高颈玻璃水瓶,辽宁朝阳北塔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瓶,天津蓟县独乐寺辽代塔基内发现的伊斯兰刻花玻璃瓶,河北定县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塔墓内发现的六种伊斯兰玻璃器,都能使我们对宋代暖水瓶形状有所推测。    
  宣化辽墓壁画中汉仆从手中茶瓶    
  1986年南京林学院发现的北宋墓中,有许多高约31厘米,底6.4厘米,口径6厘米的瓶子,这些瓶子虽不是玻璃瓶,但考古学家研究认为:已和现今的瓶子十分相似了。另外,宋代《花坞醉归图》中,有一挑着行囊的仆人,行囊后端携带的酒瓶,也为宋代暖水瓶的样式,提供了参照。我们可以想见,宋代的暖水瓶虽然不能和现代的暖水瓶完全一样,但其基本样式已无多大差距。综合以上的考证,笔者倾向于宋代暖水瓶的样式为:    
  宽口,长颈,长腹,瓶口安有开启的瓶盖,它与暖水    
  瓶包装外腹壁上的近似直角的弧形铁把手相连,箍在瓶颈口上,以便于开启和提携。    
  也许有一天会出土宋代暖水瓶的实物,那将对笔者的这一考证作出验证。         
 第2节 金明池里的船坞 
  天津艺术博物馆珍藏着一幅《金明池争标图》,这幅题为张择端所作的绢画,精细描绘出了金明池争标的热闹景象。印之于记述东京风物的《东京梦华录》、《醉翁谈录》、《枫窗小牍》等着作,它丝丝入扣,为我们了解北宋时期的金明池的面貌提供了相当正确的依据。尤其是图中所绘的“澳屋”,即船坞,尤为宝贵。笔者认为,这是经得起推敲的历史真实: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宋代造船业有着较之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繁荣的表现。官府的、民间的造船工场遍布沿海各地,并以平均每年造船三千余艘的速度进展,而且有的地方所造“舟船深阔各数十丈”,频繁出海入洋,这就使停泊、检查、修补船只的船坞应运而生了。如宋太宗时的山东青州临朐人张平监阳平都木务兼造船场工之际,“旧官造船既成,以河流湍悍,备其漂失,凡一舟调三户守之,岁役户数千。平遂穿池引水,系舟其中,不复调民”。应该说这是古代史籍中较早的一条关于“湿船坞”的材料。它未说明这种“湿船坞”能不能修补船只,但是据文中“穿池引水”看,这种船坞是一种池子形状,若将池口处堵上,将中水车乾,便变成“乾船坞”,是可以修船的。宋代较为明确的“乾船坞”则是和黄怀信这一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黄怀信,《宋史》无传,仅在《宋史·河渠志》中有点滴记录:熙宁六年(1073)四月疏导黄河时,王安石采纳黄怀信根据李公议所献疏河的“铁龙爪扬泥车法”而提出了浚河“浚川把”,从而使黄河畅通。由此可见,黄怀信对水利、机械起重都有过精深的研究,堪称专家。对黄怀信建船坞的记述,主要在沈括《梦溪笔谈》补卷二《权智》中:开国初年,两浙献来一条龙船,长二十多丈,船工造有宫室层楼,其中设有卧床,以备皇帝乘坐游览。由于年长日久,船的腹部腐朽需要修理,但在水中无法施工。熙宁中期,依宦官黄怀信提出的方案,在金明池北挖一个很大的“澳”,其大小可以容下龙船。在“澳”底立上木柱,用大木架在立柱上当梁。于是把金明池的水引入“澳”中,将龙船牵引到梁的上面,随即车乾“澳”里的水,龙船便架在空中,修补完以后,再把水引进来,使龙船浮起,再撤去梁柱。在“澳”上盖一座大屋,成为藏船的房子,从此再也不怕船暴露在外面了。    
  这是目前所能查找到的在船坞中修船的一条较早的史料,在宋代以前,尽管有许多造船的史料,但还未发现船坞的史料。遍查宋代其他典籍,还未发现其他有关在船坞中修船的更详或更简的记载,那么我们就非常有必要将金明池中的船坞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首先要弄清“澳”,蔡绦《铁围山丛谈》说金明池:“池北创大屋深沟以贮龙舟,俗号“龙澳”者。”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作过类似的记述。从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中看,“澳屋”是在图之右侧,即金明池北岸正中部位,一跨水高耸敞开无门的大屋。其支柱框架突现于岸堤,后半部未画出,但可以想见整个船坞呈形。“澳”有多大?这需看金明池有多大。据载它“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池内经常演习“水战”,杨侃《皇畿赋》说它“阵形星罗,万棹如风而倏去”。金明池北岸的“澳”之大小于此可略知其规模。还有,沈括所说黄怀信监修的大龙船长二十多丈,孟元老说这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阔三四丈”。以宋代1丈约合今天3.07米计算,大龙船长逾百米,宽十余米,是完全可能的。它“上有层楼台观槛曲”,可谓庞然大物。在金明池中是由“虎头船”等小船用绳牵引,出入于“澳”的,以大龙船的长、宽、高、深之度,便可推算出“澳”,也就是船坞的长、宽、高、深之大略。“澳”的立体状貌是怎样呢?只能从《金明池争标图》见一侧影,却找不到直接史料,只好去找旁证。北宋天圣初年,在真州(今扬州市南)建通江澳闸,胡宿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真州水闸记》。在胡宿的笔下,其“澳闸”的结构是:    
