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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3部分

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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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正补佛教之不足。大抵南北朝末年,佛道两教势均力敌,只要争取到统治者的偏宠,就能暂时压倒对方。隋唐两朝特别是唐朝,佛道两教斗争的形势,甚为剧烈,朝廷忙着做调剂工作,不敢使宗教太显著地失去均势。下文着重讲唐朝的道教,必要时也不能不涉及佛教和儒学。
  道教高谈清静无为,佛教专演苦空寂灭,不过这都是些装门面的话头,实际完全相反,他们都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有些甚至是政治阴谋的发动者。周武帝兴道灭佛,佛徒助隋反周,特别是女尼智仙,给隋文帝影响最大。周武帝死后,著名道士焦子顺便向隋文帝密告受命之符,帮助他阴谋夺取周政权。隋文帝即帝位,尊焦子顺为天师,经常和天师商议军国大事,怕他往来疲劳,在皇官附近立一个五通观,使他安居。焦子顺助隋灭周,目的是想在新政权中为道教占一地位,极端崇佛的隋朝,道教还能保持仅次于佛的地位,这大概就是焦子顺政治活动的结果。统治者对道教总没有对佛教那样放心,开皇十三年(五九三年)命令私家不得藏纬候图谶。道教的妖言,使隋文帝畏惧起来了。隋炀帝刚即帝位,于大业元年(六○五年),便下令禁止图谶,与谶纬有关的书,一概烧毁,私藏禁书,查出后处死刑。又在东都洛阳置道术坊,所有懂得五行占候卜筮医药的人,令聚居坊中,朝廷派官检查,不许随便出入。道术坊中人固然也与佛教徒有关,但关系更密切的却是道教徒,隋炀帝这种处置,显然是怕有人象焦子顺那样给政治野心家密告受命之符。事情果真是这样。一个著名道士王远知给唐高祖李渊密传符命。又有僧徒景晖授李渊密记,说他当承天命。道士僧徒看到旧统治不稳,在强宗豪族中寻找可能取得政权的人,给他传符命,事成算是助义有功,事不成,传者口说无凭,可无危险。地主阶级分出若干利益,扶植宗教,原意是要它们起助顺作用,但在统治者地位动摇时,它们又起助反作用。隋朝的经验,使唐朝十分注意儒佛道三种势力的均衡问题。
  李渊本是迷信极深的庸人,他在起兵反隋时,对佛许下大愿,说做成皇帝,一定大弘三宝。这个庸人在做成了皇帝,并且削平群雄,政权稳固以后,感到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对朝廷是不利的。他排除众议,下诏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勒令被沙汰的人还俗,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其余寺观,一概废弃。寺观比例,似乎两教待遇公平,实际是打击佛教,暗助道教。因为佛教在隋朝得到无限制的发展,现在寺数大减,自然要大批僧尼还俗,道教人数有限,与佛教有不差多少的容身地,还俗就不是什么迫切的利害关系。这个诏令刚宣布,唐太宗发动政变,停止沙汰僧道。
  李渊所姓的李,无疑是北周的贵姓,这种关陇贵姓,远不能和山东士族比高低。李渊自称出自陇西李氏,即使是真的,门第也不算高。著《道德经》的李耳。早被道教徒吹成高大无比的教主,李渊想提高门第,和教主攀亲是个简便的方法。李渊即帝位的第三年(六二○年,武德三年),晋州(山西临汾县)人吉善行,说在羊角山地方见到一位骑着白马的老叟,叫他转告唐天子说,我是你的祖宗,今年击贼(王世充)获胜后,子孙享国一千年。李渊听了吉善行的话,即在羊角山立老君庙。这样,李渊与李耳的祖孙关系就算确定了。次年,他到终南山拜谒老君庙。大概羊角山立庙以后,其他地方也相继立庙,宣扬皇帝与老君是亲属。李渊利用道佛二教,还利用儒学,六一九年(武德二年)他命令国子监里立周公(先圣)孔子(先师)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六二五年(武德八年),他亲到国子监,正式宣布三教地位,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
