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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部分

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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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挚虞撰《文章流别集》三十卷,具备各种文体,按文体论其优劣,是王逸《楚辞》以后规模更大的文章总集。书已亡快,残文中还保存一些他的论点,如论赋的四过说,“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立论大意在以事实情义为主,不尚浮丽虚伪。这些虽是传统常谈,但对当时文风却也算是一种批判。
  建安以来,骈体文盛行。陆机《文赋》提倡音节(声音迭代)、对偶(形影相偶),推动骈文又进一步的发展。夏侯湛仿《周诰》体裁,作《昆弟诰》一篇,和骈文对立。此后凡反对骈文,必模拟《周诰》,事实上两种文体都离口语极远,都不合实际应用。到了唐朝,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体,才在文学上夺得了一部分地位,因为古文比起骈文四六来,终究较接近于口语。骈文与散文的斗争,从西晋开始,夏侯湛《昆弟诰》是这个开始的标志。虽然它本身是复古主义的死语言,但它的趋向却是近乎正确的。
  东汉时立碑极滥,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晋武帝下诏废禁,自后墓志铭代碑文而兴起。墓志叙述死者事迹,有些可补史证史,同是谀墓,多少比碑文有用一些。
  二 经学
  自西汉末今古文经学发生斗争,至东汉末,郑玄混合今古文,今文失去统治地位而告一结束。魏晋时期,王肃(纯古文)郑玄两学派发生斗争,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王肃学派失败而告一结束。西汉以来博士所传今文章句之学,和汉儒贾(逵)马(融)等人的古文经学,都在晋怀帝永嘉之乱中归于消灭。以前的两次结束正为全部消灭作了必要的准备。原始儒学(秦以前)变为两汉经学(今文古文两派),两汉经学变为魏晋经学,至此,经学本身也就无可再变,只等唐人替它作《正义》,保存汉魏各学派的一些残余。
  原始儒学含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宗教成分很稀薄,不能完全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两汉今文经学派(以董仲舒为首)力图变儒学为宗教,奉孔子为教主,造谶纬来神化孔子,遭古文经学派(以王充为首)的反对,终于无所成就。老子《道德经》本来也属于唯物论方面,魏晋士人把它解释为唯心论,结合庄子的诡辩论,创立玄学。玄学盛行,经学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过,玄学也不是宗教,而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却是宗教,玄学必然要继经学而衰退。在经学玄学相继衰退中,佛教逐步兴盛起来,自魏晋起至隋唐止,经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被佛教夺去,玄学和道教也夺得一部分,经学仅能保持传统的崇高名义。
  古文经学只讲训诂名物,并无思想性,但唯物论倾向一般是存在着的。曹操禁内学(谶纬),晋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这种禁令多少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当然,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原因。
  西汉景帝时,发现孔子宅墙壁中所藏《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注家分为三十四篇)多出十六篇(分成二十四篇)。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但《史记》所录《尚书》诸篇,仅《殷本纪》载《汤诰》百余字,《周本纪》、《齐世家》载《泰誓》若干语,或是《孔壁尚书》遗文,其余不出《今文尚书》范围。十六篇大抵是些断篇残简,因之汉世不曾流传。魏晋时出现伪《古文尚书》,托名孔安国作传(注),并新添二十五篇。《孔传》和新篇或疑是王肃所造,或说是郑冲(与王肃同时人)所传。按王肃专造伪书(如《孔丛子》、《孔子家语》),郑冲是无耻官僚(晋太傅),为了求宠,很可能传授王肃的伪书。晋武帝置十九博士,其中有《古文尚书》孔氏,足见东晋梅赜只是献伪书,不是自造伪书。自梅赜献伪书,一直被认为真孔壁古文而流传下来,到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才完全证明它是伪书。
  两汉今文经师,一般是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陋儒。古文经师比今文经师学问广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脱传统的束缚。最显著的是《易》学,古文经师拘泥于象数卜箍,支离琐碎,可厌之处不比今文《易》学少些。王弼开始以玄理说《易》,推翻两汉今古文《易》学,标志着经学从两汉家法师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思想活动比较自由一些了。魏晋经学以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为特征,就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的表现。
  三 史学
  二八一年(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时魏安冢王(一说魏襄王)墓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有魏国史书《纪年》十三篇,记夏朝以来至安釐王二十年事。《纪年》所记诸事与经传大略相同。重要不同处有下列几件事:夏朝历年比商朝多;夏王启杀益;商王太甲杀伊尹;商王文丁杀周君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一百年。不是穆王寿百岁;周厉王出奔,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不是周召二相共和。古事传闻有异,《纪年》与经传古史都可以备一说。《纪年》以外,还有《穆天子传》五篇,记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其他诸书共数十篇。竹书文字用漆书写,称为蝌蚪文,与秦篆不同,简札又错乱无次序。晋武帝令卫恒整理竹书,改写为今文。卫恒死后,束晰完成整理工作,并作考证。《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得传于世,卫恒束晰是有功的。
