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1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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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１页）可见“范式”是库恩有关科学革命思想中的核心观念。
“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一词原出自希腊语的“范型”、“模特”，在拉丁语中它成了“典型范例”的意思，库恩把它拿来作为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它有二层意思，一是特殊共同体（如科学家团体）的共有信念，二是常规科学作为规则的解谜基础。他指出：“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际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科学革命的结构》序）但是，库恩后来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却把范式与“世界观”混同起来，用法多至二十一种。库恩本人后来也发现“范式”的使用有问题，他后来借助于专家团的“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来解释范式的本义，也曾用“专业母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ｍａｔｒｉｘ）来替换掉“范式”，但是没有成功。“范式”这个词汇迅速地越出了科学哲学的领域被广为引用。
由于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证明了“范式”是一种有关价值、信念和方法论的共识，那么一种科学“范式”的实质就可以看成是一种世界观或方法论。在库恩眼里，所谓的科学革命不过就是范式的变化和概念的转换，革命就是由一些新的假设、新的理论和方法引发危机所造成的。库恩发现科学史上大量的进步事件并不是由于科学家渐进地追求真理的结果，而是他们意识到了反常事件，寻找新范式解释的结果。例如拉瓦锡发现氧，伦琴发现Ｘ射线，麦克斯韦尔的电磁理论等。不同的范式之间不仅相互竞争、相互对立，而且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标准也明显的不一样。像燃素说，它对主张燃素说的科学家是重要的，对拉瓦锡就没有意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没有原因的运动是荒诞的，在牛顿看来它却是天经地义的；在牛顿那里没有“不确定性”的东西，而现代微观物理学却承认不少描述的现象包含了不确定性。库恩认为，在逻辑上讲，没有证据说明一种范式比另一种范式优越，也不是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有用无用的问题，这些学派全都是“科学”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动力学、燃素化学或热质说并不比今天的观点更缺乏科学性，也不是人类偏见的产物，它们只是不同范式的产物，它们与今天科学的差别“在于我们将称之为看待世界和其中实践的不可通约的方式。”（第２～４页）很显然，科学范式在库恩的解释下就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东西。
“不可通约性”原本是欧几里德在《几何原本》第１０卷中谈到尺度分割时使用的一个术语，意思是指不具有共同的尺度。例如整数的共同量是“１”，那么整数之间就是可以通约；边长为１的正方形其对角线是无理数，它们就是不能通约。库恩论证科学的进步是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不同的范式“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可通约的。”（第９５页）这也就是说，新旧科学范式之间没有共通性可言，因此科学不可能是一种积累式的进步，也正是因为存在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科学革命才有意义。库恩的这一论断给了传统所认为的科学是积累式的、是线性发展的、是理性进步的辉格主义（ｗｈｉｇｇｉｓｍ，也称“辉格史观”、“累进史观”，科学史中借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社会进步是由辉格党人推动的说法，把科学的进步看成是一种连续的进步过程）观点以致命的打击，这也是希望建立统一科学理论的维也纳学派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我们这里抛开“范式”和“不可通约性”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巨大影响不谈，仅仅从认识论上看，库恩关于科学范式和不可通约性的证明使“科学”从几乎等同于真理的神圣偶像地位上轰然倒地，揭示出科学的实质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巧的是，这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把科技作为意识形态的批判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我们知道，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几乎三百年的时间内，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唯物主义获得了人类思想上的霸权地位。在二十世纪初，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信仰是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是达到真理的唯一道路，并且世界有一种合理的逻辑，可以被一个统一的科学框架包容，一切都可以用科学方法或者数字、机械的方法度量；维也纳学派编辑《统一科学的基础》也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种观念不仅在物理学、哲学等方面有影响，而且成为西方社会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有力工具。二战之后，西方学界对现代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社会上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平主义、绿色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等都在瓦解资产阶级有关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它们与这种反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所谓的“后现代的转向”。但是这些思潮和活动都缺乏对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批判，没有像库恩的理论那样把矛头指向西方自希腊时代以来的文化核心——“科学和理性”。库恩的范式论一出，科学的霸权地位就风光不再，范式也就迅速地被推广到各个领域，成为后现代主义主张价值多元性和社会多样性以及批判现代性的最有力的武器。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八十年代在美国发扬光大之后，科学在美国知识界中居然沦落成为了一种“叙事”或者是“话语”。不管库恩本人是不是在主观上要挑战科学和理性以及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客观上，“范式论”和“不可通约性”的出现却是对科学的矮化，造成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泛滥。因此在学术界对库恩本人也形成了极为相反的评价，有人把库恩说成是“后现代之父”，《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后现代主义的《圣经》；也有人批评库恩的范式论和不可通约性是否定了科学的理性和客观性，是相对主义和非理性的，是主张新保守主义的罪魁祸首。连库恩本人都感到奇怪，他一再说他不是“库恩主义者”，但是他这本非常专业的书籍居然有那么多人在阅读，又引起了那么多的误解。他最后的时光一直都在为范式问题、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做解释，但是似乎没有什么作用。在不可通约性的魅力下，库恩自己的辩解总是显得那么软弱无力，人们还是愿意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库恩。
