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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从百家到一家 -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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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听了很高兴。王充8岁那年,父亲就送他进书馆去念书。书馆里有10多个学生,学习的成绩大不一样。古时候,对太淘气的或者不会背书的学生,老师要打板子,这个书馆里的学生每天都有挨打的。只有王充,读了几年书,没挨过打。
  有一回,老师给学生们讲《论语》和《尚书》这两部古书。讲完以后的第3天,老师让王充背诵,王充一字不错地背了出来。老师又惊又喜,问他:“你怎么这么快就背下来了?”王充回答说:“您讲一段,我就背一段,一天就能背1000多字。所以,您讲完,我也就背下来了。”“真是用功的孩子啊!”老师称赞着。
  因为王充学习进步快,15岁的时候,他被送到当时首都洛阳的太学——全国最高的学校学习。他从师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班彪,但他却不拘守一家之言和章句之末节,而是博闻强记,通览众流百家之言。正是因为这种学习精神和学术见解与班彪合不到一起,所以他离开了班彪,自己独立进行研究。
  他游学洛阳,生活很贫困,无钱买书,只能到市上书肆去博览群书,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的书籍。洛阳当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各种学说和思想争论和斗争的中心。他在洛阳游学长达十六七年之久,对自己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游学十几年后,王充返回故乡,担任上虞县椽功曹,不久又升任会稽郡都尉府椽功曹。职任升迁后,王充怀着满腔热情,想舒展他的政治抱负。
  那时适逢会稽郡连年旱灾,物价飞涨,农民流亡,但贵族富豪家却奢纵无度。因此,王充写了一本奏记,向会稽郡太守提出禁奢侈,以备困乏,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他又向郡太守奏本,建议禁酒,以节约粮食,但又没有被采纳。王充终因主张与官僚们不合,被“贬黜抑屈”,离开了功曹的职位。先前王充升职时,那些趋炎附势的亲朋故旧都来攀龙附凤,奔走门下。王充废退穷居后,这些人就立即纷纷离去,对他另眼相看了。王充深深觉得这些人的可鄙又可恨,便写了一部《讥俗节义》,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情冷暖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但这部著作已失传了。
  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春开始,天干无雨,旱情很重。建初元年(76年),耕牛遭受瘟疫,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耕地减少了,粮食价格飞涨,人们都流离失所。建初4年(79年),又连遭水涝之灾。建初5年(80年),又是旱灾,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大规模的流民,往往是农民起义的前奏。作为地主阶级思想家的王充,十分重视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而那个时候贵族地主们却纵情声色,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置人民死活与不顾。王充愁思苦想,写了一部政治著作《政务》,批评劝诫当时的封建统治者。


第二节 外儒内法(7)


