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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

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26部分

小说: 中国通史(一至四册)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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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善论性恶论归根只是说,合于统治阶级利益的就是善,不合的就是恶。
  对善人用礼乐,对不善人用刑法。礼乐刑法历代有变化,孟子法先王,虞夏商周都是先王,无法得到适合当今的礼乐刑法。荀子改为法后王,理由是天地过了长久的日子,眼前的却是今天,先王行了各种的治道,合时的却是后王。荀子斥责俗懦,说他们粗略地取法先王,扰乱当世的法制,议论谈说,实际上无异于墨子。这大概是指孟子一派的儒者,因为他们标榜法先王,无异于墨子的法先王。荀子所赞美的大儒是法后王,重礼义,轻诗书,划一制度,辅佐当今后王统一天下,这大概是说荀子自己的志愿。孟子法先王,是想行周公孔子的所谓王道,荀子法后王,是要实行战国末年已经成熟了的中央集权制度。孔孟政治学说经荀子修正,不再是迂阔难行的儒学了。
  荀子人胜天地万物说,是有进步意义的,由此造出专制主义的学说,在当时也是适合政治需要的。可是荀子否认命运,不敬天地,不信鬼神,不法先王,轻视仁义,人本性恶诸说,对统治阶级并不合用。因为统治阶级要利用命运、天地、鬼神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要利用先王、仁义、性善来文饰自己的政治,赤裸裸地用刑法来实行专制主义,是和王霸杂用的统治术不合的。所以在形式上合用的还是孔孟传统儒学,而荀子在儒学中地位不得不落后于孟子。后世孔子庙中没有荀子的位置,虽然专制主义是他倡导的。
  荀子是儒家传经大师,秦汉儒生所传《诗》、《礼》、《易》、  《春秋》诸经说,多出荀子,因之在儒家传经事业上荀子远高于孟子。
  韩非继承荀子的哲学与政治学,推进一步便失去儒家面貌,成为刑(形)名法术之学。
  韩非是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在荀子门下为大弟子。李斯自以为不及韩非。韩国衰弱昏乱,韩非屡谏韩王任用贤人,富国强兵,韩王不能用。《韩非子·问田篇》载堂谿公劝韩非不要得罪昏君权臣,遭受祸害。韩非回答说“我不怕昏君权臣,宁愿遭死亡的祸害,一定要替众庶百姓谋利益”。韩非所说为众庶谋利,实际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坚决反对残余领主的腐 朽政治。韩非著书十余万言,传到秦国,正合秦国政治的需要,秦始皇赞叹不已,说“我得见此人,和他在一起,死也安心了”。秦攻韩求韩非,前二三三年,韩非入秦。李斯怕韩非得信任,进谗言杀害韩非。
  韩非子是战国末总结诸子学说的大思想家,他吸收荀子的儒家学说、老子的道家学说以及东周以来郑国传统的法家名家学说,构成韩非的刑名法术之学。荀子依据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的旧说,主张人君对士以上用礼义,对庶民用刑罚。韩非子废弃礼义,主张人君对臣民一概用刑。韩非思想的基础是更加扩大的性恶论。韩非推崇老子,全书多引《道德经》语,但老子宗旨在柔弱无为,韩非却主张刚强有为。《解老》《喻老》两篇,阐发道德本意,语甚详备,但其中无一语说及无为柔弱,可见韩非仅取老子的法术,并不取老子的宗旨。法家(包括名家)有法、术、势三派。李悝、商鞅一派专主用法。李悝著《法经》六篇,为律家之祖。商鞅定秦法,国富兵强。他们所主张的法是君主制订法令,全国臣民无不遵守,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君主一人所说出的话是最高贵的话,说出来就成为令,所要做的事是最适当的事,定出来就成为法。一国里面,不许有两个人定法出令。申不害、尹文一派专主用术。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形名是术的一种。所谓形名,就是“循名以责实”,要臣下名(言)实(行)相符。尹文说,有形的(实在的事情)一定有名(名义、言论),有名的却未必一定有形。有了事实,不一定被言论到,但事实仍是事实;有了言论,是否真合事实,不可不根据言论去检查事实。所以君主必须根据臣下所言,检查臣下所行。慎到一派专主用势。势是凭借权位,有重权高位便能治天下,用不着要等待贤智。韩非综合三派学说,以为君主当乘势执术,臣下当守法奉令,不可偏废。
  集一切权力于君主一人,是韩非学说的本旨。但君主一人决不能有这种无限的智力,照韩非说:国君一人力不敌众人,智不胜万事,与其靠自己不如靠一国。用一国的眼睛看,看得最清楚,用一国的耳朵听,听得最明白。所以下君用尽自己的智能,中君能用欢人的力,上君能用众人的智。用众人的方法是“听其言必责(检查)其用(实用),观其行必求其功(效果)”(《韩非子·六反篇》)。
  韩非思想是荀子思想进一步的发挥,以此为基础,采取老子的术,商鞅的法,申不害、尹文的术(形名),慎到的势,造成完整的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当春秋后期农民地主两个新阶级开始产生的时候,与领主对比,势力自然是微弱者。孔子主张复兴周道来求政治上的统一,正反映了那些微弱阶级的政治要求。战国前期,两个新阶级力量增加了,孟子主张行仁政、保民而王,说明地主阶级向领主要求统一,还不能离开农民阶级的援助。战国后期,地主阶级更加强大,公然和农民阶级对立,它的代表人荀子主张用专制主义来求统一。到了韩非学说的出现,说明中央集权制度已经达到完全成熟的时期,地主阶级成为主要的统治阶级,同时农民阶级也成为主要的对抗阶级。
第八节 散文与诗赋
  黄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黄炎族与一部分苗黎族混合成华族,巫史两种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也互相斗争。传说:颛顼曾禁巫教。《墨子·非乐篇》说,商汤禁巫风,贵族犯禁罚丝二摇窦颖叮幌爰资芳湟幌虼嬖谧哦氛J分厝耸拢び谡魇担晃资鹿砩瘢挥谙胂蟆I坛诵殴恚追缡⑿校漓胩囟啵栉杞倒砩瘢τ行矶嗍客鲐J饭偎牵罅考坠俏淖旨窃氐笔贝笫拢执妗渡淌椤づ谈贰ⅰ陡咦陔廊铡贰ⅰ段鞑琛贰ⅰ段⒆印返绕谴筇迳媳3衷创蔷涞纳淌芬盼模瓤杀蟆R谰菡庑┪钠纯矗梢酝浦坛延邢嗟背墒炝说纳⑽模部梢酝浦邢嗟背墒炝说氖瑁胛髦艹跄甑氖挠τ型乃健
  周朝重史不重巫,史官掌记事也兼作诗歌(诗三百篇不少是史官所作)。史官世代专业,儒家所传经书,其原始部分大都是两周史官旧藏的典册。经书文辞分散文与诗歌两类。散文分质言文言两体。质言如《周书·大诰》、《康诰》、《酒诰》等篇,直录周公口语,辞句质朴,不加文饰。凡朝廷诰誓、钟鼎铭文多属质言体。文言如《周书·洪范》、《顾命》以及《仪礼》十七篇,都是史官精心制作,条理细密,文字明白。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篇》)凡史官所自作,多属文言体。鲁史左丘明采集诸侯国史记,作《左氏春秋传》,创文言体散文的极致。诗歌基本上四字成句,叫做四言诗。体裁分风雅颂三类。《周颂》是配合宗庙祭祀时所奏音乐的诗篇,辞句最朴素。西周贵族美(赞美)、刺(讽刺)王政,用西方古音乐歌唱的诗篇叫做雅诗。东周时宋国作《商颂》,鲁国作《鲁颂》,从章句形式看来,可能是用雅诗同类的音乐。《国风》是用各国地方音乐歌唱的诗篇,多采取民间歌谣,贵族所作也不象雅诗那样严肃。风诗吟咏情性,文学价值特高,最为流行。战国初魏文侯听古乐想睡觉,听郑卫之音不知倦,因为郑卫音乐繁音急促(“烦手踯躅”),是一种悦耳的音乐,和它相配合的诗篇,也是一种悦心的文学。
  两周散文与诗歌,经孔子删订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学。传经师儒,或阐发经义,或讲明训诂,与文学完全绝缘。文学的主流诗歌被尊为经,失去了活力,儒生只能背诵古诗三百篇,不能创作新诗一篇。孔子以后,学术由贵族转移到士阶层,诸子并起,各述所闻,散文因诸子著书而发展起来。首先是墨子,用质言体著书,引用古语,多译成当时庶民口语。墨家以外,诸子都用文言体著书。战国时孟子、庄子,《战国策》所载诸策士口说,都是议论风发,文质并胜。荀子、韩非子说理精密,不重文采。诸家文风不同,却都是优秀的散文作者。
