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时书话-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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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西川集》，写信告诉了叶先生，他在2 月10 日的回信中特别向我指出
签名本的价值，恰合我意。他说——
您收得本人签名的书，确有趣味。签名本必有上款，又可以考究受书者何以不能保
存，以至传到旧书铺，此亦掌故也。
每本有作家签名的书，其散失、流传的经过，我相信都可引出一个可长
可短的故事来。看起来琐细，也许会包含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时代意义。我
存有1954 年4 月周作人在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初版本，
扉页上有他用毛笔的签名，并盖有名章，上面写着——
行严先生惠存寿。
这书是送给章士钊先生的。那时周作人写诗作文还不宜直署原名，而用
“遐寿”或“长年”的笔名。前两年，我偶然在周作人的日记中，发现他是
托北京张次溪转送此书的。那么这本书何以流入旧书肆，今已无法查考。不
过关于这两位当事人却大有可讲。不说别的，光是讲北京女师大事件，周作
人和章士钊就站在对立面。周作人在女师大教书，他站在学生一边，同鲁迅、
许寿裳等一起发表宣言，写文章，公开反对章士钊。事隔多年，两位当事者
又同住一个城市，但当以朋友相待，并以著作相赠了。
诗人辛笛，1948 年1 月在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印了一本《手掌集》（见图
104），曹辛之设计封面，典雅可爱。书出之际，他恰好有大洋彼岸之行，携
去分赠域外友好。
七十年代初，我在天津的旧书店内部门市部买了一册《手掌集》，扉页
上有诗人的签名——
宝心兄存念辛笛。
1948 年2 月13日，初客于旧金山，明晨首途去洛杉矶。
越过大洋的这本书并未长留彼岸，由受书者又带回了祖国，或另有来历？前
些年，我好奇地问过辛笛先生，他说那受书者回国后在天津执教，当是“文
革”中流散的。辛笛先生送我的书中另有一本《手掌集》，上面也有题字—
—。。
此为三十二年前旧作，早应覆瓿，乃有香港书商私自翻印，兹承友人远道见寄，仅
以一册持请德明同志指教。辛笛，1979 年5 月在上海。
两本书我都珍藏着，似乎更喜欢经历过历史风尘和长途旅行的初版签名
本。想起来这世界也真小，一本书的下落更变幻莫测，谁也想不到它最后的
归属。
前年，我有机会作越洋旅行，坐在旧金山机场的一座圆形候机大厅里，
准备飞往洛杉矶。一个人枯坐无聊，便猜想着眼前过往人的种种身份和职业、
年龄。。我忽然又想起辛笛先生的这一签名本，很真切地记得“首途去洛杉
矶”那几个字，一算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那时的旧金山机场有现在这般
漂亮吗？那时候的诗人辛笛该有多么年轻哟。
签名本的趣味（之二）
在我收藏的书刊中，有两本期刊上是有作家签名的，偶尔翻到时总不免
要多看几眼，一是墨迹珍贵，二是确实可以给关心中国新文学掌故者提供一
点知识。比如我收藏了一本上海中华圣教总会1924 年出版的《爱国报》第二
十五期（见图105），这是尊孔、提倡孔道的刊物，其中也有“益世小说”
和文艺，实为文言小说和旧体诗词。刊物上声明会员一律送阅，封面上还标
有“孔圣万岁”的字样，看了令人生厌。我并不想研究尊孔的史料，本来也
不会搜集这类刊物，但是为了封面上的墨笔题字，我还是立刻收为己有，旧
书铺定的价也还公道。
这是五四时代两位著名作家的交往实录，题字只一句话，如下——
敬赠
玄同先生的荒谬图书馆
伏园
原来这是孙伏园特地购来送给钱玄同先生的。孙伏园是北京《晨报副刊》
的主编，“五四”前后同鲁迅、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诸先生往来密切。
赠送这本刊物的前后，他正与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在北京合办《语丝》杂志。
