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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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诗严格遵守了杜甫作诗的规律,即“知律”、“摊书满床”、“熟精《文选》理”、“应须饱经术”。李商隐诗对这些条件都做得十分满足,所以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他学杜甫诗,采取严肃的态度,造句精密,用意高远,在韩愈一派诗人反元白诗末流的运动中,李商隐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宋许彦周《诗话》说“作诗浅易鄙陋之气不除,大可恶。客问何从去之?仆曰,熟读李义山诗与黄鲁直诗则去也”。李商隐诗正和元白诗末流完全相反,李诗盛行,元白诗末流才失去地位,因此,他是韩愈一派反熟滥诗的最后胜利者。
李商隐与同时的诗人温庭筠齐名,时号温李,又与杜牧齐名,时号李杜。温庭筠的祖父温彦博在唐初曾做宰相,他出身富贵人家,过的是浪子生活,赌博酣饮,沉迷酒色,自恃才学,轻薄放肆,应进士试屡不得第,怨恨宰相令狐绹,作诗有“中书堂内坐将军”句,讥宰相无学。他喜爱音乐,尤其擅长弹琴吹笛,自谓“有丝即弹,有孔即吹”,不必选好琴好笛。唐人歌唱多用五七言绝句,唱时加上和声,和声辞有长短,后来就长短声填长短句,使合曲拍,这就自然形成一种叫做词的新体制。京中和各州县有大量官妓,又士大夫多蓄家妓,穷如柳宗元,至少也有一个家妓。这种妓女就是新歌辞的传播者,也可能是创造者。温庭筠长年和歌妓生活在一起,他的诗远不及李商隐,他的浪子生活和音乐专长,却使他成为词的重要创始人。固然,在温庭筠以前,早已有人作词,但专力发展这种新体制,成为代表一个时期的文体,不能不是温庭筠的功绩。他的词集号《金筌集》,歌咏的对象,无非是淫艳之事,比梁陈宫体,同样秽亵。晚唐统治阶级腐朽到濒临崩溃的时候,与梁陈如出一辙,宫体由词的形式表现出来,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唐朝文学是盛世,到了晚唐已经不可阻止地要发生大分化,按照文学史上通例,总得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结束旧传统,一个发扬新趋势。在晚唐,李商隐是旧传统的结束者,温庭筠是新趋势的发扬者。晚唐诗人温李称首,其余诗人都不能和他们比高下,因为此后诗人(包括词人)都是温李的追随者。
又一个与李商隐齐名的文人杜牧,是出身高门,又有才略的豪士。他好谈兵事,注《孙子》十三篇,流传于当世。他曾为牛僧孺的幕僚,又为季德裕所器重,但并未参加朋党,以求高官。他凭门第和才能,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比起李商隐的怀才不遇来,杜牧的遭遇还算是优异的。他的门第和才能,使他顾虑不多,敢于直说自己的见解。古文传韩愈的文统,为晚唐突出的大作家,诗也情致豪迈,接近韩愈。杜牧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揭露佛教罪恶,思想上也是韩愈嫡传。
晚唐李商隐杜牧号称李杜,按二人诗风,李接近杜甫,杜接近李白,晚唐的李杜,是盛唐李杜有力的后劲,特别是李商隐,得杜甫诗学神髓,是杜甫以后唐诗人中第一人。
上列晚唐主要诗人以外,还有陆龟蒙、皮日休、聂夷中、司空图等人。陆龟蒙隐居松江甫里,有田数百亩,屋三十间,是个中小地主。他也参加生产劳动,但主要是享受闲福。他和皮日休唱酬最多,唱酬诗一般是缺乏创见的。享闲福也使他完全脱离社会实际,当时民主疾苦,陆龟蒙在诗中全无反映,成为可有可无的诗人。皮日体为陆龟蒙集作序,称陆可与温李并驾,这样的评价未免过当,陆龟蒙决非温李的朋类,也不可与皮日休相比,因为皮日休有同情民众的诗篇,在陆龟蒙集中是一篇也找不出的。
皮日休于八六七年(唐懿宗咸通八年)举进士及第,次年到苏州作小官,与陆龟蒙唱酬就在这个时候。八八○年(庸僖宗广明元年),出任毗陵副使,他在路上参加了黄巢起义军。黄巢军攻入长安,被任为翰林学士。皮日休参加起义军,很有人替他辩护,说决无投黄巢军之理。其实,他对穷苦民众有同情心,正乐府十篇,都是憎恶官吏,为民伸冤的呼声。他在名篇《橡媪叹》里有“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诈仁还可以成王业,何况黄巢起义,是弔民伐罪之师,应该与汉高祖同样看待,他做官有什么不可以。别的文人正因缺少这一点同情心,所以不肯为农民效力。陆游《老学庵笔记》引《该闻录》说“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黄巢乒败,皮日休被乱兵杀死,是可能的。皮日休的子孙逃到会稽,投靠吴越国。他的孙子皮光业曾为吴越国丞相。宋时文人对皮日休事讳莫如深,力为辩白,其实声辩皮日休不会从黄巢,只能表明地主阶级的愚顽立场,并不能证明皮日休未曾做黄巢的翰林学士。
聂夷中是咸通二年及第的进士,年辈比皮日休高一些。他出身贫苦家庭,在晚唐权门大族把持仕途的情况下,寒门出身的进士不可能有什么前途。这使他不得不立在民众一边,作出一首著名的《伤田家》诗。到五代时,冯道还背诵这首诗来劝唐明宗体恤农民的勤苦。农民受剥削的惨状,被“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四句话说尽,聂夷中留下的诗不多,但这一首《伤田家》诗,足以抵得陆龟蒙诗集全部而有余,因为陆龟蒙不曾替民众说一句话。
司空图登咸通十年(八六九年)进士第,得宰相卢携器重。唐僖宗时,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仕途是顺利的。唐昭宗时,唐朝灭亡的时机渐趋成熟,司空图惧遭横祸,退出仕途,隐居中条山王官谷,那是很大的田庄,他享受大地主的闲福,和一些名僧、隐士赋诗作乐,足以抵消他求做大官的热情。朱全忠灭唐自立为帝,召司空图为礼部尚书,司空图不食而死。这在封建社会算是不事二姓的忠臣,隐居诗人加忠臣,使司空图声誉远超皮陆诸人,实际上他的诗虽有一些叹乱伤时之作,但全是空泛无味的闲人语。丝毫不反映他所生存的时代真实。司空图著《诗品》,标雄浑、冲淡等凡二十四则,名家诗风确有这些特征,司空图说得虽然抽象,但可以助人理解诗风。
庙末五代文苑中新兴的词已代替诗的地位,诗人远不如词人的成绩斐然。其中较大的诗人,只有韩偓韦庄二人。韩偓是唐昭宗时及第的进士,累官至翰林学士、兵部侍郎,他的官职,使他过着当时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他也知道唐亡就在眼前,为逃避朱全忠的加害,带着同族人跑到王审知的闽国去。他著名的诗是香奁诗,有《香奁集》三卷。
韦庄在唐昭宗时进士及第,有诗集二十卷。他最著名的诗是长篇叙事诗《秦妇吟》,诗中描写黄巢农民起义军在长安城的情况,当然,地主阶级的诗人,对农民起义军只能有反动的看法,从形式上看虽然诗是好诗,但内容既坏,也就不值得珍重了。韩偓韦庄是唐末五代的著名诗人,不过,他们对文学的贡献是在词的方面,他们应是更著名的词人。
凡是未曾完成的运动,本身的发展决不会半途停止。远在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植开始发起五言古诗声律化运动,经过南朝直到初唐,这个诗的声律化运动,不曾停止过。初唐沈佺期宋之问完成了这个运动,律诗从此定型。律诗是新型的近体诗,与旧型的古体诗,势成对立,陈子昂提倡古体诗,与沈宋成为两个源头。嗣后王(维)李杜崛起,开盛唐的伟局,当时作者风起,各自开辟出一些新境界,独立成一家。依傍他人门户的作者极少,所以呈现诗的盛世。王李杜所辟境界,特别宏伟,尤其是杜甫,诗境包含万象,足够供后人用力演绎,中唐韩愈白居易演绎的成功最大,以韩白为代表的中唐诗格,并不比盛唐低,按韩白的成就来说,盛唐与中唐无甚区别,不过,元稹未免启庸俗之端,卢仝、孟郊、贾岛等人,境界褊狭,都缺乏盛世景象,从多数作者来看,中唐与盛唐确有区别。诗到中唐,几乎所有境界都有人开辟了,到晚唐时期,统治阶级愈益腐朽,唐政权分裂成许多小块,诗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要找士人正常的出路感到绝望。