１９９７年，在库恩去世一年半之后，理查德·罗蒂（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ｒｔｙ，１９３１～）的日本弟子，也是学物理出身的科学哲学家野家启一写了一部名为《库恩——范式》的书，为库恩的范式论申辩，称库恩的“范式”是把被实证主义误导的、陷入困境的“科学”重新再生的事件。（《库恩——范式》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５３页）这部可以称得上是库恩传记的著作写法很特别，他把库恩当作“谋杀‘科学’事件”的被告，卡尔·波普（Ｃａｒ Ｐｏｐｐｅｒ，１９０２～１９９４）为审判长，自己当辩护律师，把读者看作陪审员，然后抽丝剥茧似地从科学史、科学哲学的形成到《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产生背景和“范式论”后来的发展讲述。野家启一的辩护结论是，“不可通约性”的概念把库恩带进了“谋杀‘科学’事件”的指控当中，“库恩本人并不否认科学发展的本身，只是否认把它描述成像辉格史观那种向终极真理前进的看法。”（第２０１页）
这就很令我奇怪，一是野家启一申辩库恩的“范式”本意不是摧毁科学偶像，这样的辩护实在没有力量，库恩没有主观故意并不等于库恩就不是“谋杀‘科学’事件”的事实上的“首犯”，甚至连野家本人都承认《结构》一书是维也纳学派一手培养起来的凶器，是新科学送入旧科学阵营的一匹特洛伊木马；（第９０页）二是库恩１９９１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科学史讲座上谈到不存在独一无二的“科学方法”，这被野家看成为“科学的多元主义”，也是“新的科学形象”和库恩最后的遗产。而恰恰在实证主义那里，现代科学追求的正是纯粹性和单一性，祛魅（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的正是多元性，这不是否定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又是什么呢？库恩本人在《结构》一书中就讲，古代的科学并不比今天的科学更差，即使是神话同样可以由产生科学的方法产生，古代的科学“就包含着与我们今天的信念完全不相容的一套信念。”（第２页）这可以说明库恩的范式的确是具有相对主义的色彩；三是罗蒂本人对西方哲学希望建立大一统的知识基础的那种批判精神在野家启一这本书上的影响似乎不明显，野家启一为库恩申辩“无罪”之行为的本身，就是仍然把库恩置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的地位。在我看来，这种申辩既没有必要，也不太成功。但是该书还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库恩科学革命思想叙述最为清楚的一本著作。
野家启一的书最精彩的地方是第三章《偶像破坏者库恩的出场》和第五章《范式论争》。在第三章中，作者有两个见解十分高明，一个是指出库恩是在用人类学的眼光看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另一个就是指出库恩最初是把“范式”作为形成“共识”的辅助工具来把握的。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主流学派逐渐放弃早先的西方文明较其他文明优越的殖民主义的进化论立场，转向科学的文化比较研究。库恩的范式论正是从科学史的角度否定了科学进化的辉格史观，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作者指出库恩用人类学的眼光对待科学史，可以说就是指出了库恩的思想为什么会被看成是文化相对主义，为什么会被后现代主义作为武器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用“共识”的观念来解释“范式”使人们很容易理解库恩的“范式”为什么会与人文的价值观有联系，因此也容易明白为什么科学范式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意识形态的转换，科学可以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一点也就赫然在目了，这当然也是逻辑实证主义批评库恩范式论之所在。
野家启一在第五章中说，把库恩推上“相对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被告席的是同样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波普，问题的起因还是双方争论究竟是“范式”还是“证伪”（用客观事实反驳理论假设）是科学的常态。库恩在辩解过程中认为，科学家同时具有革命性和保守性的两副面具，在科学范式的转换过程中应该借助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这就是考虑到了科学革命并不是一个无停顿的直线过程，相反，波普的科学“是永远革命”的口号，倒像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东西。野家启一指出：“如果科学一开始就是革命的连续的话，那么，就没有称之为“科学革命”的必然性了。”（第１７４～１８１页）我认为这是很正确的看法。库恩所认为科学家的两副面具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存在，而且也可以看成是范式论本身局限性的一个注脚，库恩后来解释“范式”需要借助心理学等人文学科来解读这也是非理性主义可以藏身的地方，所以逻辑实证主义对库恩的批判并不冤枉。
１９６９年，库恩本人在《结构》一书增补的《后记》中针对人们对他的批评和误解说到，“我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结构》，第１８４页）他最后的工作基本上是在范式转换期的“理论选择”、“相对主义”和“不可通约性”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但是在野家启一看来，库恩的努力并不成功。例如在范式的理论选择问题上，库恩说到，科学家在选择理论时，“不可能塑造成与逻辑或数学证明完全类似的形式……只有在双方发现对制定好的规则有不同的理解和应用时，他们以前的协议才不再足以作为证明的基础，辩论才会不可避免地采用科学革命时期的方式继续下去。这种辩论是关于前提的，它借助于劝说作为证明的可能性的序幕。”（《结构》，第１７８～１７９页）野家启一指出：“我们敏锐地发现了最后出现的‘说服’（劝说）这个词，在这里能够嗅到一股非理性主义的气味吧！”（第１９７页）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科学争论前提的时期，争论双方都无法借助逻辑工具指出对方的错误，例如牛顿力学的信奉者和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争论。“说服”（劝说）这个字眼本身可以说就是逻辑实证主义批评库恩非理性主义思想的一个极好的靶子。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野家启一为库恩申辩是多么地为难！
在“相对主义”的问题上，库恩是一个不承认有唯一绝对真理的科学哲学家，这是他与逻辑实证主义，也是与波普主义不同的地�
