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谱电子书 > 文学名著电子书 > 中国通史(一至四册) >

第177部分

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77部分

小说: 中国通史(一至四册)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劳动群众一方面不免受佛教诱骗,但主要的是仇恨佛教。五一五年,北魏冀州沙门法庆聚众起兵,专毁寺庙,斩僧尼,法庆利用民愤来发动战事,足见佛教早为广大民众所唾弃。三阶教的一些主张,是想在民愤大爆发以前和以后,有所和缓和补救。无尽藏积聚钱物,准备补修被拆毁的寺庙。劳苦群众是铲除社会上一切秽恶的实在力量,三阶教人说一切众生是真佛身,合安在好妙处,自身(僧徒)既在好房舍,佛(众生)在下恶处,岂成平等?这是三阶教人说些空话来欺骗劳苦群众。净土宗盛修佛像,三阶教说是泥龛。佛徒自称应该享受,理由是佛犹如国王,僧犹如王子堪受国王的福荫,堪受如来的荫庇。又佛犹如父母,念佛人犹如儿女合得父母饭食衣服床榻卧具,这无非是僧徒给自己作无耻的辩护。三阶教看出僧徒必有一天受到惩罚,为逃避惩罚,因此说不得坐僧床,不得吃僧食,借以自别于一般僧徒。佛徒称说现在住持好处所,来生得生好国土,得证菩提,所以僧应该住持寺,也应该入寺舍好处。三阶教说僧徒不该住寺,甚至不许入寺。三阶教说菩萨不亲近国王王子大臣官长,这也是矫一般佛徒奔走权门借势害民的弊病。总之,三阶教的教义,在佛教看来是反常,是异端。这种异端能够产生并盛行,说明有些佛徒自知恶贯满盈,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隋文帝大兴佛教,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专办后事的教派,开皇二十年,下令禁止。可是,佛徒不敢相信本教可以久存,还是尊信三阶教,分本寺房屋,让三阶教徒居住。唐高祖唐太宗都崇道抑佛,愚顽的智实受杖,法琳在狱中念观音不灵,佛徒愈觉末日不远。一个佛徒说,自从周武灭法,佛菩萨都回到西方去了,就是说佛菩萨部骗不了人了。迷信的人为了护法,尽量布施,无尽藏接受钱帛金玉,数量多到无法计算。施舍人往往车载钱帛,交给无尽藏僧人,不告姓名而去,武则天兴佛教,屡次禁止三阶教,没收无尽藏钱帛。唐玄宗开元元年,下令灭三阶教,所有钱帛分给京城诸寺。开元十三年,令诸寺收回分给三阶教的房屋,众僧不得别住,《三阶集录》不得编入佛书目录,如纲维(寺主等掌权人)放任三阶教徒私自传教诱人,发觉后勒令纲维还俗。尽管唐玄宗再三严禁,三阶教还是互相勾结,朋援繁多,在佛教极盛的唐朝,佛徒做贼心虚,总感觉末日的将到。这种对佛教施加压力的来源,可以说是汉族传统文化通过儒家学派的复兴,渐次夺回精神界被天竺文化占去的阵地。
  佛教办的另一件后事,是隋炀帝大业年间,僧徒静琬在房山的石经山开始刻石板经,藏石窟中,准备佛法完全消灭后,依靠这些石板保存佛教,静琬前后刻经三十年,石板藏满七窟。他死后,他的弟子们相继刻石。辽、金、元、明各代,还有人当作修功德,继续补刻。窟中所藏和埋在地下的石板共有八千块以上。隋文帝大兴佛教以后,静琬还不敢有佛教不灭的信心,加紧刻石以备法灭,可见鲜卑统治结束,外来宗教失去依恃,周武帝灭佛,声称“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对佛教无异宣布死刑。法琳要唐太宗自认是鲜卑人,也是企图胡人事胡神,而这一企图恰恰犯了唐太宗的忌讳。汉人建立的朝廷,必须承认儒学是正教,要维持封建统治,从经验里也证明儒比佛、道是较好的工具。儒学有两个要点,一是辨别华夷,二是强调忠孝。这两点,佛教在答辩上想说出理由是极困难的。封建统治者在国为君,在家为父,臣子服从君父,是维持封建秩序的根本所在。儒家学派坚执这两点,所以任何佞佛的帝王,例如梁武帝,也不能彻底废儒。形式上儒的地位比佛道低,实际是相反,儒拥有较大的潜在力。
  佛教各宗派,都偏奉一经以立法门,如天台宗奉《法华经》,华严宗奉《华严经》。佛经出发点无非是苦空二字,所说不能不是一偏之见。宗派的成立,表示执持偏见,顽固不化。各宗派的大师,都想解释所尊奉的经典,求其通达。原来佛经以文辞琐碎烦杂、义旨暗昧难明为其特征,中国僧徒继承两汉今文经学的章句之学。解释佛经,愈讲愈难通,愈难通愈讲,恶性循环,经疏愈积愈臃肿,学徒愈学愈迷惑。义净《南海寄归年法传》有一段话,说佛学流弊,他说,“讲说撰录之家,遂乃章钞繁杂……上流之伍,苍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宁就。律本自然落漠,读疏遂至终身,师弟相承,用为成则。论章段则科而更科,述结罪则句而还句。……又凡是制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岂得故为密语,而更作解嘲”。义净所说隋唐佛学,很象两汉今文经学。两汉今文章句之学,流弊也是极其烦琐,“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结果是“通人恶烦,羞学章句”。尽管朝廷在上提倡,今文经学总不免趋于衰亡。魏晋玄学兴起,攻击儒经,两汉四百年作为利禄之途的大量章句,一字不留地消灭了。任何一种学术,如果出现烦琐的解释,说明这种学术已无新的境界可辟,随之而来的只能是衰落或灭亡。隋唐佛徒作了大量烦琐的义疏,表示佛学达到极盛的境界,同时也表示接近衰亡,代烦琐学派而兴起的总是简易的学派,禅宗就是佛教里比较简易的学派。特别是禅宗南宗,尤为简易,离开文句,抛弃经典,也能一旦贯通,得大师称号。格守佛教烦苛的戒律,死抱白首宁就的义疏的僧徒,苦于前途渺茫,忽见禅宗南宗,正如魏晋某些士人放弃章句改谈玄学一样,从烦琐的戒律和义疏中解脱出来,自觉境界一新,精神得到自由。所以禅宗南宗一出,佛教各宗派为之风靡,许多僧徒愿意接近南宗以求精神界的出路。
  魏晋玄学谈无,佛教大乘谈空,无与空是可以合流的。玄学是唯心主义哲学,佛教是发展得更高度的唯心主义哲学,当然又可以合流。玄学家发挥庄周的消极厌世思想,与佛教苦空完全一致。魏晋玄学家以旷达放荡纯任自然为风尚,蔑视礼法,这和禅宗都是统治阶级里面的放荡派。玄学家是高级士族,社会地位稳固,敢于肆无忌惮。禅宗僧徒没有这样的地位,必须依靠佛教的名义才能实行放荡,所以,禅宗是披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释迦其表,老、庄(主要是庄周的思想)其实。禅宗思想,是魏晋玄学的再现,至少是受玄学的甚深影响。玄学与禅宗在思想上都是反动的,但玄学冲击儒家的奴仆礼法之士,禅宗冲击天竺佛教奴仆各宗派的死守者,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又都起着一些积极的作用,值得赞扬。佛教认为人在前生都是有大小不等的罪过,这实际是性恶论,和儒家正统派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性善论正相矛盾,禅宗南宗改为性善论,以为狗子也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在人性的基本问题上与儒家一致了。按照轮回说,佛教认为当前的禽兽虫蚁,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当前的父母,后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孙,所以孝父母是无意义的事。与儒家孝悌为人之本的伦理学说如水火之不能相容。自从佛徒制造出不少讲孝的佛经,强调孝是成佛的根本,而且实行三年之丧,在唐朝,儒佛对孝的分歧,至少形式上得到一致。禅宗南宗废弃天竺传来的戒律和经典,更增加了儒佛求得一致的可能。中国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思想来源不外道儒两家的学说,既然道家(不是道教)、儒家与佛教(主要是掸宗南宗)思想上基本取得一致,那末,经过改造(宣传孝道)的佛教特别是禅宗南宗成为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也就不容置疑了。攻佛最坚决的韩愈,在潮州(广东潮安县)与大颠禅师往来,认为“颇聪明识道理”。所谓道理,当然是儒家的道理,佛徒谈儒道,自然是颇为聪明。这些,正好说明禅宗南宗是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唐朝佛教中国化,即佛教玄学化,这是化的第一步。禅宗僧徒所作语录,除去佛徒必须的门面话,思想与儒学几乎少有区别(特别是两宋禅僧如此),佛教儒学化,是化的第二步。禅宗兴而其他各宗派都基本上消灭。禅宗获胜的原因,主要是自立宗旨,不依傍他人,放弃天竺佛教传来的奴仆面目,装上中国士大夫常见的普通相貌。这样,外来宗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得到统治阶级的容纳,作为统治的辅助工具之一,与儒、道并存。
  禅,梵语禅那,意为坐禅或静虑。僧徒一般都得坐禅,天台宗所倡的止观,也就是禅的一种。自从鸠摩罗什译出《禅法要解》等书,禅学始成专业。罗什弟子竺道生,用玄学解释佛理,已含有唐朝禅宗思想的要旨。佛教在南朝重义学(讲义理),在北朝重禅学(坐禅),因之,禅宗得在北方建立起基础来。
  南天竺人菩提达磨,自称是天竺禅宗的第二十八祖,梁武帝时,从海道来到中国。达磨不合南朝重义学的学风,转到北方传播他的禅学。达磨的禅学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所谓见性成佛,意思是觉悟到自心本来清净,原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如此修证,是最上乘禅。达磨教人首先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壁观,要人心安静象墙壁那样坚定不移。其次是发行,即一报冤行(逢苦不忧),二随缘行(得乐不喜),三无所求行(有求皆苦,无求即乐),四称法行(法指空无之理,称法而行,即无心而行)。达磨说法虽说离言说相,离文字相,但仍以《楞伽经》为依据,所谓安心发行,都是逐步深入的修行法,所以达磨所传的法,实际就是渐修法。《楞伽师资记》说达磨所说有《达磨论》一卷,又有《释楞伽经要义》一卷,亦名《达磨论》。达磨和天竺其他僧徒一样,跑到中国来,企图成立他的楞伽宗。他故意做出一套神秘的姿态,自称他的禅学是教外别传,从释迪牟尼起,历代师弟以心传心,不立语言文字,到他已经二十八代了。他带了一件棉布袈裟来,说是历代传法的凭证。这些都是无从查考的妄说,不少奴仆却被他俘获了。其中有一个“博通群书,尤善老庄”,名叫慧可的僧徒,达磨认为堪充法嗣,要他表示为法舍身命的决心。慧可自己斩断一臂以表诚恳(一说被盗斩去一臂,这个盗可能是争夺法嗣的同学),达磨才把那件袈裟付给慧可。如果真有这件事,可见禅宗开始时,也带有天竺秘密传授的邪气。到了第三传僧粲(隋时人),作《信心铭》一篇,含有明显的玄学思想,它的总结是“至道无难,唯嫌简择”,与庄子《齐物论》的说法相通。禅学与玄学进一步地结合起来了。第五传弘忍,住黄梅县(湖北黄梅县)双峰山,门徒多至千人以上。据说,他的本领是“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这和庄周思想更接近了。
  弘忍门徒中,神秀早为上座并为教授师,一日,弘忍宣称要选择法嗣,令门人各书所见,写成一个偈,让弘忍挑选。门人都推崇神秀,不敢作偈。神秀夜间在壁上写了一个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见偈,唤神秀来,说你作此偈,只到门前,还未入门。你回去思考,再作一个来,如入得门,我付法衣给你。神秀回房苦思数日,作不得新偈。一个舂米行者(未剃发,在寺服役的人)慧能,不识文字,请人代写一个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又作一偈说:“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静,何处染尘埃”,从空无的观点看来,慧能的空无观比神秀较为彻底,因此,弘忍选定慧能为嗣法人,秘密给他讲《金刚经》,教他带着袈裟急速逃回新州(广东新兴县)原籍。一件袈裟从神秀手边突然失去,当然不肯忍让。从此,禅宗分南北两宗,慧能在岭南传顿教,被称为南宗,神秀在北方传渐教,被称为北宗。南北两宗都自称禅的正宗,因慧能传得袈裟,徒众又盛,门徒之一的神会,冒险到北方争夺正宗地位,最后南宗的正宗地位得到公认。实际上渐教是禅宗的正宗,达磨以下五代,都不曾提顿悟得法之说,神秀所写那个偈,弘忍本已承认它的嗣法资格,不料突然出现慧能两偈,比神秀说得深切,弘忍临时改选慧能为法嗣,授与传法袈裟,并给他秘密讲授《金刚般若经》。禅宗顿教,慧能是创始人。他的始祖实际是庄周,达磨不算是始祖。达磨依据的是《楞伽经》,弘忍弟于玄赜撰《楞伽入法志》,玄赜弟子净觉撰《楞伽师资记》,推南朝宋时中天竺人求那跋陀罗为第一代,达磨为第二代,弘忍门下神秀、玄赜、慧安三人为第七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