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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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七八○年（唐德宗建中元年）《通考》说，天下两税户凡三百八十万五千零七十六。《通典》说，主户一百八十余万，客户一百三十余万，共得三百一十余万。《通考》所记两税户本于《新唐书·食货志》，与《通典》不符，《通典》当较为近似。
（7）八○七年（唐宪宗元和二年），有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通考》所记户数）。本年，李吉甫献所著《元和国计簿》。据《国计簿》所记，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方镇中凤翔、鄜坊、邠宁、振武、径原、银夏、灵盐、河东（以上是朝廷所属边境八镇），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以上是藩镇割据的七镇）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报户口、不纳赋税。其余许多方镇也留用本境赋税，还要朝廷发给养兵费。朝廷每年收入，主要来自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国计簿》指出，朝廷每年收两税、榷酒、斛斗、盐利、茶利等税共得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缗）、石，比天宝赋税短少并不太多，纳税民户却比天宝少三分之二以上。唐肃宗以来，江、淮民众负担奇重，统治者依然骄奢淫佚，有恃无恐，《国计簿》正好给这种现象作了具体的说明。
重税下民众被迫逃亡，有些确是逃亡到别州，有些就在本地隐藏，官吏从而大获私利。唐宪宗时吕温作衡州刺史，奏称本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去贫穷、死绝、老幼、单独等户，堪差科户有八千二百五十七。吕温到任后，查出官吏隐藏（私自收税的）不纳税户一万六千七百。吕温说“与其潜资（私利）于奸吏，岂苦均助于疲人”（与差科户同负担）。朝廷并不因此惩罚收私税的官吏，足见朝廷对地方官的控制力已经是十分衰弱。纳私税户多于纳官税户，以此为例，杜佑曾估计天宝年间户口，逃亡户至少有三分之一，应该说，不是缺乏根据的。
战乱和重税，使得民众逃亡，户口大耗损。但在朝廷、官吏、庄主等剥削者方面，收入并不感到困难，因为只要民众还生存着，他们就有利可取，不逃亡户被剥削，逃亡户也同样被剥削。
唐后期的户口
（1）唐穆宗长庆年间，《通考》说，有户三百九十四万四千五百九十五。《新唐书·食货志》作三百三十五万。《通考》说，唐敬宗宝历年间，有户三百九十六万八千九百八十二。河南河北三十余州，一向割据，不纳贡赋。唐宪宗连年用兵，取得暂时的统一，三十余州奉朝廷制度，申报户口。可是，八二二年（长庆二年），河北三镇又告割据，朝廷新增州县并不多。长庆、宝历户口激增的原因，似与唐暂时统一关系不大。八一一年，唐宪宗在制书里责备州刺史说，自定两税以来，以户口增损为考核地方官成绩的一个标准，因此，地方官用析户的方法作出虚数，又招引逃亡户入境，作为新附户，“至于税额，一无所加”，反而使人心动摇，土著愈少。唐宪宗说税额没有增加，是贪得无厌的谬见，地方官申报虚数，却是实在情形。唐后期几个户数，其中一部分应是虚数。
（2）八三九年。唐文宗开成四年），有户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
（3）唐武宗会昌初年，有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未年，有户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开成四年到会昌初年，不过两三年，为什么户数骤减。会昌初年到未年，不过四五年，为什么户数骤增。八五三年（唐宣宗大中七年），上距会昌六年不过七年，为什么全年税收只有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其中租税五百五十万余缗，榷酤（茶酒）八十二万余缗，盐利二百七十八万余缗，比元和初年税收，还不到三分之一，户数却比元和初年多一倍。这都说明唐后期的户数，是地方官任便增减的虚数，真实户数是在减少，也就是朝廷纳税户大量被官吏、庄主、商贾等人夺去。自唐懿宗时起，诸方镇连户口的虚数也不报了，唐朝廷成为架空的朝廷。
