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喜亦忧集-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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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译述了那么多诗（广义的诗）和诗论，同代的诗人中找不出几个可与你相
比的来。和诗所打的交道，用句俗谚说，你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还多。当
着你的面或向别人，以及私下里，我都一向尊你为畏友。既愿在你的诘难中
得到启沃，也绝不会以向你认错为羞。其实，如果需要认错，我向任何人也
不会怯懦的，何况你！

这篇《聂绀弩“收回了的意见”》，正如题目所示而你也说了的，重点
不在谈诗；但下笔时确实也想附带谈谈诗。如你所知，由于习惯和懒惰，我
一向下笔匆遽，不二稿。这回却在写成后删去了千把字，为的是怕谈诗支蔓
开去而分散了题旨。发稿前又因篇幅的缘故将谈诗部分芟刈了一些，那样就
造成了表述上的含胡和易导人误解，而我对于诗的一点陋见也未能展开，本
来可备一说的谬论也因口齿不清而呈出十足的荒谬。文章发表后别的朋友也
向我诘责过，不仅你一人。

在未删的原文中，在引述了胡乔木的评价，说聂诗是“诗史上独一无二
的”一段后面，我恰好也是提出了一点质疑的；质疑的内容也恰巧是你来信
所说的，凡是真正的诗人，在诗史上都应该独一无二。否则，就成了果戈理
所描写的人物：“不是这，不是那，不是鱼，不是肉，不是城里的蒲格丹，
不是乡下的绥里方”那样的存在了。把那段说理和举例的文字删去以后，我
只凝缩成指出胡评的“独一无二”是就聂诗的“个人风格而言”这么一句，
意即指一个诗人与古今其他诗人不相雷同的风格特征。其实，任何一个真正
的诗人定然是“独一无二”，原是无庸说明之理，说了也等于不说。如果由
于我的表述不清楚，助长了唯聂诗才是诗史上“独一无二”的仅有现象这种
于理不通的印象，则我深表愧疚；那等于把中外古今的大诗人都无形加以贬
抑了，显然不是我的初衷。

“独一无二”的问题容易解释，接着是我试提的聂诗应是中国新诗中的


格律诗的“方向”的私见这点，必须多说几句。除了“方向”一词用得很不
精当（当然更不含有“样板”的意思），以及我的私见也许是极偏颇的以外，
我想向你谈一谈这个私见的由来，请你判断一下这私见有没有一点意思或毫
无道理？

这以前我对中国诗有个绝对化的成见，以为“五四”以来兴起的新诗和
传统的旧体诗（格律诗）是两种不相沟通的诗体。这个观念是在1986　年我受
委托编选《胡风格律诗选》（这本书在漓江出版社打成纸型至今己冷藏了六
七年）时才动摇的。你比我更知道，胡风是坚决主张写自由诗的；几十年的
诗路历程也证明，自由诗是新诗的主流和成绩所在。“五四”早期的不少诗
人由于情思和学养的缘故，把若干旧诗词的情境和语言引入新体诗，这是新
诗的雏鹓破壳而出的稚嫩现象。也由于旧诗词的情思和语言（它的背后是格
律）的某种拘束，不能一往无前地开放地写自由诗，因此，许多最早的老一
代诗人以后都不再写诗，再写诗的也不很引人注目了。直到大约30　年代，自
由诗才在中国成熟，诗人辈出而繁花似锦。在我粗钝的感受看来，自由诗是
主要藉诗情的、诗的意象的内在的自然韵律给人以美感，而较少依靠音素、
节奏感和句式等语言组合结构；后者却正是格律诗所依凭或可说是形成的基
础。不是说中国新诗人选择语言时不注意音素，不注意节律美，否则哪能叫
诗呢？但这种选择纯由诗人的个性、语气特征、表达意象的习惯等等决定，
没有共守的公律（此之谓自由诗），而格律诗正是建立在公认的音律句法的
矩度上的。这之间虽然也有不少人尝试引入西方格律诗的韵式、句式和诗式，
如豆腐干诗、楼梯诗、象形诗，也引进商籁体、环韵诗之类，但都不能形成
气候，难以取得广大范围的共赏；并且，单纯属意于格律的建立，势必要走
上了形式主义的路子。我想，根本原因恐怕在于汉字的性格和西方拼音文字
差距太大，西方诗的格律不能照搬。小说、话剧的形式架构和表现技法都可
以引入，唯有诗，是（怎么说才精确呢？）赤裸裸的语言艺术，感情和情绪
直接化现于语言，或音乐化的语言。诗比任何文体更依存于语言本身的特性
并受其制约。你是诗人兼翻译家，当更能体会诗比别的文体更难迻译，不仅
难在传意象美之神，更难在传音律美之神。我还记得你说过：诗简直是不能
翻译的。尤其是格律诗，格律是由语言特性中产生的。比如，西方文字音素
中很重要的轻重音，产生于拼音字的多音缀，西方诗格律中的抑扬格就立足
于此，在单音的汉字诗中就不能体现。中国新诗（旧体诗有四声的另外一套）
中的字或词组要重读或轻读，大概只有经过字义所呈示的诗意来决定吧！又
如用韵，脚韵虽为中西诗所共有（自由诗为了注重意象和语言的自然韵律，
有些诗人似乎有故意淡化脚韵束缚的倾向），但西方格律诗中的头韵，一句
中的几缀韵之类，中国诗中是不讲求也无法讲求的（旧诗中只有回文诗要拘
守头韵，因为倒过来读时头韵即脚韵）。因此，语言特点决定了西诗格律的
不能中用，中国新诗的格律必须以中国语言的特点自己来创造。这里首当其
冲的便是面对着传统诗艺经验和躲开它的问题。

