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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家到一家 -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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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
  朱熹一生的活动主要是讲学授徒,著书立说。鉴于当时社会的矛盾状况,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朱熹从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竭力从政治、法律、伦理方面,为封建主作理论论证,力图把封建统治秩序哲理化。朱熹死后,统治者逐渐认识到理学对于封建制度的现实社会价值,朱熹的哲学便成为维护封建社会制度的神圣武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
  朱熹本人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他精通经史,重视自然科学,熟悉佛、道,他开办书院,讲学授徒,培养了许多学者,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的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他继承了以往唯心主义的思想传统,总结了以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作斗争的经验教训,在某些方面吸收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把我国封建社会的唯心主义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朱熹以后,唯心主义理学家辈出,但从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来看,无人能出其右。
  相关人文景点
  朱熹墓:位于建阳市唐石里(黄坑镇)大林谷。墓地系朱熹生前所选。左前侧是鲤鱼岗,右前方乃唐石山;前临虎山雄踞,背靠九龙山之九龙岗,称“风飘罗带”。朱熹去世后与夫人刘氏并葬于此。山上有幸如亭和顺宁庵。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屡经修葺,山下享堂5楹。清朝康熙、乾隆、嘉庆等均有重修,并在山下建朱子祠,以后失修倾圮。朱熹墓为圆形,外用鹅卵石围砌。上首中央立清代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墓碑一块。上书“宋先贤朱子,夫人刘氏墓”。墓前设长方形石香炉、石供案各一,靠前两旁有石蜡烛一对。新修的大道旁已新建墓道碑亭。
  人物言论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读书无疑者须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无一事而不学;无一时而不学;无一处而不学。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可谓远矣。
  勿谓今日不学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有来年。
  未得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于此;则不敢志乎彼。


第四节 “元朝一人”:吴澄(1)


  吴澄
  ——家居授徒的大师
  人物介绍:
  吴澄(1249~1333),字幼清,又字伯清,号一吾山人,人称“草庐先生”。元崇仁凤岗咸口(今属乐安敖溪)人。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
  学派:
  心学,儒家学派的一个分支。
  吴澄,其家世代业儒。元之后,受同门程钜夫所荐。在教育思想方面颇有建树,写有大量学记和书院记,认为教育的作用乃在于变化人的气质。在学习上主张“内外合一之学”,既不要“博览于外而无得于内”,亦不要“专求于内而无事于外”。求之于外者,“虽有闻有见而实未尝有知也”,而“专求于内”则将流入释氏之异端。故求知识者必“内外合一”。
  教学上则主张“学必以德性为本”,“就身于实学”。认为教学的根本问题是“求诸己之身”,不在“求诸人之言”。其读书方法贵在“实悟”和“实践”。与许衡同为元代名儒,有“南吴北许”之称。
  生平:
  吴澄出生在颇为宽裕的普通家庭。祖父吴铎追求举业,且好天文星历之学。吴澄的幼学发蒙,是在祖父指导下起步的,祖孙之间的感情甚深。
  聪敏的吴澄,7岁熟读《论语》、《孟子》和五经,并能写文章诗赋,9岁在乡学考试中常列前茅。
  他十六岁时,祖父赴抚州郡城参加乡试,因未能通过,一年后即溘然去世。那年他随祖父抚州之行,对其一生有重大影响。从当时在抚州临汝书院讲学的著名理学家程诏开(若庸)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程朱学说。吴澄对朱熹理学要义有其独到见解,因此归于程诏开门下。他认为自己前十余年里,孜孜以求的一直是声对词赋、记诵词章之学,“自以为所学止于是矣”,而“不知科举之外他有所谓学也”。此行后他恍然大悟,“先圣先师之所学者,固不止是”(《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谢缪守书》、《谢张教》)。从此较系统地阅读理学家的著述,开始与程若庸的族子程钜夫交往、切磋学问。
  至元七年(1270),吴澄赴抚州乡试中选,时年二十一岁。从他后来写给主考官等人的信札来看,他虽也希望能在礼部试中式,“得直言天下事于大庭亲策之晨”,但志向不在仕途。吴澄的理想乃是“退而私居,博考载籍,力学圣贤”。翌年春,他赴省试不利,从此便断绝了角逐之念。下第这一年,他纂次旧作,题曰《私录纲领》,收录他接触理学以来自内心生发的感想杂识等,从而将弃举业之决心表露无遗。此后,他没有再参加南宋皇朝组织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德祐元年(1275),他应乐安人郑松之邀,授徒于乡里,并结草屋以居,题名“草庐”,因此被称为草庐先生。
  至元十三年(1276),元兵占据江西,吴澄为避兵乱隐居布水谷,摒绝交游,潜心著述《孝经章句》一书,并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记》等儒家经典著作。
  元贞初(1295),吴澄至南昌西山游览,按察司经历郝文迎至郡学讲学,并每日前去听讲,记录其问答数千言。江西行省椽元明善,素以文学自负,他向吴澄询问有关《易》、《书》、《诗》、《春秋》的奥妙义理,吴澄一一加以解说。元明善深感佩服地说:“与吴先生讨论学问,如探渊海,深不可测”。于是拜吴澄为师,行弟子之礼。行省左丞董士选,延聘吴澄于家,并以“有道之士”向朝廷推荐。
  至元二十三年冬,奉元世祖忽必烈诏命到江南寻访名士的程钜夫到达抚州。这时吴澄刚从居父丧期满释服。程钜夫命郡县迎吴澄,至则强使出仕。吴澄以母老坚辞。程钜夫乃曰:“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南北统一后,北游中原风物成为当时南人普遍的向往。吴澄于是决定辞家出游。
  他是享受着应征名贤的待遇乘驿北行的。至元二十四年春,他抵达大都。程钜夫又一次力图劝他入仕,仍以母老辞。他留在大都不过几个月,终于在年底南归。他的态度与当时羁留在大都的许多南宋遗士有殊。北方文人送别他的诗章里慨叹道:“群材方用楚,一士独辞燕。”
  大德五年(1301),吴澄被授应奉翰林文字,在地方官的敦劝下,勉强至京,得知此职有人,他即刻南返。八年,被任为江西儒学副提举,他又称病辞职。至大元年(1308),吴澄被召为国子监丞。四年,为国子监司业。吴澄到任后实行改革,亲自执教,辨析诸家传注的得失,融会不同学派的学说,并拟定教法,分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门,扩大教学内容。他曾对学生说:“朱子道问学工夫多,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提倡为学应以尊德性为本。因与同事意见不合,于皇庆元年(1312)辞职还家。
  回到抚州以后,他仍然过着授徒、读书的生活,差不多又是十五年。在此期间,他曾到宜黄义塾教书;后应担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的程钜夫之邀去福州访问;几次游历龙兴(今江西南昌),在当地官学开讲,“听者千百,多所感发”。他在布水谷耕读时所校定的诸经,早由程钜夫之请被元廷誊录,藏国子监崇文阁,以备诸生览阅。
  延祐五年(1318),授翰林直学士,遣虞集驰驿召入朝,行至真州(今江苏仪征),因病未去。至治三年(1323),诏为翰林学士、大中大夫。泰定元年(1324),命为经筵讲官,复命修《英宗实录》,由其总成。第二年实录修成,尚未呈进,即告病辞官。中书左丞许思敬奉旨赐宴国史院。宴罢,吴澄即出城登舟南归。
  吴澄告老家居的晚年岁月有八年。疾病稍舒,仍著述讲学不止。元统元年(1333),吴澄盛暑得疾,终老去世。卒年八十五岁。
  吴澄的思想:
  吴澄学术渊源于朱熹和陆九渊。在他第一次科举失败之后,他曾学于程若庸,而程若庸学饶鲁,饶鲁学于黄干,黄干是朱熹的弟子,故吴澄是朱熹的四传弟子。又因吴澄家居江西抚州心学发源地,曾师从程绍开,而程绍开是陆九渊的弟子,因此吴澄接受了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从其倾向看,更近朱子之学。如全祖望所言:“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但是对于朱、陆两家学说相对的情况,他极力调和,称“二师之为教一也”,反对持门户之见。
  吴澄认为,太极本是“全体自然”,称为“天”﹑“理”﹔它“付与万物”,又称为“命”;“物受以生”,又称为“性”;它“具于心”,又称为“仁”,因此理、心、性本来为一。在此基础上,他认为要体悟天理,当以“尊德性”为本,要从自己“身上实学”,反求于己,因为人心本具善端,天理具足。这些思想表现了调和朱熹、陆九渊学说的倾向。