诗的境界又早被中唐人尽量探索,遗存无几,晚唐人只能向琐碎细致处寻求新境,晚唐诗显出一片萧条气象,正与政治上的萧条气象相适应。不过,从特出诗人来看,李商隐不仅中唐末有敌手,即列在盛唐也并无愧色。温庭筠不只是文学家,而且还是音乐家,他有丝即弹,有孔即吹,音乐十分精通。唐人盛行歌舞,歌童舞妓到处都有。元结《箧中集序》说“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所谓污惑之声,是指新体歌词,非雅正的诗。杜甫诗“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里说的黄四娘家,可能是歌舞寻乐的妓家,韩愈《感春》诗“娇童为我歌,哀响跨筝笛;艳姬蹋筵舞,清眸刺剑戟”。李白尤为风流不羁,李诗绝大部分是写酒色之事,他老年流落江南,依人为生,家中也还养歌妓。唐朝士大夫几乎无不纵情声色,杜甫韩愈也未能免俗,何论余人。歌舞必有歌词,又必有曲折,配合歌舞的音乐也自然要有长短曲折。歌词配合音乐,七言四句必须有所变动,才能合歌舞。诗变成词,是歌舞促成的。所有重要的文学,都从民间创始,后来为文士所采取,经过加工和提高,成为文学的新体制。凡是活的文学,即配音乐歌唱的文学,无不如此长成起来。词的起源,却有些例外,词有一部分从民间歌调变来,也有一部分是士大夫创制。大抵清新丽正的词多出自民间,以敦煌遗文里杂曲子为例,文字通俗,情意真实,显然是民间流行的唱辞,曲调名目有《倾杯乐》、《内家娇》、《拜新月》、《抛球乐》、《鱼歌子》、《喜秋天》、《南歌子》等,说明在文士作词以前,民间已有大量好词在歌唱。这里介绍一首残缺不全并失词调的词句如下:“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写幼年新兵初上战场时的心情,写得很动人。另方面,淫艳浮丽的词多出自士大夫。以李白《对酒》诗为例,这虽然不算是词,意境却非民间所有,《对酒》诗云“蒲荡酒,金叵(音颇pǒ)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这种腐朽意境,完全反映出士大夫的腐朽生活,到温庭筠作词,专以妇女为描述对象,此后凡作词似乎非言闺情就不成其为词,这使词的境界变得狭窄不能象诗那样恢宏阔大。不过,词毕竟是新兴的文体,即使内容无异梁陈宫体,形式却是新鲜可喜的。词有两个起源,一是先在民间流行,经文士采取加工,提高为成熟的文学,二是知音文士,如李白温庭筠等人,对绝句的唱法有所变革,这就很自然地变诗为词。
《全唐诗》采集唐五代词,大体上可称完备。其中如元结所作《欸乃曲》(欸音矮ǎi),是采取湘江上船夫历年相沿的歌调,实际是七言四句诗,与七绝形式相近。张志和《渔歌子》也是七言四句诗,不过第三句改为两个三言句,形式更与词相似。韩偓《章台柳》,移两个三言句到最前面,其余三句仍是七言句。这都说明词(小令)与绝句关系甚密。韦应物所作《三台》、《调笑令》与王建的《三台》、《调笑令》,句法完全相同,足见歌调有定式。这些都是民间歌唱已有定式,文士采取加工,成为词的一个起源。自文士起源的词,当以李白为最早,《全唐诗》载李白词十四首,其中如《菩萨蛮》、《忆秦娥》显系后人伪托,但如《清平调》、《清平乐》等词,无疑是李白所作。《清平调》《清平乐》开专写妇女的风气。温庭筠继起,所作词《全唐诗》采录多至五十九首,标志着诗苑以外词已走上自己发展的道路,成为独树一帜的新体文学。五代时期作词已成普遍现象,汉化的沙陀人李存勖(后唐庄宗)也能作词,足见词在五代,好比诗在唐朝,盛况是相似的。作词者必须过着极其腐朽的生活,才能反映腐朽生活来充实词的内容。当时西蜀和南唐两国,恰恰具备这个必要的条件,因此两国成为两个词的中心地。
唐末战乱,唐朝士人多逃往成都,投靠王建。王建也尽量收容,供给足够的享受品,使维持原来的腐朽生活。这些醉生梦死的文士,继续做词寻乐,唐末风气,原样保存在前蜀国。前蜀国灭亡后,孟知祥建立后蜀国,腐朽风气有增无减,著名词人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