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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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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节 “叶子戏”的演变 
  关于牌的起源,以往在世界上有过不同的意见。法国学者认为是法国却尔斯六世在位的1392年发明的,比利时学者则提出他们要比法国玩纸牌早,而瑞士一位僧侣的文件,却记载着1377年时纸牌在瑞士已非常风行了……    
  近年来,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桥牌最初起源于中国唐代的“叶子戏”这一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所接受。其主要依据是从“叶子戏”和牌的形制和打法一致上来断定的:中国的“叶子戏”是以天文历法为基准,牌分四类,“以象四时”,西方的桥牌也有类似说法,四种花色象征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西方桥牌共52张,而“叶子戏”在明代就已经明确分为40张了,清代则产生了60张一副,四人共打的纸牌样式。    
  它们的方法是依次抓牌,40张为四人各抓8张,余8张为“中营”;60张为每人抓10张,余20张另人掌握着,以次递分给在局者。1~8或1~10,这基数和西方桥牌是一样的。玩“叶子”,是“大可以提小”,标明万万贯、千万贯等依次类推的叶子遵循“万胜千,千胜百,百胜钱”的规则,这也是西方桥牌最一般的玩法。特别是斗叶儿时,唤作“发张”,以大小较胜负,牌未出时都反扣着,不让他人看见,出叶儿后,一律仰放,斗者以所仰之叶测未出之叶,以施斡运,这简直是和桥牌中打法相差无几了。至于“叶子”与桥牌的图像,都是以人物形象为主。形状,“叶子”与桥牌均为长方形……总之,从门类、张数、花色及对牌义的解释来看,“叶子戏”和桥牌都是非常相像的。    
  倘若追溯这一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源头的话,则要从中国的唐代说起。因为目前国内外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纸牌的前身“叶子戏”的记载,即人们都非常熟悉的那条史料,出自唐人苏鹗《同昌公主传》:    
  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    
  盛光珠,令僧祁捧之堂中,而光明如昼焉。    
  为了玩“叶子戏”,公主竟让人掌上珍贵的“夜明珠”来照明,以通宵酣作,这反映出“叶子戏”是相当吸引人的。在唐代以后的郑樵所编的《通志略》中,还有四种”叶子戏”着录,其中《击蒙小叶子格一卷》,注明为唐五代李煜妃子周氏所撰。这确凿地表明“叶子戏”在唐代中后期有很大魅力,也是很时髦的。    
  “叶子戏”的演变    
  唐代“叶子”的真面目究竟怎样?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认为:唐代书籍用卷轴展示不易,人们便用纸制为叶子状,上书以备检用的称谓、提要等。可以说最初的“叶子戏”即以此为源头。既然可以在纸叶上写上文字,怎么不可以绘以图形?从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卷首扉画、唐五代后晋开运四年(947)曹元忠所印《大圣毗沙门天王像》来看,它们都印刷得十分精美,或侧面配以文字,或下面配以文字。这样的一页雕版印纸,可以看作是“叶子”的面目,也就是说在麻纸上印上图像,印上文字,分为一叶一叶,可充作纸牌玩赏娱乐。    
