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红楼 作者:蔡义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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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处、委婉处，较刻本总当，亦不知其为删改至第几次之本。”“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裕瑞的话不可能每个字都有事实依据，比如“脂砚斋”前的“其叔”二字，就有可能只出于揣测或传闻，但他在程、高未刻板前就见到抄本上“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却是已被今存之“三脂本”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事实。《枣窗闲笔》成书于1814年至1820年，其时，那位所谓改“脂砚堂”为“脂砚斋”而作为自己代号的刘铨福还没有出生呢。这又该怎么说？欧阳健现在发现自己的奇谈原来有这么大的漏洞，他准备作怎样的辩解呢？我也能猜到几分，他大概会说，“刘铨福化名脂砚斋”，就是受到那个胡编乱造的裕瑞的启示呀！
我并不想故意挖苦欧阳健，他确实玩过这种手法，比如刘铨福在甲戌本一条跋语中说：“《红楼梦》纷纷效颦者，无一可取；唯《痴人说梦》一种及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一种尚可玩。”这本是十分正确的见解，因为事实上苕溪渔隐和二知道人的眼光确实大大高出于当时纷纷效颦的流俗辈。我随便引几句二知道人的话，看是否如此：“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酸辛泪也。”你还能举哪一位旧红学家说过如此精辟的话？再如：“大观园之结构，即雪芹胸中丘壑也：壮年吞之于胸，老去吐之于笔耳。”我以为这与运用当今文艺理论而得出的最公允的结论也没有什么两样。再如：“宝玉悬崖撒手，宝玉之梦觉矣，宝玉之情了矣。”“悬崖撒手”四字，我想是欧阳健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是乾隆时的二知道人用它来指宝玉出家，却又偏偏出在欧阳健硬说是很晚很晚才出现的伪造的脂本的脂评中，如说“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第二十一回）“叹不能得见宝玉‘悬崖撒手’文字为恨。丁亥夏，畸笏叟。”（第二十五回）等等。有些对自己立论不利的证据，所以非贬低不可。苕溪渔隐列举小说人物年龄大小前后不一致处（有的是续书中的用编年表的方法，虽然有点多余，但毕竟不是《林黛玉日记》），怎么就用“对小说人物和‘史事’将无作有地予以考订校雠”的罪名，将此书贬得一钱不值，说刘铨福“作伪”是从中得到“启示”呢？原来苕溪渔隐还做了件有碍欧阳健立论的事，他把新刊行的程甲本与“归抄本”作了对照，花了一番“考订校雠”功夫，列举出一些重要异文都见之于甲戌、己卯、庚辰、戚序等脂本的，其中如“护官符”四句口碑之下，旧抄本便有各家房次的小字注文。而这些注文恰恰是欧阳健以为万万不可能有的，是他用来证明“民国以后制造”的甲戌本中“后人妄加”，又故意在行侧加批作伪证的得意的例子。现在居然又在乾隆时人的著述中找到（其实，批有“兰墅〔即高鹗〕阅过”字样的梦稿本和早于程甲本的戚序本中也都有此注文，只是欧阳健不敢提及罢了），岂非重重地打了自己耳光？所以非预先断喝一声不可。欧阳健随口骂刘铨福为“狡猾伎俩”，我们又该如何来说欧阳健呢？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三代脂砚斋的嬗变史”，本子只有一个，就是今存的甲戌本。对于前述那条日记中的笺记，欧阳健自己也承认“王雪澄对于此事的追记，已远在50年以后，看来并未亲见刘宽夫所得之本，一切当来源于其后之传闻”。要知传闻走样的事可太多了。就说曹雪芹吧，从同时的袁枚到清末的俞樾，有多少人说他是曹寅的儿子或者曹寅自己（所谓“雪芹，字子清”即是），刘铨福被传为其父刘宽夫又有什么奇怪呢？