  诸子著书,重在谈论政治,阐明哲理,但其中包含寓言、故事、神话、隐语,往往隽永有味,类似文学。诸子中专有小说一家,采取街谈巷语,反映民间风俗,最有文学意义,儒家说它道听途说,小能小善,对大道有碍。战国小说因不被重视,全部亡佚。或说:《燕丹子》是战国小说的仅存者,确否未可知。
  诗歌与音乐互为影响,不可分离,民间永远在创造新音乐新诗歌,新的流行了,旧的自然衰落。公羊家说,周时国家养活贫穷无子的老年男女(男年六十以上,女年五十以上),到乡间采取新诗歌。从乡送到邑,邑送到国,国君送给天子。天子有掌音律的大乐官叫做太师。太师选择新诗歌若干篇,修正章句和音乐,给天子演奏后,流传到四方。《诗经》十五国风中很多诗篇是这样得来的。最晚的风诗是陈灵公(前六一三年至前五九九年)时诗,此后不再有新篇。当时正是周天子愈益衰弱,兼并战争愈益激烈,公田制改变为税亩制的时候,这个养老人采诗制度势必废弃,民间新诗歌新音乐不能通过乐官的修正、士大夫的记诵,传到后世来。儒家反对新声,以为郑声淫,郑卫宋齐是乱世之音,桑间濮上(卫)是亡国之音。墨家非乐,以为“亏夺民衣食之财”(《墨子·非乐篇》),道家以为“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儒家守旧,墨道二家反对音乐。儒墨道三大学派都是新乐新诗的障碍,但民间创造并不因此停止。孟子记录孺子《沧浪之水歌》,想见东周后期至战国,四言诗正向五言诗发展。
  东周时列国朝聘,宾主多赋诗言志。赋是一种声调,与歌不同,与诵相似,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就是不用音乐,随口朗诵几句古诗,表达自己的意旨。东周列国间有时用廋辞(廋音搜sōu谜语)来测验对方君臣的智力,战国时有所谓隐书,记载各种谜语,不读隐书,就会答不上廋辞。荀子用赋的声调写廋辞,作《礼》、《智》、《云》、《蚕》、《箴》(针)五赋,形式缺乏变化,含义也只是些儒家常谈,虽是新体裁,却少新意义。荀子又仿民间舂米歌调作《成相辞》,每章四句或五句,音节短促,所讲又都是儒家训条,和五赋同样,有新体,少新意。
  北方学士无一人从事韵文文学,荀子独作赋与《成相辞》,应是受楚国屈原的影响。《成相辞》作于春申君死后,五赋大概也是荀子晚年所作。儒家老师仿赋诗声调作赋,用北方音韵,说儒家教义,因而看不出受《楚辞》影响的形迹来。
  新体文学的创造在南方楚国,屈原是最大的创造人。
  屈原是《三百篇》后推动文学到更高境界,使文学内容更加丰富的伟大诗人。楚国传统文化是巫官文化,民间盛行巫风,祭祀鬼神必用巫歌,《九歌》就是巫师祭神的歌曲。又巫师行术,唱禁咒辞,句尾用“些”字。民间歌唱,句尾带兮(音同侯字)字。屈原作《离骚》、《九歌》,弟子宋玉作《招魂》,都是用楚国方音,修改民间流行的曲调,变成新创造。《吕氏春秋·侈乐篇》说“焚之衰也,作为巫音”,可知楚辞是巫官文化的最高表现。其特点在于想象力非常丰富,为史官文化的《诗》三百篇所不能及。战国时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屈原创楚辞作为媒介,在文学上使两种文化合流,到西汉时期,楚辞成为全国性的文学,辞赋文学灿烂地发展起来。
  屈原是楚国贵族,被楚怀王(前八年至前二九九年)放逐出朝廷,又被楚顷襄王(前二九八年至前二六三年)流放到江南。屈原遭两个昏君以及佞臣的迫害,优愁烦乱,作《离骚》。他热爱楚国,他同情楚国人民,《离骚》充分表现出他的天才创造力和高尚的政治理想以及本人的志洁行芳。《离骚》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向前大进了一步。屈原所作,据传说还有《九歌》、《天问》、《九章》等篇。最后作《怀沙赋》,投汩罗水自杀。屈原、宋玉、唐勒、景差所作,纯用楚国方音,自有声调,称为“楚辞”,与赋异体。汉人用赋的声调读楚辞《离骚》、《怀沙》等篇也就被称为赋,统称为辞赋。汉武帝时,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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