  “叶子”在唐代是否传向外国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唐咸通九年(868),日本高僧宗叡返回故乡时,带回去中国经卷、历书、字书、韵书134部,这就使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推断:有图文的“叶子”,作为中国雕版印刷品的一种,极有可能在这个历史阶段就开始传向海外了。到了南宋,在临安都城的市场上,有专门出售“扇牌儿”即纸牌的店铺,如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的“行市”中就有这一行当,可见纸牌在南宋众多的娱乐玩具中已是有相当可观的独立地位。在伎艺节目中,有艺人竟将猴子训练成为“斗叶猢狲”,为观众表演。在饮食中,也有了“斗叶”食品,而且多在年终向市民推荐的“消夜果儿”中现。若不是“叶子戏”十分普及,显然不会有这样的社会行为。但是,宋代“叶子戏”的具体物象,不甚明了,我们只从《说郛》得知,有一种与饮酒联系密切的“叶子戏”,那是曹继善的“安雅堂觥律”,其中有叶子119张,即觥赞1张,觥例5张,觥纲5张,觥律108张。叶子均采录古代善饮或嗜酒者,每张叶子用一首五言绝句概括这个掌故,以一句话作结,终写罚酒、饮酒法。用作者的话来说:“以叶子行觞,欢场雅事也。”    
  《宋史·艺文志》中还有几部“叶子戏”的着作,它们是:《叶子格》三卷,《偏金叶子格》一卷,《小叶子例》一卷。这标示着宋代的“叶子戏”的打法已有多种。《辽史·穆宗本纪》就记录穆宗与群臣玩“叶格戏”,可见宋代“叶子戏”影响之大,可惜的是遗存的史料十分寥寥。    
  元代,由于蒙古的西征,疆域扩大到了欧洲,这大约是纸牌传入欧洲的时刻。笨重的火枪都是由元人在这时传入欧洲的,更何况随身便可携带约数十张纸牌呢?拉施特《史集》就记述了远征欧洲的蒙古人是非常奢侈于娱乐的,他们每到一地,都要玩上几个时辰,消磨时光,玩纸牌自娱是最合适不过了。    
  但是,意大利学者却认为是威尼斯商人在漫漫旅途中,为了排遣寂寞而发明了纸牌。这一主张恰恰可以成为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或去欧洲的中国人将纸牌带往意大利的一个证明,而不是相反。法国著名东方学者莱麦撒就曾说过:欧洲人最初玩的纸牌,其形状、图式大小及数目,皆与中国人所用者相同,或亦为蒙古输入欧洲者。    
  史实表明,当时的欧洲印刷条件还不具备大量印制纸牌来娱乐的程度。直到14世纪末,欧洲才有印刷所。在此之前,欧洲所出现的纸牌只能是从中国传去的。是纸牌的传入,推动了欧洲印刷业的产生。现在发现最早的欧洲雕版印刷品是一幅刊明为1423年的圣克利斯多夫像,图像下面也附有文字,这和中国上有图像下有文字的印刷品完全相同,以此也可推断,欧洲最初的纸牌也是这个样子的。    
  宋元时期的“叶子戏”,至今未有史料来证明它的打法是什么样的。李清照的“打马”或可算是“叶子戏”的一种变异?据传后来的“宣和牌”打法倒是和“叶子”打法相像,但那是后人整理的。只是在明代,“叶子戏”的面貌才逐渐在人们的眼前清晰起来。首先是在形制上:新疆吐鲁番发现的这张纸牌,有力地证实了中国纸牌的源远流长新疆的吐鲁番,曾发现过一张明代初期的纸牌,呈狭长形,绘有穿着盔甲的武将形象,上印有“管换”,下印有“贺造”字样。“管换”、“贺造”是当时印制纸牌者的生意经,是为了扩大纸牌的销售所精心设计的词句。当然,这一纸牌并不一定是明代的纸牌,很可能是明代以前“叶子戏”中的一件,它有力地证实了中国纸牌的源远流长。况且,吐鲁番早在秦汉时期,就是中国通往西域的一条必经之路,从这里,中国纸牌被传向西方是不必多加释说就可明了的。    
  最为主要的是,这张纸牌上所印着盔甲的武将形象,则与纸牌游戏定型后的武将形象十分接近,这是目前能见到的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纸牌的具体物像。验之明代的“叶子戏”,一个显着特征是纸牌上绘有了宋代水泊梁山起义的宋江、武松、李逵、史进等人形象,他们都是威风凛凛的武将。    
  有人解释说:叶子上之所以画上水浒豪杰,是寄寓了好赌而负,必去为匪;胜也侥幸,必同盗贼的深意。这或许可备纸牌释义之一说?依笔者之见,绘画与雕印,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叶子戏”可以选择的最佳样式。据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说:在明末清初,叶子不仅有作古将相图的,还有作美人图,作甲第图的,还有分鸟、兽、虫、鱼门类图形的,这就使“叶子戏”更具观赏性,更吸引人。    
  更吸引人处,还在于自明代以来的“叶子戏”打法已具“角智争新”性质。如这时“叶子戏”中的一种“马吊”牌的打法:    