胡风以往是不写乃至反对格律诗的，偶作旧体诗也极少发表。我拿到他
的《怀春曲》和《求真歌》等大量格律时，真大吃一惊。他所写出的格律诗，
以行数来说，超过当代的任何诗人！当然这事有他偶然性的特别原因，囚居
中没有纸笔，写多了没法记住，只得用旧格律诗体的排律（都是五言），加
上自创的“连环对”，并打破旧格律诗的韵部和平仄的苛严拘束，创造出新
的格律诗。赤裸裸的语言艺术的诗，定要避开前人所摸索形成的诗艺经验是


不明智的，因为这种艺术经验建立在民族语言的特性上，濡及妇孺，深入人
心。中国小孩能背诵唐诗宋词的人多得很，而能背诵新诗的能有几人？胡风
正是为了便于记诵才转而走向传统艺术经验的格律诗，光这点就说明了传统
格律诗是新诗中的格律诗可选择的出路（或出路之一，倘说“方向”一词过
分了点）。胡风这些格律诗从意境、感情到语言，确实与旧的格律诗有别，
更不同于现今报刊上常见的被人们称之为“干部体”的旧体诗，这类诗从感
情到语汇都是老调子，其中很多诗一看就知道作者并非为了创新才不守格
律，而是不具备格律诗的平仄、音韵等基本知识，可叹的是这种诗的作者甚
至也有作家和诗人。

从胡风这个自由诗诗人写格律诗也不得不从传统格律诗找出路的事实，
证明几十年来新诗中的格律诗无甚建树，就萌生了我的格律诗必须从传统找
依凭的偏见。聂绀弩的旧体诗走的也是这个路子，将诗人特有气禀和才性中
涌现的新感情、新意境、新语言就范于传统格律、或不如说使传统格律就范
于诗人，才能别开生面而气象全新。

你说“聂诗（应加上胡诗——满按）充其量只是‘文革’这场浩劫中一
个特定环境下一个人的特定遭遇和特定心情的体现”。说得好！你又说，只
有诗人和人民“交融在创作情绪中的一致性，（只有诗人）创作风格的独创
性，只有这种一致性和这种独创性的结合，才是中国新诗的方向”。说得更
好！我毫无异议。但是，这不妨害诗人在创作格律诗时对传统格律诗矩度的
选择（恕我顽固，我至今仍想不出别的路）；更不妨碍诗人不作格律诗专作
自由诗的自由。从聂、胡二公的“特定”现象，我想起了“人穷则呼天”的
古谚，他们都在“穷极无奈”的时候选上了传统格律，岂不更证明传统格律
的可以作为最方便、最易运用、而且最为群众接受的创造格律诗的依凭么？