第四节 “元朝一人”:吴澄(2)


  吴澄还认为,天地、日月和人物的形成,本于“一气”。“一气”即清浊未分的“混元太一”。但太一之上,又有太极,太极是无形无象、无增无减、寂然不动的绝对体,是“至尊至贵无以加者”,是宇宙本原。太极在阴阳中,含动静之理,主宰“太一”之气,化生二气五行以至天地万物。在这一过程中,包含着矛盾和运动。但这一运动不是发展,而是“完全周足”的循环,矛盾最终归结于绝对的“一”。
  吴澄的著作中还有以象数学论说自然万物、道德性命的内容。
  就象数易学言之,吴澄早年曾研究过邵雍《皇极经世》,并作《皇极经世续书》,订定《邵先生集》,作《邵子叙录》,自称“能因其言得其意”。故吴澄象数思想除了继承了朱熹思想外,还吸收了邵雍的思想。今人徐志锐曾指出:“吴澄的易学思想实得于朱熹和邵雍,在象数学方面多承于上述两家。”
  虽然学承两家,但是吴澄并不拘泥于两家的学说,而是力图发扬“明指本心以教人”的心学观点来纠正朱学末流拘滞于前贤的文义句读以求明道,而不知反求诸己身,终使学问支离破碎而不得要领的时弊。吴澄的这个主张,显然受到江西陆学的影响。
  吴澄承认,“陆象山之学非俗学,然与朱子同时而不能与朱子同道”(《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谒赵判簿书》)。但是他不赞成像朱、陆门徒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各立标榜,互相诋毁。他认为,正像朱学在其末流手里正面临堕落成一种新的“俗学”的危险一样,“今人说陆之学,往往曰‘以本心为学’,而问其所以则莫能知。……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陆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偏求哉”(《吴文正公集》卷二六《仙城本心楼记》)。吴澄强调,明指本心以教人的主张,并不是陆象山所新创,而是本之于孟子,并且可以追溯到被载录在《孟子》中的“操舍存亡,惟心之谓”这段“孔子之言”。因此,“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同上)。在提倡以本心为学的同时,吴澄对象山后学那种率心由性,流于空疏的偏失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提出所谓不失其本心,“非专离去事物、寂然不动,以固守其心而已”。因此,吴澄阐扬的以尊德性为主的本心说,不是要排斥朱熹的“道问学”的功夫,相反的是要将它贯穿在道问学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要求学生从文义句读入手,但又不拘执于语言文字之末,而能从对于外在“事物”的正确思考启发自身内心的感悟,内在地把握“万理之所根”。


在斗争中奔放的思想


  明朝前期,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很流行,在思想领域处于统治的地位。至明朝中期以后,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兴起,一时影响极大。受他们的影响,明清之际涌现出来的绝大多数思想家虽然各自在学术领域的侧重点不同,或侧重经学,或侧重史学,或侧重哲学,或侧重实用,但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他们大都是从朱学或王学中分化、脱胎而来,一开始几乎都是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的追随者和信奉者,在理论或思想渊源上与朱学或王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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