唐前期行均田制，农民一般都得到土地，当时赋税较轻，政治较好，因之，田野开辟，户口渐增，社会经济呈现繁荣的景象，国家声威通到遥远的四方。这种富强程度，对过去所有朝代来说，是空前的，但对中国具备着的富强条件来说，唐前期的成就还是很有限的。以州县等级为例，上州不过四万户以上，中州不过二万户以上，下州不满二万户；县是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为下县。可见上州、上县的标准并不高。照杜佑所说，天宝户当有一千三四百万，一户以五口计，全国不过六七千万人，与土地相比，州县一般是地旷人稀，大有开发的余地。可是，剥削阶级贪欲的增长，比民众发展生产的速度高得太多，兼并愈来愈剧烈，赋税也愈来愈繁重，为争夺剥削权又发动战乱，战乱更加重了民众的痛苦。民众在残暴统治下，逃亡现象愈趋严重，生产力逐渐萎缩，到后来竞至无法再生产，最后爆发大起义，惩罚剥削者。唐中期和后期，剥削阶级就是这样厉行兼并、重税、战乱三件事，使得唐前期的繁荣社会遭受大破坏。
第五节 唐朝经济（下）
唐前期行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农民与工商业者关系较少，统治阶级的搜括也还不是过度残酷，工商业因而受到一些限制，发达是较缓慢的。随着土地兼并的盛行，整个统治阶级的骄侈浪费，再加以战乱频繁，南北物资更需要流通，自唐中期起，工商业开始活跃起来。行两税法以后，纳税按钱计算，官与商操纵物价，刻剥民众，取得大量财物，工商业得到空前的兴盛。官商搜括获厚利，另方面，自然就是民众被搜括得无以为生。不过，商业的发达，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间，经济上的联系更进一步地加强了，这对社会的发展也还是有些积极作用的。
一 手工业
唐朝手工业有官营、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供宫中或朝廷使用，私营手工业生产商品，供商贾贩卖致富，但商贾借以致富的商品，主要还是广大农民农妇生产出来的谷物和布帛。
官营手工业
宫中、朝廷的用具以至军需、营造，凡属于百工的事业，都设有专官掌管。少府监、将作监是各工官的长官。下面略举两监及所属各工官的职掌，可以推知官营手工业的规模。
少府监（尚方监）——总的职掌是管理百工技巧的政务。除了率领五署等属官，本监还掌管（1）供给天子和后妃常规的器物、服饰以及祭把用的玉器、朝会用的仪仗。（2）训练工匠。训练期各工不同，精细刻镂工四年，车舆、乐器工三年，刀矟（音朔shuò）工二年，矢镞、竹漆等工一年，冠冕等工九月。教者传授家传技艺，每季由官考试一次，年终大考一次。工匠制造器物，成品上都署本人姓名。
中尚署——掌制造天子后妃所用艺术品和美丽服筛。附设有金银作坊院。
左尚署——掌制造天子后妃以至王公命妇的车辇，兼领刻镂、蜡烛等作坊。
右尚署——掌马辔加工以及制造刀剑、斧舄、甲胄、纸笔、茵席、履舄（音戏xì，木底鞋）等御用器物，兼领皮毛作坊。
织染署——掌织造天子太子及群臣的冠冕、组绶及织染锦、罗、纱、縠、绸、、绢、布。特织品有瑞锦、宫绫，织成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形状，文彩奇丽，织法是唐初贵族窦师伦所创。这些特制品，设专官监视，不许流传到外面，一年中用费和织成的匹数，都得奏明。每当掖庭织锦，特给酒羊，七月七日（夏历）祭杼乞巧。唐代宗时，下诏说，在外所织造的大张锦、独软锦、瑞锦等并宜禁断；义绫锦花文织成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及羌样文字（梵字）等也应禁断。照诏书所说，瑞锦宫绫的织法也流传在外面，并且花样繁多，技巧不比内作差。织染署所领作坊有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一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杨贵妃得宠，专为贵妃院作工的织工绣工多至七百人，其中自然有很多织锦巧儿。
掌冶署——掌熔铸金、银、铜、铁，造成器物，兼领涂饰琉璃、玉等作坊。