胡适就发现过这种情况，他说：“《百家书札真迹》有了念先先生撰的小传，其中刘铨福小传偶然有些错误（一为说‘刘字铨福’；一为说他‘咸同时官刑部，转湖南辰州知府’，是把他家父子认作一个人了）。”（《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至于“脂砚堂”更显然是“脂砚斋”的讹传，因为小说本子以“堂”称的本来不少，如《水浒》之有容与堂本、贯华堂本等等。《石头记》称作《红楼梦》，也没有什么文章可做，脂本脂评中本来就常见两个书名通用；俞平伯先生当年辑录脂评，五种本子倒有四种原称《石头记》的，但他却不妨题作《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笺记只是据传闻记下有这么一种本子，却无从核对原书题名是什么，记作“原稿”也不过是传闻而已，哪可真作书名看？回目“林黛玉寄养荣国府”不就是甲戌本回目“荣国府收养林黛玉”的误记吗？“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也是甲戌本脂评中所提到的本来回目。笺记所引朱评，都只简说大意，只要不故意挑剔，全与甲戌本合榫。总之，就是刘铨福所藏、后归了胡适的甲戌本。凭什么厚诬做儿子的在父亲留下的本子上“做了手脚”？
厚诬他人是不道德的
我总以为学术问题看法不同，可以自由争论，但褒贬人物最好尽量客观些、公允些，特别是说到某某人造假作伪，这无异于指责人家做贼，说话总得有可靠证据。刘铨福、胡适，一个是十九世纪的人，一个去了台湾，也已作古，都不可能再以诽谤罪向法院起诉欧阳健了。但他们不可能了，我们说话就可以不负责任吗？为什么不想一想其人有无干此类勾当的可能？刘铨福不但是红学史上的功臣，也是个品格志趣都很高尚的人。虽然官至刑部郎中，却不肯与官场名利之徒同流合污，所以为官并不得意。孙诗樵《馀墨偶读》中说他“嗜金石，善画梅兰；终日温袍敝履，晏如也”。他的友人乔松年有《赠刘子重》诗，摘句云：“意中万里风云开，骅骝中道犹徘徊；侧身人海感不偶，独立一世心悠哉！学术贵厚气贵老，致远晚成不在早；况是吾侪淡富贵，龌龊科名安足道？”你觉得这样的人像不像是干卑鄙勾当的？撇开人的品德不论，刘铨福还是当时收藏古物之富“都下无比”的大收藏家，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会去造一本假书的。当代北京收藏最富的不知是不是张伯驹先生，他收藏有唐代杜牧手写的《张好好诗》真迹，这很自然。倘若有人说，这幅字是伯驹老先生为牟利而伪造的，其谁信之？胡适，大家都很熟悉。我只想提醒一句，今天已不是五十年代或红卫兵时代了，不能再把什么脏水都往胡适身上泼，应当实事求是地评论。他作为一位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很有影响的学者，不是扣一顶“实用主义”的帽子就能一棍子打死的。从他的为人看，我以为还不至于干那种明明知道是假货而还要借此沽名钓誉的事。
与大骂刘铨福相反，欧阳健对同治年间的孙小峰（桐生）则大捧而特捧，赞他“才识卓越”，誉之为“《红楼梦》水准颇高的鉴赏者和批评家”，目的也仅仅为了对自己写文章有利。因为他像写小说那样地虚构了如下情节：“他（指刘铨福）之所以把妙复轩的评语本连同脂批本一起推荐给孙桐生，不过是希望引起孙桐生对脂本的重视，也能予以刻印，或者至少能将此本的评语一道汇编排比到刻本中去；可惜大约孙桐生并没有赏识这个出于‘曹雪芹亲朋好友’的脂砚斋之手的‘最古的评本’，不久又把此本退还给他了。刘铨福对于孙桐生的不赏识，颇为不平……”什么“推荐”、“希望也能予以刻印”、“将此本的评语一道汇编排比到刻本中去”、“颇为不平”云云，全属无中生有。作为推测，也根本不合情理。妙复轩评本是张新之个人的评本，又不是集评，如果把脂评也“汇编排比”进去，成个什么了呢？比如老兄有一本红学论文集要出版，有人就要求把胡适的几篇红学论文也收到老兄的集子里去，这不有点荒唐吗？孙小峰赏识不赏识甲戌本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才识卓越”吗？他在此本上郑重地署上年月、名号，加盖了印章的一条眉批说：“予闻之故老云：贾政指明珠而言，雨村指高江村。盖江村未遇时，因明珠之仆以进身，旋膺奇福，擢显秩，及纳兰势败，反推井而下石焉。