  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兄皇太子挛建成,争夺帝位继承权,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唐太宗。唐太宗迅速获胜,道教按照唐高祖兴道抑佛的既定方针继续得到发展。王远知是茅山道士陶弘景的徒弟。唐太宗战胜王世充和窦建德,回到长安,有一天同房玄龄著普通人衣服去见王远知,王远知迎出来说道,这里面有圣人(皇帝),难道是秦王么?这显然是诈术,秦王身被黄金甲,率铁骑万匹,坐兵车,押王窦二俘到太庙行献俘礼,王远知在路旁看热闹,岂有不认识秦王之理,他行施这一诈木,秦王果然被迫承认了。王远知接着说,将作太平天子,希望好好的干。唐太宗不久登上帝位,给王远知在茅山特造太平观,表示崇敬,这个王远知也就俨然成了神仙。所谓神仙异人,说穿了无非是行施诈术是否得售,王远知就是行诈得售的一人。唐太宗为推崇李耳,在儒学方面有所安排,六二六年(贞观二年)取消周公的先圣名义,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这是因为老聃不过是东周的一个史官,周公则是西周开国元勋,要周公屈居老聃下,似乎不顺。孔子相传是老聃的学生,尽管唐太宗大崇儒学,不妨碍老第一,儒第二的次序。佛道两教互相排挤,都想本教独尊,六三七年唐太宗下诏,确定男女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这是僧道争地位,道教得政治上助力,夺得优势的第一次。六三九年,道士控告僧人法琳毁谤皇宗(李耳),唐太宗派大臣查勘,判定法琳有罪,流放到益州,法琳在路上死去,又一次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不过,唐太宗偏护道教,仅仅是要确定李姓是教主李耳的子孙,并不减损对佛教的信仰,所有佛教徒佞佛的行动,他不曾缺少一件。他信佛教实际比信道教更深,他吃天竺僧的长生药就是明证,他尊崇道教,完全是一种政治行动,目的在提高李姓的地位。六三八年即贞观十二年,唐统治已经巩固,吏部尚书高士廉奉命撰成《氏族志》,居然仍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仍居次位。唐太宗出面斥责,才改列皇族为第一,外戚为第二,降山东崔氏为第三。皇族能够勉强列在第一位,首先是因为皇权巩固,其次是道教主姓李,否则就是唐太宗发怒力争,未必能使旧士族承认,可见提倡道教还是有效的。
  唐高宗与武则天是夫妻,但争夺权力的矛盾显然存在,唐高宗以道教徒为自己的拥护者,武则天以佛教徒为自己的拥护音。六六六年,即政权全归武则天的第六年,这个实际已经夫位的懦夫,到孔子庙行札,赠太师名号,这大概是对儒生表示求助。他又到毫州老君庙行礼,上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圣母曰先天太后,上尊号丝毫无救于李姓的失势。武则天召集僧道百官议《老子化胡经》,并下令搜聚天下《化胡经》一概焚弃,不得列在道经之内。这一来佛教徒大占优势。唐高宗教诸州营造孔子庙堂及学馆,儒与道联合,可能给佛徒一种压力。武则天上奏请令王公百官都学《老子》,每年依《孝经》、《论语》例考试土人。唐高宗令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僧徒自称是释子(释迦的儿子),唐高宗这样处置,意思是说凡道士都是李耳的儿子,应该拥护李姓的皇帝;又令贡举人必须兼通《道德经》,实际是要合儒道为一个拥李的力量。六八三年,唐高宗死,武则天夺取帝位的活动愈益迫切,佛徒助武则天夺位有功,得到的报酬是明令规定释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男女道士之前。这时候,道教徒知道失势,要恢复首位无望了,就有些道士要求弃道当僧,如洛阳弘道馆主杜义乞改行为僧,武则天赐名玄嶷,并特赐僧寿三十岁。老道士一下变成老和尚,有资格反道了。他作《甄正论》,斥责道经,说是全出伪造,这个道教的叛徒,大受佛教徒的称颂,其实,唐高宗不死,杜义到死也决不会变玄疑。佛教正在得势,有一个僧人请求销毁《老子化胡经》,武则天指定八个学士(儒生出身)讨论这个僧人的请求,讨论的结果是“汉隋诸书所载;不当除削”。为什么一向崇佛曾下令焚弃《化胡经》的武则天会保护《化胡经》,可能她正要杀悍僧薛怀义,杀死以前,对道教表示一些好意。宗教只是统治者用来摆弄别人的玩具,宗教徒希望充当的,起初也无非是这种玩具,每当被摆弄的时候,就有得利的机会。到了后来,即统治者本身中宗教毒极深的时候,宗教就要反过来摆弄政治,甚至宗教指使教徒发动宗教战争,取得政教合一,使政从属于教。武则天中佛教毒是很深的,但还能保持清醒,掌握摆弄佛道两教的权力,所以她是一个能干的皇帝。她晚年也求长生药,令僧人胡超合药,三年合成,所费巨万。这个僧人名胡超,可能是胡僧冒用汉姓名。大概胡超合药不敢用峻烈药物,这样他自己免了死,武则天也免了死。吃长生药不死,除去武则天恐无第二人。