  四十叶为一具,一叶为一种,分四门,自相统辖。打时,四人入座,人各八叶,以大击小而现出色样,及余八叶冲出色样,出奇制胜,变化无穷。四门最尊者是“赏”,次为“肩”,最小者为“极”。“赏”、“肩”、“极”上桌,皆可配成色样。色样大小,名称有很多,但惟有“马吊”最为韵事,入局者气静声和,无容争竞,所以又叫“无声落叶”,特别引得士大夫的喜爱。打“马吊”充满了智慧机巧,龙犹云(即冯梦龙)《牌经十三篇》认为:凡牌在人手,虽不闻不见,可以意示之。小者流多长,用大者道每短,灭疾者牌必丑,捉急者门必狭。可擒而故纵者饵也,可纵而故擒者狠也,饵则速图,狠当徐守。藏盈而出虚者,桩家之巧也,弃少而用多者,散家之常也。先大后小者求也,先小后大者探也,得本惹生多应通路,独行无继识关门……    
  正因如此,“马吊”在明代,使许多人如痴若狂,穷日累夜地玩,金钱乘机也渗透其中。冯梦龙就曾专作《纸牌》民歌说:“纸牌儿,你有万贯的钱和钞。我舍着十士门,百子辈,与你一路相交。”“马吊”之盛原因于此可见。    
  明代戏曲叶子    
  为了应付日益迫切的需要,明代问世了大批的“叶子戏”着述,比较著名的专门着作有潘之恒的《叶子谱》、《续叶子谱》《六博谱》,汪道昆的《数钱叶谱》,黎遂球的《运掌经》,王良枢的《诗牌谱》等。至清代,“叶子戏”更为鼎盛,各种分歧纷纷出现,如“斗虎”、“红楼叶戏”、“诗牌”,但最为普遍和最有代表性的仍推“马吊”,这可从设立于城乡之间的“马吊馆”见其端详,清代酌元亭主人《照世杯》中就记有这种非常专业化的“马吊馆”情形:    
  见厅中间一个高台上面,坐着带方巾穿大红鞋的先生,供桌上将那四十张牌铺满一桌,台下无数听讲的弟子,两行摆班坐着,就像讲经的法师一般。那先生将手指着桌上的牌说道:“这牌在古时原叫叶子对,有两人斗的,有三人斗的。其中闹江、打海、上楼、斗蛤、打老虎、看豹,名色不同。惟有马吊必用四人,所以按四方之象,四人手执八张,所以配八卦之数。以三家而攻家,意主合从;以一家而赢三家,意主并吞。此制马吊之来历也。若来不打过桩,不打连张,则谓之仁;逢桩必提,有千必挂,则谓之义;发牌有序,殿牌不乱,则谓之礼;留张方贺,现趣图冲,则谓之智;不可急提,必发还张,则谓之信。此运动马吊之学问也。    
  清吴友如绘《海上百艳图·作叶子戏》    
  这篇小说还交待了打“马吊”的一些要领,如“分牌之敏捷不错,出牌之变化奇幻,打牌之斟酌有方,留牌之审时度势”等。作者还描写了一位听众:只道马吊是个戏局,听了吊师的议论,才晓得马吊内有如此大道理,比做文章精微,不觉动了一个执贽从游之意……    
  这些都表明了“马吊”的魅力。可是清代的“马吊”在更多的意义上却陷入了赌博的漩涡,正像钱泳《履园丛话》指出的: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百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许多人为打“马吊”而倾家荡产,这是“叶子戏”最初发展所始料不及的。         
 第3节 “汉文化圈”的交流 
  中国周边的国家,主要如日本、越南、朝鲜等国,它们与中国一衣带水,比邻而居,形成了一个地理单元。由于古代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她以璀璨的文化照耀于世,这自然对近在肘腋的诸国以极大的影响,如汉字、儒学、陶器、历法,甚至连吃喝玩乐的方式,都引起了这些周边国家如醉如痴的效仿和吸收。    
  如清代浙江湖州有一巨富,为遣兴而听从一人的献计,选三十二俊童,布于堂室四角。即日邀某公子对弈,公子见而大喜。其行棋之法,欲行何子,只一开口,其人即至何处,不须举手之劳,而布局之妙动合自然,局终为之拍手称快……    
  谁知这种“下活棋”的样式,却被越南人原封不动“引进”。据清代李文泰《海山诗屋诗话》云:越南人所下棋即象棋,下棋时,必于树林阴翳之地,广可数丈,乃展一局,选男女各16人,皆韶年艳服,各执一牌,牌上大书“车”、“马”、“炮”等字,使对立其位,以男女分黑白子。下棋者各高坐,令侍者传呼某子行某度,某子即应声而进。若被弹之子,则执牌出局。当时的郑活源,就是以此情景写下了《观安南人下象棋》的诗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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