  完成《讥俗节义》、《政务》后,王充集中精力开始创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论衡》,对当时已成为封建法典的“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的妄说,展开了系统的批判和猛烈的抨击。同时对其他学说,诸如道老、墨学等也进行了评述,并涉及到农、医、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是古代的一部“小百科全书”。王充在写作《论衡》时,已是穷困潦倒,受着饥寒的威胁,生活上已经处于非常困厄的境地了。在这样的困境中,王充经过十几年的疾笔奋斗,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基本上完成了这部杰出的著作。那时,王充也大约有60岁了。
  王充在完成《论衡》一书的写作后,便应扬州刺史董勤的征辟前赴扬州郡的丹阳(今安徽宣城)、庐江(今安徽庐江),不久又到了九江(今安徽寿春,一说东汉时,九江府治在阴陵县,今安徽建远县西北)任职。到了九江后,王充担任刺史府的治中从事。王充在《论衡·自纪》篇里说:“职在刺割”,指的即是佐辅刺史割断政事的职务。从元和三年至章和二年(公元86年一88年),因为生活动荡和公务繁忙,王充没有从事著述。
  汉章帝章和二年,即王充大约62岁那年,东汉王朝撤销了扬州郡建制,王充也随着离开九江,返回故乡上虞。王充的挚友、矩鹿郡太守谢夷吾得到这个消息,特地上书汉章帝,荐举王充。汉章帝看了荐表后,特诏公车署派员到会稽征辟,但王充却以老病为辞,没有奉诏应征远行。
  王充从九江返回故乡上虞后,在贫困的生活中度过他的晚年。他晚年生活上没有可以依靠的子女,而且此时不但生活困难,还疾病缠身。为了与疾病作斗争,他采取“闭目塞聪,养精自保”的办法。这时,他除了对《论衡》一书作最后修改定稿,编定目次,写作序言《对作》之外,还写了《养性》一书(也已失传)。这本书是养生保健之作,基本上属于黄老思想的著作。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他垂暮之年,又坚持写了《自纪》篇,收入在《论衡》一书里。大约在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王充便与世长辞了,终年约71岁。死后,门人把他葬在上虞县城西南7。5公里的乌石山。
  王充的思想:
  《论衡》是王充花费三十多年的精力写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王充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总结了汉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将批判锋芒直指汉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同时对先秦以来主要流派进行了批判。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学说。
  王充对于世界本原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世界的本原不是所谓的“天”或者“道”,而是“气”。他认为气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是构成天地万物的物质本原。“气”是像云雾一样的自然物质,充满于整个宇宙之间,形成各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各种自然现象都是“气”相激所致,下雨是“气”聚集而成。这是王充“元气自然”的学说。
  王充还特别强调万物之生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是自然而然,无为而为的,绝不是什么天神有目的地创造的。在他看来,整个物质世界是循着自然规律运动发展的,在物质世界以外,不存在任何支配世界的精神主宰。这就是王充的“天道无为”的思想。这就从根本上打击了神学目的论妄图用精神因素来解释物质世界及其运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元气自然”和“天道无为”二者合起来构成了王充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基础。他依据这一思想,对董仲舒以来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说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他首先批判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君权神授说”,指出像天生贵人之类的传闻,不过是图谶家们捏造出来的谎言。他又对“祥瑞”之说进行分析,指出代表所谓“祥瑞”的奇禽异兽的出现与群王的统治无关。王充还对崇信鬼神的迷信思想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人的生命和精神的存在也是以“精气”作为物质基础的。人死而精灭,根本没有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王充还猛烈批判了鬼神论者的善恶报应的迷信思想,抨击了神仙方术的迷信活动。
  王充不仅在理论上批判了鬼神迷信思想,还在实际生活中帮助大家破除封建迷信活动。流传下许多故事。
  一日,王充路过街头,见围满了人,便挤了进去。只见一个道人盘腿而坐,面前放着一尊金佛,黄绫上写着“如来算命”四个篆字。那道人口里念念有词:“各人吉凶祸福,佛祖了如指掌。要说出事由,佛祖明示祥歹:祥者佛祖点头,歹者佛祖不动。”
  王充逢场作戏,问曰:“我想做生意,不知能否赚钱?”只见那老道对佛像深深作揖,微笑睁二目,启动两唇,然后拿起金戒尺,在佛像前后左右绕了几绕,佛像当即频频点头,老道双手合十,谀曰:“恭喜,恭喜,后定发财!”并要了王充三两纹银。
  次日,王充带了个泥塑金佛又到街上,对那老道佯笑曰:“请试试这个如来菩萨灵不灵。”老道一愣,急得半句话也说不出,慌忙拿起那尊小金佛溜了。
  原来,佛像是铁制的,佛像的头可以动。那金戒尺则一头是铁,一头是磁石。那道人如要佛像点头,便握铁质的一端,使磁石的一端在佛像头部绕动,哪有不点头之理,反之则一摇不摇。就这样,王充在众人面前破了那道人的骗人机关。
  王充还从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尖锐地批评了所谓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他指出,知识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学之乃知,不学不识”,积极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针对当时社会贵古贱今的复古主义思潮,王充还大胆充分地肯定了汉代文化的进步,批判了今不如古的复古倒退的论调。他还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反对把儒家经典变成教条。王充在根本上还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只是不那么纯粹。他认为礼义是因人的性情而设;是国家太平和人民生活安宁的基础,但应该在人民享有温饱的前提下执行。《论衡》中强调“尚真”,“嫉虚妄”,是针对走向神学化的儒学不良倾向而发,也代表着儒家文学理论批评的积极进步方面。
  王充的故事:
  王充在洛阳求学时,因为十分贫困,没有多余的钱去买书,为了能读到更多的书,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知道,书最多的地方就是书市了。可是人家的书是卖的,他只好当场用心阅读,用劲把书里的重要内容记下来。然后再马上回家,把它默写下来,这样一本书也就基本上形成了。
  王充用这种方法看了不少书,也“买”了不少书。
  卖书的小贩见他光看不买,很不高兴,后来索性赶走他,不让他再光顾自己的书摊。
  但他并不因此而终止自己的学习。后来有位老伯可怜他,让他在自己的书摊旁看书。
  书市上其他卖书的人都很奇怪,就闻老伯:“你为什么允许他这么看书呢?光看不买你会赔本的!”
  老伯嘿嘿一笑:“你们有所不知啊!他看书,过目不忘,只要他翻一次,书也就记得差不多了!买不买无关紧要了!”
  书商听后惊讶不已,同时也为王充的勤奋精神所感动,以后王充来到书市,他们都主动邀请他去自己的书摊看书。


第三节 道教的兴起


  第三节 道教的兴起
  道教的名称来源,起于《老子》的道论,最早见于《老子想尔注》。道家的最早起源可追溯到老庄,故道教奉老子为教主。
  道教是中国固有的一种宗教,已经有1800余年的历史。它假托道家黄老学,融合民间流传的各种方技、术数、神仙、鬼怪、神话、谶纬等内容,杂取儒家、墨家、阴阳家、养生家、神仙家等多种学说,通过清修养性、积精练气、金丹服食、符箓科教等方法,追求长生成仙。
  它的教义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般学术界认为,道教的第一部正式经典是《太平经》,完成于东汉,因此将东汉时期视作道教的初创时期。
  道教正式的有实体活动是在东汉末年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现,而《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三书是道教信仰和理论形成的标志。汉末,张角成立太平道,后率“黄巾”起事失败,太平道衰败;与此同时出现的“五斗米道”(后更名为天师道,也称正一道)却发展起来,通常认为这些农民起义标志着道教的形成。
  魏晋时期,适应士族社会的需要,开始形成“神仙道教”,天师道逐渐在上层士大夫中间流传。这一时期的道教,以“长生成仙为本”,提出了以服饵金丹大药为主,兼行其他养生方术的修仙途径,代表人物有葛玄、郑隐、葛洪。特别是葛洪,他全面总结了自战国秦汉以来的神仙信仰及各种方术,在中国道教史上首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道教理论体系。他在著作中提到道教最神秘最重要的就是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法,并提出了“肉体成仙”这一道教的最高目的。
  南北朝时期,士族道教徒开始有意识地改造早期道教。经过北魏寇谦之、南朝陆修静、陶弘景等人的努力,借鉴吸收佛教的教理、戒律、科仪和组织形式,制作了大量道教经典,开始形成可以和佛教相抗衡的“宫观道教”。寇谦之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道教教规和教仪;陆修静首次创立道教经典目录,编撰了《三洞经书目录》;陶弘景创立了神仙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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