  砻美石以甃其下,筑疆堤以御其冲,横木周旋,双柱特起。深如睡骊之滨,壮若登龙之津。    
  胡宿所写的是建在水中的“澳闸”,而不是盛大龙船的“澳屋”,可是“深如睡骊之滨,壮若登龙之津”的澳闸,与金明池中的“龙澳”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它们还是很接近的。再说,真州水闸建造在黄怀信监修大龙船之先,对他以后建设船坞恐怕不无启发。     
  “澳”的面貌似乎可以有一能自圆其说的解释,但如何使“澳”中的水车乾以在“澳”中修理龙船?1979年,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市造船工业局合着的《造船史话》认为:大龙船引入金明池北一大坑后,“再用土墙将坑与金明池隔开,抽掉坑中的水,船就被架了起来,修补非常方便。修缮完工后,将土墙挖去,龙舟又浮了起来。以后,就将木梁木墩拆除”。    
  这种解释明显与事实不合,因为沈括没作过用土墙将坑与金明池相隔的记录。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沈括没有说过,就不能有用土墙相隔来解决船坞的问题的设想了。若用土墙相隔,挖掉土墙,船是可以浮起来了。可是“澳”中都是水,在水中怎么能将承架那样庞大龙船的大木大梁大木墩拆除?如果不将木、梁、墩拆除,大龙船怎么能再次进入这船坞?根据《东京梦华录》可以知道,大龙船出船坞俯矙“争标”,当天便返回船坞。    
  针对此点,笔者从当时机械起重程度出发,认为关键在于“澳”有个“门”,或者称之为“闸”,较与事理相符。其依据是:《东京梦华录》卷一中就记录了开封出入船只的最大城门之一的东水门,“有铁裹窗户,遇夜如闸垂下水面”。这表明完全可以设立一能启闭上下的较大的装置。其启闭的工具应为那种装摇柄和轴的起重装置——绞车,如曾公亮《武经总要》云:    
  绞车,合大木为床,前建二叉手柱,上为绞车,下施四单轮,皆极壮大,力可挽二千斤。用牲畜或多人,或同时用多部绞车之力是能绞起能容纳大龙船那样宽大的“龙澳”之门的。    
  严格地说,这是一种整体升降的“悬门”,它又唤作“兼板”、“插板”。曾公亮《武经总要》有这样的描述:    
  其制用榆槐木,广狭准城门,漫以生牛皮,裹以铁叶,两旁施铁环,贯铁索。门阖五尺,立两颊木,木开池槽,亦用铁叶裹之。若寇至,即以绞车自城楼上抽所贯铁索,下插极于槽中。    
  在陈规《守城录》中就可以找到从城墙上用绞车起放“悬门”的记录。而且,北宋雍熙元年(984),乔维岳在淮安至淮阳间人工运河堰中就创“二斗门”,“二门相逾五十步,覆以厦屋,设悬门蓄水”,这与金明池北岸的“龙澳”情况何其相似!按乔维岳设“悬门”的时间计算,它在修龙船之先,前有榜样,足资借鉴,设“悬门”以修船,应为顺理成章之事。    
  据王应麟《玉海》记载:熙宁六年(1073),汴河就有启闭有时的“水闸”。这些实例都会对如何解决隔断金明池水入“澳”,和引水入“澳”以使船出这一设计思想产生积极作用。一言以蔽之,在大船坞设“悬门”以解决隔水、引水,当是较为合乎规律的。    
  然而,从张择端所作《金明池争标图》来看,池北岸的“龙澳”上只有“厦屋顶”,却无“悬门”装置。张择端如实写照的“界面”之笔是不容怀疑的。经过反复考证,笔者得出的结论是:黄怀信在浚通黄河时采用的“滑车绞法”,可以解决金明池船坞“悬门”的移动这一疑难。其方法,正是《宋史·河渠志》中所说:    
  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把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绳,两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浚。    
  已故的机械史专家刘仙洲先生,将这种“滑车绞法”总结为“复式滑车法”。在宋人所画的《捕鱼图》中,还可以看到这种方法的原型。其法可作这样表述:    
  在杆上所装的同一个轴上,装上直径大小不同的两个滑车,使原动力一边,即人搬绞车的一边,转动较大的滑车,再由同轴上的一个较小的滑车转动,以牵动升降重物的绳索,这样就可以用较小的力量吊动较大的重量,使“悬门”容易被升降起来,并移到他处。修大龙船的船坞的“悬门”,就是采取黄怀信所创的这种方法升降、移动的,所以在画面上看不到“悬门”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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