玩此光景，则宝玉之为容若无疑，请以质之知人论世者。”听别人说《红楼梦》是写纳兰明珠家事的，自己读过甲戌本后，便投了一张信任票。这就是所谓“才识卓越”吗？他把甲戌本中曹雪芹讥讽娇杏终于当上了雨村夫人的“偶因一着错，（脂评旁批：‘妙极，盖女儿原不应私顾外人之谓。’）便为人上人”两句话，照程甲本文字点改成“偶因一回顾，便为人上人”（从笔迹可认出是他改的），使之变成称羡语。这也算是“水准颇高”吗？还有形容黛玉的“似喜非喜含情目”一句，甲戌本原来大概因为认不清底本所写，将二“喜”字和“含情目”三字位置都空着，也是这位孙小峰照程甲本给填满的，也不顾与下文“泪光点点”是否有矛盾（列藏本此句作“似泣非泣含露目”，我以为最妥）。胡适说他“没有什么高明见解”，一点也不苛刻。满脑子贾宝玉就是纳兰容若的人，要他去赏识脂评的价值，怎么可能呢？
颠倒是非，混淆视听
前后迟早，优劣高下，有无真假，在欧阳健文章中都是颠倒了的。读他的文章，如果没有一点定力，还非被他搞得晕头转向不可。其实只是看着吓人，一经戳穿，都是些豆兵纸马。他把本子的发现年代混同产生年代，比如他要找什么脂批年代的“准确的坐标”，就说“甲辰本发现于1953年，梦稿本发现于1957年，蒙府本发现于1961年，时间比三脂中还迟，不能胜任此任”。本子本身的迟早才是重要的，发现的迟早又有什么关系呢？否则，我们岂不也该怀疑秦兵马俑和汉马王堆墓的可靠性了，因为这些也都是新中国建立后才发现的呀！他还把底本与过录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关系搞得很混，以便使读者相信他的怪论在客观上也符合大多数红学家研究的初步结果，只是别人没有最终发现，也不敢大胆提出而已。比如他谈甲戌本说：“红学家大多不承认胡适‘最早古本’的结论，而倾向于认为是相当晚的过录本子。”“抄本决不是什么稿本，甚至也不是接近原稿的过录本，它们只能是文化水准较低的抄手的产品。”说到所有脂本是：“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现存的脂本，都不是曹雪芹的原本，而是相当后出的过录本，并且还很难说是曹雪芹原作的直接过录本。”
这些话就算你说得全对，（其实也非真对：“相当晚”也未必晚到程甲本刊出之后；“不是接近原稿的过录本”，如何衡量接近不接近，你知道原稿是怎么样的吗？“抄手的产品”不就是“过录本”吗？）还是跟你得出的结论毫不相干。现存的脂本都是过录本，这没有错。作者的原稿和脂砚斋等人抄阅加评的原本都不存了，正因为如此，那些保存下来的过录本才有价值。胡适怎么说的且不管，多数研究者说甲戌本最早，其次是己卯、庚辰本，都是指其今已不存的底本而言的，并不是说它们过录的时间，这是两码事。甲戌本的过录时间可以迟于己卯、庚辰本，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决定抄本价值的不是过录的早迟，而是：一、底本本身的价值；二、过录的质量（过录者改动多不多，抄错的程度如何）和数量（保存的回数，抄录脂评的多少）。“文化水准较低的抄手的产品”，未必都价值低，抄错较多，固然不好，少一点自作聪明的妄改，却是好的。抄错、改动，甚至像程、高那样从头到尾的整理（得失是另一回事），都与欧阳健说的存心作伪有着严格的区别。欧阳健在甲戌本中找出一个“玄”字，没有减笔省去末了一点或另写作“元”字，即没有避康熙的讳，就以为抓到了抄本出自民国的证据①。这是靠不住的。小说是通俗读物，抄本是私藏的，抄手又非饱学之士，当然不会像官场行文或公开刊本那样恭肃谨慎，留心避讳（底本上如何还不得而知）。道光年间被俄国人从我国携走的列藏本，据文章介绍，原收藏者还在修补装订时，将乾隆《御制诗》拆开反折起来，作了这部“淫书”的页间衬纸，这岂非比未避“玄”字更大逆不道？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既然欧阳健对抄本的避讳字看得那么重要，为什么不敢谈谈己卯、庚辰本中的避讳呢？从他文章的引语看，他是读过吴恩裕、冯其庸先生详谈这方面问题的文章的。1975年，吴、冯两位在这两个本子中发现了多处避讳的“”字和“”字，从而确定了己卯本（一般认为不如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