他深知五四运动的时候，钱玄同是一位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其激烈和坚定的
程度已经达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把这样一本复古尊孔的刊物送给钱先生收
存，当然是最合适的。从这一简约的题字里，我们又了解到在钱玄同先生的
书斋中有一个“荒谬图书馆”，当然是专门搜集那些反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
反面书刊了。看来那时疑古先生还有兴致搜集一些奇谈怪论，仍不失当年的
锐气。也许这个“荒谬图书馆”所藏的不仅是关于尊孔的书刊，比如疑古先
生在书摊上买到过一本《情诗三百首》之类的书，其中竟把鲁迅先生的诗也
收进去了，他可能认为这也是属于“荒谬图书馆”的版本，因此特地买了一
册送给鲁迅先生，并在1920 年5 月7 日致鲁迅的信中说“天地之大，无奇不
有”。
五十年代初，孙伏园先生在出版总署担任过图书馆的馆长。我的同事陈
君与他们馆里的一位女士结婚，孙先生以长者和领导人的身份来我们单位参
加婚礼，我有幸得见这位名人一面，还听他讲了几句祝贺的话。凡是接触中
国新文学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孙伏园这名字的，因为他的名字总是与鲁迅先
生连在一起。我青年时代可能犯有名人崇拜病，记得最高兴的便是看到了孙
伏园先生。真是岁月如流，现在不仅孙先生早已过世，连当时的新婚夫妇也
已先后亡故。
还有一本1945 年夏季在大后方出版的刊物《民主生活》创刊号（见图
106）。这是一本三十二开的土纸印的刊物，连封底封面算上只有二十页，甚
至没有版权页，不知出版于何处。但是，我一直把它作为稀见的珍本刊物保
存。这是因为我遍查有关的期刊目录，都不见它的记载，而它的内容又是很
重要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刊物，我怕它因失记而终至亡佚。另外，在这刊物
的封面上有烈士李公朴先生的亲笔签名，他用钢笔写在封面的顶端——
徐盈子冈先生公朴赠
由此可证，《民主生活》大体是李公朴烈士所编，又可证明是在昆明出
版，那时他在昆明办有北门书屋。稿件又有寄自重庆的说明，这也是一个旁
证。刊物可能出版于1945 年6 月，也许是李先生被国民党暗杀以前所编的最
后一种刊物。李先生与闻一多先后倒于争取民主的血泊之中，看到他的墨迹
油然而生一种崇敬的感情。至于受书人的徐盈和子冈夫妇，前者是我常常有
所请教的前辈，后者是我一度同过事的大姐，自有一种亲切之感。现在子冈
大姐已故，徐盈先生近年亦长期养病在家。看来《民主生活》在当时未必能
公开发行，除《发刊词》外，共七篇文章，只有一篇有化名，其余全无作者。
刊物的政治观点是鲜明的，如《国民党六全大会透视》、《重庆——特务的
世界》、《重庆政府反民主反人民的新措施》等，都是使国民党当局看了会
心惊肉跳的文字。《发刊词》更公开称“法西斯中国分号——蒋介石集团”，
这样的刊物即使发行也立刻会遭到查禁。编者自称办这样一个小小的刊物，
担负着为民主而斗争的重大任务，不免有点“小炉匠揽大炮”的弱点，但是
愿意尽最大的力量办好这个刊物。《民主生活》是否出版过第二期，或一共
出了几期，一时也难查到，因为创刊号出版两个月后日本投降，形势又有了
新的发展。
签名本的趣味（之三）
“九叶集”诗人之一的陈敬容女士已经逝世了，生前她曾经赠我四川版
的她的一册选集。抗战胜利后，我开始读她的诗和散文，以及她翻译的《巴
黎圣母院》，那还是我第一次读雨果的长篇。1948 年5 月，她在上海星群出
版公司出版的诗集《交响集》，我是从北京的旧书摊上得来的，是她的签名
本。（见图107）这是“森林诗丛”中的一本，其他还有方敬、杭约赫（曹
辛之）、辛劳、莫洛、唐彛⑻破淼募钢郑宦尚湔湫⌒捅荆遣苄林杓�
的开本和封面。我结识陈敬容也是在诗人辛之的家里。她的签名本是送给李
健吾先生的，扉页上写着——
健吾先生指正
敬容 5月，1948年
显然，这本诗集是由李先生从上海带到了北京，不知怎么又流落到旧书摊前。
除了签名以外，书中还有多处改正了错字和漏句，甚至连诗的标题也排错了，
如《陌生的我》，错排成《陌生的城》。