  唐中宗恢复帝位,起初意识到自己复位是唐朝中兴,赶紧下令贡举人依旧学《老子》,老君依旧称玄元皇帝。不久韦皇后掌权,佛教徒又得势。华严宗所谓三祖的法藏,著述甚富,声名甚大,曾被武则天封为贤首菩萨戒师,他在唐中宗时,与僧慧范(太平公主的奸夫)等九个人,因造圣善寺(纪念武则天的佛寺)有“功”,同时受赏,九人并加官阶,赐爵郡公或县公。他是慧范一流的僧人,非善类可知。唐中宗韦皇后作恶不久,就都死去。同样昏懦的唐睿宗继位作皇帝,他依然受佛教的引诱,走向灭亡的道路,“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佛教控制唐政权似乎颇有可能了。可是,道教起着对抗的作用,使得佛教遇到阻碍。佛道争夺权利互不相让,唐睿宗无法判先后,令在法事集会上,僧尼男女道士并进并退,表示二教平等。
  唐玄宗看到了佛教所含有的危险性,即位以后,大兴道教,实际就是阻遏佛教的无限发展,同时也是受长生术的欺骗。唐玄宗自称梦中看到老子,醒来画出真容,又教人画老子像许多张,分送天下各州开元观安置,令当时男女道士庄严迎候,像到后行道七昼夜,朝廷给钱作设斋行道的费用。又赐钱给亲王公主以至全国文武百官兵士,令假日酒食宴会,表示庆喜。这样大规模地提倡道教,佛教是相形见绌了。佛教有四大菩萨,唐玄宗和道教徒李林甫等捧出四个真人来相对,他们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庄子著有一部书,列子、文子各有一部伪书,还可以说凭书得封号,庚桑子仅仅名见于《庄于》,硬凑成四真,其荒诞无稽,与佛教四大菩萨相同。宗教本来是从荒诞无稽中产生出来的,不管它有什么说法,都只能一笑置之。道教得势,就企图压抑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最早是唐太宗,取消周公的先圣名号,升孔子为先圣,事实上古文经学盛行的结果,述而不作的孔子决不能代替作者之谓圣的周公,庙太宗受到儒生的抵制,计划失败了。武则天换了一个办法,她封周公为褒德王,孔子为隆道公,老子的名号是玄元皇帝,王爵公爵自然应向皇帝低头,可是,周公的资望,远非老子所能攀附,要周公作者子的待从,唐玄宗等道教徒也是难于说出口的。后来又出了一个办法,索性推开周公,追封孔子为文宣王,直称文宣王与圣祖(老子)同时,是圣祖的学生,应该在太清太微二宫圣祖像前,更立文宣王道像,与四真列侍左右。儒家是否肯忍受道教这种侮辱呢,没有人出来说话,大概是忍受了。因为孔子给道教主当侍从,并不妨碍儒生的仕途,而且只在两个直宫里当侍从,在其他许多学宫里,孔子依然南面称王,足为儒生增光。儒者满足于王号,周公的先圣地位,也就无人保卫,从此学宫中的周公,因孔子封王而自然退位。开元天宝时期,道教极盛,佛教相对地衰退,这从佛教徒贺知章弃佛当道士可以看出当时的气候。
  唐朝皇帝兴道教,不管在政治上有何企图,想要得长生药,却都是一样的。自唐宪宗起,许多皇帝是贪生怕死的愚夫,贪生便要信道教的长生药,怕死便要佞佛求来生的福报,化死后的灾难,唐宪宗、店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都是吃长生药丧命的,唐武宗灭佛,以为可得老君的欢心,唐宣宗兴佛,不吃道士药,专吃太医李元伯所制长生药,以为太医非道也非佛,结果还是中毒死了。至于大臣名人因服长生药而死的为数更多,道教毒死了一批统治阶级中人,这就是统治阶级提们道教的一点成绩。
  每个宗教都有排斥异己独吞利益的愿望。佛道两教都象饿虎似地想独吞利益,这里只举一两个例,可以概见恶斗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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