将作监——总的职掌是管理土木工匠的政务。类似建筑工程师的高级匠人称为长上匠，州出钱雇用，因而也称为明资匠，名额有二百六十人。柳宗元作《梓人传》，说“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值太半”，就是这种长上匠。将作监率领下的各官有：
左校署——掌木工。宫室有定制，凡官修的宫室，都归左校署承办。
右校署——掌土工。杨贵妃的二姊虢国夫人，造新第宅，中堂造成后，召工圬墁，工价二百万（二千缗）。工匠要求特赏自己的技艺，虢国夫人赏红罗五百段。工匠一看也不看，说，请取蚂蚁蜥蜴若干，放在堂中，过些时查点，如果短少一个，连工价也不敢要。大建筑物不许有蚂蚁容身的微隙，自然是很高的技艺。
中校署——掌舟车工。
甄官署——掌石工陶工。雕刻石人、石兽并制造碑柱、常捌矿荆种圃旄髦置髌鳌�
军器监——掌制造弩与甲，有弩坊、甲坊。
据《唐六典》说，少府监有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有匠一万五千人。两监挑选有技能的工匠，在原住州县专立户籍，按番到两监服役，称为短番匠。也有在家为官府作工，不必上番的工匠。王建《织锦曲》说：“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一匹千金亦不卖，限日未成官里怪”。按限日缴纳织物，大概是对待女匠的一种办法。如工程不多，工匠无须上番，或两监和雇其他工匠，都得由工匠户出钱交给两监。技艺最高的工匠称为巧手，选入两监所属各署供职称为供内，被选后不得纳钱推辞。供内工匠有缺额，先补巧手的子弟。和雇的铸匠中，如有巧手，可补为正工。两监工匠从全国工匠中选拔出来，尤其是供内的工匠，选拔得更精。皇帝和大贵族需要的工艺品，两监能够全部供给。两监是手工业的精华所在，虽然对民众生活毫无益处，但制成的物品，足以代表当时手工业技巧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
少府监最重要的业务是织纴，将作监最重要的业务是建筑，下面举一些例，说明当时技艺上的成就。
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的毛裙两条，料用百鸟毛，正看是一色，倒看又是一色，自昼看是一色，灯影下看又是一色，百鸟形状，都显现在裙上。每条值钱一千缗。又令尚方取百兽毛织成鞯（音煎jiān，鞍垫）面，呈百兽形状。自安乐公主作毛裙，贵官家里妇女多使织工仿制，南方奇禽异兽被猎获，几乎绝了种。
武则天在洛阳用铜、铁铸天枢，高一百零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有铁山，周一百七十尺。用铜制蟠龙、麒麟萦绕铁山。天枢上置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直立捧火珠，高一丈。工匠毛婆罗造模。又铸九州鼎，豫州鼎高一丈八尺，余州鼎各高一丈四尺。鼎上图画山川物产，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又铸十二时神（子鼠、丑牛等十二支）各高一丈。
武则天在洛阳造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明堂凡三层，上层作圆盖形，用九龙捧圆盖。顶上置一涂金的铁凤，高一丈。堂中有十围的大木，上通顶，作为明堂的总往，各种结构都依大木为根本，又在明堂北造天堂，高五级，到第三级，便可俯视明堂。上列三例，说明织纴、冶铸、建筑在技艺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少府监属官有铸钱监，分散在产铜地区，是一种重要的官营手工业。六二一年（唐高祖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直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钱重一两。轻重大小最为合宜。隋文帝时铸五铢钱，实重五铢，与汉五铢钱重量相同，形状也相似，顾炎武《日知录》说，“今之五铢，亦大抵皆隋物也”。隋五铢钱一千重五千铢，二十四铢为两，五千铢得十三斤又三分之一两。隋一斤等于古三斤，古十三斤有余等于隋四斤五两，每一五铢钱重六分九厘余。唐开元通宝钱重二铢四累（十累为一铢）。这里所说一铢、一累，等余古三铢、三累，二铢四累等于古七铢二累，比汉、隋五铢钱加重二铢二累。开元通宝钱一千重六斤四两。每钱一枚重一钱。自唐高祖创制一枚重一钱的开元通宝钱，下至清朝，基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