记得李健吾先生去世后，在协和医院地下室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事毕，
我就近去看曹辛之先生，坐下不久，也是去同李先生遗体告别的陈敬容、卞
之琳先生先后来了，自然我们的话题都谈到了健吾先生。每当我翻开《交响
集》的签名本，常常会想到这件事。
胡风先生的书我也在旧书摊前捦得两本，一本是1948 年5 月上海文化生
活出版社出版的曹禺电影剧本《艳阳天》，是“文学丛刊”中的一种。书上
有曹禺的签名——
胡风兄指正家宝
胡风先生的书何以能流到旧书市场上来，一想到他所经历的坎坷命运，
也就用不着多说了。另一本是1938 年4 月武汉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战地生
活丛刊”第四种即吴奚如著的报告文学《阳明堡底火战》。我所收藏的是广
州支店的粤版本。作者用毛笔写着（见图108）——
赠给我们的批评家——胡风兄
奚如 1938。8。9。
保卫武汉战争之时。
这个简短的签名给我留下两点很深的印象。一是吴奚如同志带着充满感
情的语言，赞誉胡风是“我们的批评家”。知道奚如同志经历的会理解“我
们”的含义。他1925 年参加革命，同叶挺同志在一起工作，大革命时他担任
过湖北省委代书记，后来到上海参加“左联”和特科的工作，抗战开始后又
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任周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奚如同志参加“左联”前后
创作了不少小说，出版过几本集子，同胡风有过工作联系，最了解胡风是我
们队伍中少有的具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理论家，因此这个“我们的批评家”
决不是泛泛之词。第二个印象是，这本《阳明堡底火战》，包括签名末尾写
的“保卫武汉战争之时”，都充满了战争时期的气氛。“保卫大武汉”的口
号，曾经激发起全国人民抗战的士气，这个签名本充分反映那个大时代的风
云色彩。
非常难得的是，当胡风的问题尚未平反以前，奚如同志自己的历史问题
还没有得到公正处理的时候，他仍然以一个老同志的品质，为胡风向中央上
书直言，并写了详细的材料，“对于组织上了解和处理胡风同志问题是有很
大帮助的”。（周而复《长相忆——怀念吴奚如同志》，《新文学史料》1988
年第三期）从他送给胡风先生的这一珍贵的签名本，我们可以联想到两位老
革命家的崇高情谊。遗憾的是即使在文艺界，现在知道胡风这名字的人多，
而知道作家吴奚如名字的人恐怕太少了。
冷摊得来
寒斋的书橱前，从来不敢贴这样的告示：“自用书，不外借，请原谅。”
但，我理解在书橱前贴此类告示的主人的心情，非常羡慕这种直言的勇气。
我的很多藏书都得自冷摊，买时花不了几个钱，想不到日后竟成了“海
内孤本”，身价倍增。比如狂飚社的高长虹，1926 年他在北京编过一种小型
的杂志《弦上》，是极小的六十四开本，每期仅几页，很多研究鲁迅和中国
现代文学的人都不曾过目，仅仅知其名而已。某年，我吃过午饭之后，照例
去东安市场的旧书摊漫步，无意间得到了这个小刊物的合订本，只用了八角
钱。后来唐彛⒊率逋鞠群蠼栌霉Ｈツ旮叱ず绲募蚁缋慈耍⌒懈�
的文集，他们又借去复印了几份。果然按时还来了。“文革”当中，我到天
津出差，顺便到当时设在东门内文庙的旧书店去看书。那是个内部门市部，
正殿、侧殿里都有旧书，书价也不贵。其中署名马天安的剧本《出狱之后》，
是个薄薄的很不起眼的小册子，只用了四角钱。回到北京便放在旧书堆里了，
多年不曾翻动过。直到前几年，我在编邓颖超同志的《纪念与回忆》时，才
发现马天安就是马骏烈士的笔名，剧本正是在天津出版的。当年马骏与周恩
来等人一起组织觉悟社，共同领导了五四时期天津的学生运动，后来还担任
过地下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待我就此写了一篇书话之后，远居西北的马骏
烈士之子来信说，他第一次知道父亲写过剧本，要求借阅。此外，写过《马
骏传》的作者也来信说，不知此事。当马骏烈士的孙子还回我的藏书时，他
说已经复印了几份，还诡秘地使了个眼色：“您当年花几毛钱买的旧书，现
在成了革命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