  谯周以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记周秦以上事,往往与正经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史记》的谬误。这自然是腐儒的见解。司马彪据《竹书纪年》驳《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条。司马彪所驳未必全对,但敢于驳正经,比谯周的墨守正经,在史学上应是一个进步。
  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甚有条理,梁刘昭分八志为三十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中。《后汉书》有志,才能和《史记》、《汉书》相配,因为正史没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陈寿本是蜀汉人,蜀汉亡后仕晋,撰魏蜀(汉)吴《三国志》六十五篇。《三国志》叙事核实,但不免过于简略。宋裴松之为作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足以补陈寿书的不足。《三国志》有了裴注,在正史类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至迟在西周初年已有地图。《尚书·洛诰》载周公经营洛邑,制洛邑图献给周成王。战国时制图术又有进步,《管子·地图篇》说地图要具备地形、距离、经济等条件。西晋朝廷所藏,只有汉朝舆图及括地诸杂图。这种地图都只有粗形,极不精审。二七一年,裴秀创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结束了以前制地图的原始状态。裴秀在《序文》里指出制图要有六体:(一)分率(计里画方,每方百里或五十里);(二)准望(辨正方位);(三)道里(某地至某地若干里);(四)高下(高山平地,地势有高下);(五)方邪(方谓道路如矩之钩,邪谓道路如弓之弦,远近不同);(六)迂直(迂谓道路曲折,直谓道路径直,远近不同)。裴秀创造性的理论,改进了制图法,确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唐欧阳询《北堂书钞》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都说裴秀又作《地形方丈图》。《禹贡地域图》是历代地理沿革图,《地形方丈图》则是西晋舆地图。《北堂书钞》说《方丈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裴秀图虽失传,他的六体论却为制地图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四 博物
  西晋统一,影响到各个方面,士人博学也是其中之一。左思《三都赋》、张华《博物志》都是闻见甚广,取材宏富。不过《三都赋》限于文体,《博物志》多载怪异,总不及郭璞《尔雅注》的广博而切实。《尔雅》十九篇,是儒生多年积累而成的一部字典,自训诂以至鱼鸟兽畜,几乎包括当时所有的知识。郭璞作注,简括确切,不知道的就说“未详”,避免注家强不知以为知的陋习。后儒虽多所补正,终不能超出郭注的范围。郭璞又注《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楚辞注》亡扶)。在《山海经注》中发凡说“凡言怪者,皆谓貌状倔奇不常也”。晋元帝留妖人任谷在宫中,郭璞上书请驱逐任谷,说“臣闻为国以礼正,不闻以奇邪,所听惟人,故神降之吉”。郭璞学术属于古文经学派,但也兼今文谶纬之学。《晋书·郭璞传》把他描写成一个术士,是夸大了他的谶纬之学的一面。郭璞死于三二二年,年四十九岁。他在三○四年刘渊起兵时,向江南避乱,年约三十余岁。郭璞《尔雅·序》说,少年时学《尔雅》,钻研二九(十八)年,才作注文。据此以推,注《尔雅》当在西晋时期。
  五 哲学
  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所谓自然,指包括日月星的天空而言,是比天地间(人所生存的世界)的自然更高更大的自然。
  在这个最高最大的自然里,日月星是有,太空是无,所以说,“有无相生”,“有生于无”,意谓有“无”才会有“有”,有“有”才会有“无”。有和无是对立的统一。这个统一体称之为自然,它的法则称之为道。先有自然后有道,这个道对人所生存的天他说来,是在天地之先的(“先天地生”)。因而老子道家学说属于唯物论范畴。魏晋玄学虽然自称学老子,但只强调“有生于无”,这样,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是变质的道家学说。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裴頠(音伟Wěi)著《崇有论》,主张儒学礼法,反对虚无放荡,王衍等人群起攻击,《崇有论》不起任何作用,但有无之辩却反映了当时儒玄两家思想的斗争。显然,儒家思想处在绝对的劣势。
  郭象是著名清谈家,王衍称他“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想见他有很高的辩才。向秀曾注《庄子》,郭象据向秀注再加修订,成为《庄子注》的定本。《庄子》书得郭象注,对玄学说来是一个大发展。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魏晋之际清谈家从不谈及《列子》,足见《列子》实已亡扶。东晋张湛注《列子》书中《周穆王篇》,叙述周穆王西游事,与《穆天子传》完全符合。造书显然是在汲家发掘以后。东晋士族经过丧乱逃窜的苦难,放荡的行为多少有些改变,《杨朱篇》所表现的极度腐朽思想,显然是西晋士族思想的特产。西晋佛学开始发展,佛家说空无,清谈家说虚无,旨趣相投,玄学自然要吸收佛学。《列子》书往往与佛经相参,也是造于西晋的一证。或疑《列子》是张湛所自作,按张湛《列子序》详述得书来历,似非虚妄,注中疑《列子》书载列子以后事,似不需要诈伪到自造又故意自疑。《列子》八篇当是西晋人伪造,因张湛作注而流传。
  东汉和魏初,传佛教的都是胡僧,汉人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并不重视它的教义。魏晋间东来胡僧更众,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动则在西晋时)。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胡本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大行于世。西晋时有不少汉胡人译经,但法护译经最多,声名最大,为西晋佛教的代表人物。僧徒不仅以空无宗旨与清谈家相呼应,而且还模仿清谈家放荡生活。东晋孙绰《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贤,陶潜《群辅录》以沙门于法龙(即支孝龙)为八达之一,清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胡僧依附玄学来推行自己的宗教,老庄与佛教结合起来了。
  胡僧在汉魏时守戒律而被轻视为乞胡,至晋时依附玄学而上升为贤达,佛教的流传因此前进了一步。
  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发展成一个大论争,在北朝,甚至发生宗教冲突。
  玄学崇尚老庄,是战国道家学派的支流。它不是宗教,因为清谈家一般是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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