记得我曾对你谈过另一陋见，我认为诗其实并无新旧之别，或新旧之别
只是相对的。唐人把五、七言绝律和排律称为“近体”，把平仄不严、可以
一诗多韵的诗歌称为“古风”或“古体”；今人却一律称为“旧体”，以别
于“五四”后的“新诗”（所谓“新诗”，我以为只能指自由诗）。但从诗
的生命力而言，真正的诗不论古今都是常新的，“非诗”（这是你的话）的
“诗”出世时就陈旧了。你能说“运交华盖欲何求”是“旧诗”，而鸟儿死
去了又活转来之类是“新诗”么？

你提到了“全民写诗”的故事，那正如“全民经商”一样，只能是历史
的闹剧。我还以为，从民歌找出路，要比从传统格律诗找出路难得多和易入
歧途得多。这因为民歌在诗艺上的有用因素早已被前代诗人吸入了格律诗之
中；它的新生的和未被提炼出来的有用因素，也只有通过一代或数代真正的
诗人汲引入真正的诗里，然后能凝集或升华出诗艺因素来。直接从民歌找出
路，常只能限于仿效。弄得不好，会流为油滑时调，就像40　年代某些长篇叙
事诗那样，只是以情节敷衍起来的押韵的分行散文，徒有民间气即乡土气而
无诗气，那是只能属于你所说的“非诗”之列的。

我写了这些认错的、辩解的、又添了些谬见的话，对于诗人的你，才是
十足的“班门弄斧”，不仅“不啻”而已。本想找耿庸兄来共同抵挡你一阵，
他比我多懂点诗，可惜他最近生病了。

弟满启“八一三”五十六周年之夜。


仰止之什

“必读书”

朋友在闲谈中提到，他的一个孙女，高中二年级了，喜欢读书，没有方
向，乱读一阵。问我这个“老爷爷”是否可以开一张书单给她，指导一番。

我说我指导不来，开不出；而且不知这位女中学生的志趣何在，未来考
大学是准备报文法商还是理工医农？唯一可以说出的必读书是《鲁迅全集》，
那是不管学什么的读书人都该读的。

于是，我想起了近世几件开“必读书”书目的故事。

最著名的当然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他在“略例”开头述其宗旨：
“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漏，志趣学业亦各不
同，因录此以告初学”。还声明：“此编为告语生童而设，非是著述，海内
通人见者，幸补正之。”号召天下学者也来开书目。后来报刊上学者们的开
“必读书”目之风，大概是承其余绪吧。

张之洞虽然声明在他的《书目》里“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殽杂
者不录”还有另一些这不录那不录的限制，但仍然录了二千余部，成了一本
厚厚的目录书。当然，以他的眼界、学养和当时教学制度的范围，他所开出
的书目只能是经、史、子、集等古书；他能加上点“西法”的“天文算法”
书，已经算是很“维新”的了。奇怪的是，20　年代开“必读书”目的学者如
胡适之博士之流，开出来的仍是长长大篇的书目，在学科十分复杂的那时的
学子，要“必读”那么多书，实在是焚膏继晷也吃不消的；而书目所涉的范
围，也大致是张之洞的老框架，有些书是专家也未必遍览的。尤以书目中所
弥漫的国粹气，使鲁迅愤而发出少看或不看中国书的激越之言。当时还引起
了一阵嘁嘁喳喳的议论。比起那些大而无当的“必读书”目来，后来鲁迅给
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的书单是多么简要切实！

20　年代这阵“必读书”目风刮过去以后，80　年代初似乎也刮了一小阵。
那时“文革”刚过，文化荒凉之余，兴起了读书风，于是有学者为社会开起
书目来。我只看到几篇，只记得一位专家，也开出了长长“必读书”目，惊
讶于其中竟有一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自然是好书，经典
之作。如果是学医或学博物的，自然“必读”，但一个普通读书人，有空读
读也未始不能益智，列入“必读书”未免过分。而且我还疑心这位开书目的
学者自己是不是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完过这部“必读书”。不是专门学医
或学博物的人，不是为了实用，对这些动、植、矿药物的琐细记载是没有这
么大耐心读完的；读了也记不住，何“必读”之需要！顶多像辞典一样存以
备查就可以了。

因此，我告诉那位朋友，他的孙女如学那门的志趣未定，就让她喜欢读
什么就读什么，只是大人要仔细关心她，不要叫她读有害的坏书。如色情打
斗、凶杀之类的书不要读。要我报得出而且确信要“必读”的，就只有《鲁
迅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